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特点: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
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

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

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文人诗外，还有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赋，小说、文论等。

魏晋南北朝也是文的重要发展阶段。

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玄学及佛教、道教从兴起走向兴盛，都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辞赋、骈文与散文三种形式。

散文较之两汉散文，有着明显的变化，一变板滞凝重的面目而为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格局，抒情小赋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受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的风气的影响，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

四、南北朝乐府民歌
此期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乐府民歌。

由于长期的南北分裂，南北地域、社会风习的迥殊，产生的民歌出现了特异的气质和风貌。

北朝民歌气质刚健，表情爽朗，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较广阔，歌颂代父从军的英雄女性《木兰诗，》可以代表北朝民歌的高度成就。

南朝民歌则是一味地抒写男女恋情，其风格与南朝民风的柔弱一致，尽管写的不外是男女的悲欢离合，但写来却千姿百态，抒情真挚缠绵、用意新鲜灵巧，遣词婉转清丽，《西洲曲》是其艺术形式最为成熟的作品。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发展进程中，还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即五言体诗的形式逐步形成并渐趋完美。

建安诗人的吟咏，朴素自然。

晋初陆机即在词句上讲求辞句锤炼和对仗工整。

以后文人力求形式精美，对仗的讲求成为必不可少的表现手段。

而且以陆机起，已开始注意章节的交互变换。

后来刘宋初的范晔也谈到字音的宫商清浊。

到了萧齐时代，沈约，王融等。

经过审辨，明确字音的四声，于是提出须在创作中讲求声律。

此后，调理词句的章节，也成了诗人创作的一项艺术准则。

作为律师语言的风格，也在诗风的不断变革及文人的努力追新中，逐渐趋于新鲜明净，适合了律诗的要求，为唐初律诗的定型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的诗人，从创作精神以致到创作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为唐代诗歌的蓬勃发展准备了深广丰富的基础。

如果说唐代诗歌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珠穆朗玛峰，那么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便是青藏高原，诗没有这个高原，珠峰是无由矗立的。

而这个高原上，仍是山峰林立，蔚为奇观的。

一、三曹与建安诗歌
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诗歌风格，也称为“建安风骨”，“建安风力”
魏晋时期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当时的作家第一次明确了文学的概念、本质和作用。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指出了“诗赋欲丽”的观点，提出了“文气”的概念，并指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所说“文章”包括
诗、赋在内。

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儒家经典相等的地位，对于文学的兴盛有重要意义。

陆机在《文赋》描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灵感之去来，非意志而能控。

来则文思泉涌，无往不得，去则笔底粘滞，苦索无获。

”他进一步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是对曹丕理论的补充和发挥。

他强调了“情”对于诗的重要意义，对文学的抒情特征和艺术的美感给予高度重视，进一步揭示了文学的特征。

“七子”之称出于《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chàng）、刘桢七人。

七子”中成就是最高的是王粲(177～217)，字仲宣，《文心雕龙·才略》称他是“七子之冠冕”。

他以诗、赋见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离乱和人民的苦难。

今存诗23首。

《七哀诗》3首是其代表作。

朱自清先生说,就诗论而言,“…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

(《诗言志辨》)这是一个十分确当的结论。

“诗言志”这一思想,既是中国最早的诗论,也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始终的重要理论。

“诗言志”反映了什么时代的思想?如何理解“诗言志”的原初内涵?“诗言志”说与“诗缘情”说有何关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心得体会。

“诗言志”这一理论命题,最早见于《尚书·尧典》: 帝曰:“夔!命女典乐,教宵子:直而温,宽而采, 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矜! 予击石抚石,百兽率舞。

”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诗歌从诗经到乐府诗,是注意现实主义精神的.而到了曹魏时期,诗歌注意个人抒情.而且陆机会提出了诗缘情,所以魏晋南北朝的诗人多抒发个人情感,到了唐代,诗歌才达到情景的交融,而意境优美.古代诗歌理论中，有“诗言志”和“诗缘情”两种主张。

“言志说”出于《尚书》，“抒情说”产生于魏晋时期。

诗缘情”与“诗言志”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言志”是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诗人的情必须符合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缘情”则“发乎情”不必“止乎礼仪”。

诗人已不必用人为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完全依据诗人的穷通出处、喜怒哀乐而在诗中自由地抒发性情。

可见缘情”这一“新的尺度”，在根本上就是否定了传统的儒家“言志”的道德内涵，而使诗歌迈向情感的审美的世界。

同:
对于诗的本源，古来有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其一是原于心，其二是原于道。

在原于心这一体系中，则有“诗言志”、“诗咏情性”、“诗缘情”等几种说法。

无论是志、还是情性，或是情，总起来都是属于“心”的，也就是说，文学本源于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