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集体经济的制约因素——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摘要：本文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重点考察发展集体经济的制约因素。

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强有力的精英人物不在场，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的常缺席，日益加剧的信任危机的恶化泛滥。

正是这些制约因素使得类似小岗这样的村庄在短时期以内，无法通过简单复制其它集体化村庄的做法，试图发展集体经济，以实现人们所期盼的繁荣富裕。

关键词：小岗村集体经济精英人物领导班子信任危机近年来，随着南街村、华西村等发展集体经济的村庄的“功成名就”，学术界和政界主张发展集体经济的呼声再一次高涨。

特别是当我们将这一呼声与千千万万个普通村庄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将此一问题做简单的普及和推广还是审慎抉择？此举实在关系中国未来村庄的走向和发展态势。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特别谨慎地将之做简单化的推广。

如果我们要将普通村庄置于集体村庄的平面上来考虑的话，我们考察其是否具备发展集体经济的条件。

要考察一个村庄是否具备搞集体经济，笔者以为，至少以下几个方面必须认真考虑。

我们首先必须考察的就是，是否存在一个魅力型的人物？因为一个魅力型的人物是大至民族国家建国与转型、小至一个村庄治理良善的至为关键的因素。

特别是在历史的转折期和关键时刻，尤其如此。

其次，是否存在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也是发展村庄集体经济的重要因素。

只有存在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才有可能将发展集体经济的各项举措真正落实下去。

包括将魅力型人物治村的各项主张真正贯彻落实到位。

再次，我们必须考察村庄内部的信任关系，特别是村民——特别是那些有一定影响力和威信的村民——对我们的党组织、政府和基层组织的信任状况。

没有他们的支持，发展集体经济，只能是空中楼阁或者是永不绽开的花朵。

为了详细说明以上这些问题，我们不妨以三十年来备受关注的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例。

一、强有力的精英人物不在场民族国家从殖民依附到独立自主、从衰败落后走向繁荣发达，无论是在战争革命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转折阶段，无不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关键人物精英集团的领导。

虽然在民粹主义看来，这是典型的精英主义在作怪。

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及我们活生生的事实的话，我们就不会对此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拒斥。

或许南街村的王宏斌、华西村的吴仁宝就是最好的明证。

当我们将我们的思维的兴奋点聚焦在村落的研究上时，我们同样会发现，精英人物对于主导农村发展及其未来走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这一点，在早期的村治研究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做了较好的分析和比较。

小岗村能成为持续二十多年的明星村，原因无非就是当年所谓冒着杀头签协议的敢为天下先的创举。

正是这一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使得小岗村得以跻身于明星村之列。

从精英人物对于推动历史发展来看，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当年血书协议之所以能够签成，主要还是得益于18户农民敢于置生命于不顾的冒险精神。

没有这18个农民精英的主导，恐怕“包产到户”这个新生儿不会那么快降落中国大地。

小岗村当年的“英雄”如今怎样呢？记者肖波、杨玉华采写的文章《今日小岗村：一年超越温饱线，廿年没过富裕坎》的一个细节或许值得我们玩味。

当记者发现关友江被人喊走时，才发现，“原来，18户带头人中的严俊昌、严宏昌是名誉馆长，关友江是现任副董事长。

开馆近两年，游客纷至沓来，他们希望在馆里和‘带头人’合影。

如果游客在馆内餐厅订餐，‘带头人’会走上前向游客敬酒，往往是掌声四起。

”（肖波、杨玉华，2007）昔日的“英雄”如今沦落为陪游客合影、向游客敬酒的“象征”性人物，落落为打造小岗村旅游业的“工具性”人物之时，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还是一个历史的无奈？或许这其中的辛酸与苦楚只有这些“带头人”自己最清楚。

而且，一旦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不在小岗待下去或者天不假时，小岗的旅游业是否会受到重大影响？小岗村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精英人物和一个稳固厚实的权力中心，这是小岗改革初期注定其走不远、也迈不开大步的命运。

特别是当这种情形持续至今之时，更是加剧了这种命运的艰难性色彩。

有关当年改革时的情形，只要看看张德元先生《小岗村观感》一文的调研材料即可。

“小岗生产队（当时小岗是个生产队，后来为了弘扬小岗精神，政府把小岗扩编为村）因为家族因素作怪，内部不团结，分了几次组也未分出个结果来，亲兄弟都拢不一起，最后严俊昌出于无奈，就对大家说，既然你们谁和谁都干不到一起，那就分到户吧。

就这样，小岗的‘包产到户’比其他村的“包产到组”先走了一步，最后中央肯定了‘包产到户’，其他村也就随之由‘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而小岗人在这次农村变革中，却因为‘内讧’成了英雄。

” 因改革初期的内讧成了改革的英雄，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个人的幸运？或许正是这种初期改革时缺乏一个强有力、能够统一全体村民意志的核心人物，致使其弄巧成拙地成为了历史的英雄。

虽然在改革初期这种情形的出现完全有可能成为英雄，但是，却内在地注定了这种改革本身所包含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所在。

特别是改革的方向难以把握。

当改革初期的这种“内讧”一直存在之时，其后的改革“受阻”也就是历史的必然。

例如，最近几年围绕土地是集中起来搞合作经营还是维持土地的分散状态问题，“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与村支书沈浩之间的“矛盾”就是最好的明证。

