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选录）
（三十）
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曰佛学。

前清佛学极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无关系。

其在居士中，清初王夫之颇治相宗，然非其专好。

至乾隆时，则有彭绍升、罗有高，笃志信仰。

绍升尝与戴震往复辨难（《东原集》）。

其后，龚自珍受佛学于绍升（《定庵文集》有《知归子赞》。

知归子即绍升），晚受菩萨戒。

魏源亦然，晚受菩萨戒，易名承贯，著《无量寿经会译》等书。

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

石埭杨文会，少曾佐曾国藩幕府，复随曾纪泽使英，夙栖心内典。

学问博而道行高。

晚年息影金陵，专以刻经弘法为事。

至宣统三年武汉革命之前一日圆寂。

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学者渐敬信之。

谭嗣同从之游一年，本其所得以著《仁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

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

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己意进退佛说。

章炳麟亦好法相宗，有著述。

故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会。

经典流通既广，求习较易，故研究者日众。

就中亦分两派，则哲学的研究，与宗教的信仰也。

西洋哲学既输入，则对于印度哲学，自然引起连带的兴味。

而我国人历史上与此系之哲学因缘极深，研究自较易，且亦对于全世界文化应负此种天职，有志者颇思自任焉。

然其人极稀，其事业尚无可称述。

社会既屡更丧乱，厌世思想，不期而自发生，对于此恶浊世界，生种种烦懑悲哀，欲求一安心立命之所；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

佛教本非厌也，本非消极，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

学佛既成为一种时代流行，则依附以为名高者出焉。

往往有夙昔稔恶或今方在热中奔竞中者，而亦自托于学佛，今日听经打坐，明日黩货陷人。

净宗他力横超之教，本有“带业往生”一义。

稔恶之辈，断章取义，日日勇于为恶，恃一声“阿弥陀佛”，谓可湔拔无余，直等于“罗马旧教”极敝时，忏罪与犯罪，并行不悖。

又，中国人中迷信之毒本甚深，及佛教流行，而种种邪魔外道惑世诬民之术，亦随而复活，乩坛盈城，图谶累牍。

佛弟子曾不知其为佛法所诃，为之推波助澜，甚至以二十年前新学之巨子，犹津津乐道之。

率此不变，则佛学将为思想界一大障，虽以吾辈夙尊佛法之人，亦结舌不敢复道矣。

蒋方震曰：“欧洲近世史之曙光，发自两大潮流。

其一，希腊思想复活，则‘文艺复兴’也；其二，原始基督教复活，则‘宗教改革’也。

我国今后之新机运，亦当从两途开拓，一为情感的方面，则新文学新美术也；一为理性的方面，则新佛教也。

”（《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自序）吾深韪其言。

中国之有佛教，虽深恶之者终不能遏绝之，其必常为社会思想之重要成分，无可疑也。

其益社会耶？害社会耶？则视新佛教徒能否出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