（王刚，2006）由此观之，小岗村近年来的发展之所以出现了停滞不前，与全国大多数的村庄没有显著差异，如果将其与改革初期这18户农民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敢闯敢干精神相比，今天这种精神显然难以彰显。

个中原因，首先恐怕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人物有关。

二、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的常缺席上文的分析主要是强调改革初始时期和改革的关键时期，必须要有关键性的人物在场，一旦这种人物缺席，改革的成败与发展的效果势必受阻。

这是我们在考察诸如小岗村这样的村庄时首先必须关注的一点。

与此同时，我们强调改革必须要有核心和关键的人物在场，但并不是说单有这一因素就足以有效推进改革。

关键人物如果能够将改革的诸多做法不断制度化，尤其是形成一个良善的治理机制的时候，成功推进改革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据此，我们首先需要考察的是，小岗村的村治情形。

小岗村现任支书沈浩是由安徽省财政厅下派到小岗村就任的。

沈浩2004年到小岗村任职，挂职3年。

1993年严俊昌退休后，小岗村的书记一直是由省里派下来的。

（张志，2006）由省级下派干部到村里工作，无论是从哪一点上来说，这都于理于法说不过去。

如果按照法条主义，这显然与《村民组织法》的精神——“四自”原则，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服务——相违背。

如果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即政府不应该插手属于社会领域的事务、更不谈不上直接派遣干部驻扎的问题。

然而，谁让它是“明星村”呢？（查四自原则）而且，这种由省级直接派遣干部的做法到底效果如何呢？村民又是如何评价的呢？不妨看看《小康》杂志记者张志采写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小岗村试水“集体制”》一文的具体描述：“上面派下来的书记影响了小岗的发展。

派下来两三年就走了，他任期的这几年规划都得不到实施就换了，如果是小岗人治理小岗村早就不是这样了。

”严宏昌对此直言不讳，他是县政协委员，但今年他提交的提案不是“岗人治岗”，而是修一条从小岗村向北通往307省道的公路。

严金昌对《小康》说：“上面派的宣传队、工作组都是搞上两年就走了，搞了政绩就走。

我们对他们持怀疑态度。

”“他们以小岗名义办工厂，要国家的钱，办工厂不在小岗土地上，那不是挂小岗牌子骗国家的钱嘛。

”严俊昌也认为，外地来的人不能起多大作用，“他能脚踏实地保持正确的态度吗？他做了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严金昌说：“我们是有矛盾，对他们有看法。

从县到镇的干部，他们也都恨我们这些老头子。

”（张志，2006）当年的“中国改革第一村”，如今是这样矛盾重生的干群关系。

尤其是村支书由省级“空降”，引起群众诸多质疑，更是值得我们反思。

站在政府的立场来考虑，哪个政府也不愿意错过“小岗”这块牌。

免不了千方百计对之进行控制、干预和支配。

新中国建国以来，省级“空降”村支书恐怕不是多见、而是罕见之事。

尤其是当村支书与当地群众关系处理不善之时，当村民对村支书存在诸多猜疑之时，村里的干群关系势必显得更加复杂、更加缺乏有秩序的状态。

特别是空降支书是为了“捞取政绩”，或者任何“政绩”都捞不到之时，受苦的依然是我们的被治者农民。

这就清晰地说明，小岗村本身的治理机制就有问题。

虽然空降的支书能够在与外界交往时扩大影响，提高治理者的整体水平，带来新的治村理念，也会带来新的项目和发展思路……然而，“空降”支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极为严峻的，有很多问题甚至是致命的。

“空降”支书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就是难以获得其合法性——群众真正认可、接纳村支书及其管治。

当农民视“空降支书”皆为“政绩”来、皆为“政绩”往时，“空降支书”的存废问题恐怕应当提上议事日程。

港人治港已经兑现10年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已经颁布整整10年了，可是在我们小岗村，“岗人治岗”却从1993年至今给架空了。

如果连“岗人治岗”这一最为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其后果只能是，上面越是控制，越是代理，越是空降，其本能的反感与距离感也难以消弭。

只要空降支书问题不解决，只要捞取政绩思想还在作怪，治理良善的机制恐怕也就难以形成。

问题恰恰在于，一个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是村庄走向集体化非常关键的一步。

上述种种情形表明，靠空降支书是难以解决村庄集体化经济的发展问题的。

三、日益加剧的信任危机的恶化泛滥在当今的社会科学理论中，信任被赋予非常重要的地位。

信任与合作紧密相联。

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

我们不妨从信任的三个维度——理性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来分别对之做一些阐述。

从理性上来说，信任是一种与他人的关系，给予信任也就是给予一种可信性。

于是，信任被视为是对他人的可信性的反映，他们的可信性在相信的行动者的判断中是主观地接受的。

在这里，信任具有一种知识论的性质：它们归结为信任者获得的关于被信任者的一定的知识和信息。

没有这种知识，也就很难有信任；即使有的话，也可能是盲目的信任。

正是基于此，背叛信任的机会也是很高的。

从心理上来说，信任毋宁是来自于过去的、最初的家庭中，后来在其他群体、兴趣团体和组织中，渗透着信任或不信任的关系的历史。

它们是个人信任的历史经验的痕迹，固化在信任的行动者的人格中。

就信任文化而言，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的行为。

文化不是上帝给予的，它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社区、或社会群体的历史积累的集体经验的沉淀物。

因而这种文化信任，也就具有一种关于重大的集体的、历史的系谱学的特质。

（彼得·什托姆普卡，2005：82、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