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1 年英国农民起义探析1381 年英国的农民起义，是封建时代西欧规模最大、程度最激烈的农民反封建的武装斗争。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偏重于对英国经济社会史的研究，但对该事件的原因、状态与影响还缺乏系统而明晰的认识。

笔者仅就所掌握的资料对这些问题做一分析，并对有关评价农民起义的学术取向浅陈管见。

一1381 年的英国农民起义究竟是如何酿成的，起义者的社会愿景究竟何在？弄清这些问题，无疑是理解这次农民起义的关键之所在。

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一般都把英国封建王权征收高额人头税看作是这次农民起义的根源。

实际上，正如一位史家所言，“需要探讨的是远比人头税复杂和根基深厚的原因”，因为“为现存的制度所产生的不满的确一直十分强烈而导致了一次广泛而又分散的起义”。

[1]58 这一现存的制度，当然是中世纪的那种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封建制度。

自诺曼征服后，随着封建化的日益加深和自由农民农奴化的普遍确立，封建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以及诸多的封建役务，一直是羁勒广大农奴的枷锁。

自14 世纪开始，随着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为了满足奢侈生活与适应市场化的需要，封建领主开始让农奴缴纳货币地租，有的进而要农奴缴纳一笔钱来赎买人身自由，由此而开启了“农奴解放”的端绪。

这个过程当然是艰难的。

为了获得自由，农奴常常要将多年积聚的钱拿出。

又因为他在理论上不拥有财产，因此他不得不找第三者当担保人来与领主交涉，由此而受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无情勒索。

此外，教会封建主领地中的农奴一般难以获得自由，因为主教、修道院长等没有权利出卖或放弃教会的包括土地与农奴在内的任何财产。

[2]1 因此，在当时的英国，农奴制在相当的程度上仍然延续，农奴人数仍占据人口的一半。

他们被固定在领主土地上劳动，深受沉重的敲剥，他们甚至不能赶跑来吃庄稼的兔子和鸟，因为这些都是主人的财产，被发现后要被处以罚金。

农奴结婚也要领主批准，不得与其他领主庄园的人完姻，因为这将带来对其妻子及其子女之领主权的纷争。

“农奴的生活水准最低，几乎就与动物差不多。

”[2]13 正因为其人身属于领主，当一个男性农奴去世时，主人就拿走他的最好的牲畜和衣物，如果其没有儿子，还要拿走他的最好的劳动工具。

而在女性农奴去世时，如果其没有未婚之女儿，则要拿走她的最好的衣物和床。

[1]60 此外，教会征收的什一税也加重了农奴的负担。

教会封建主集领主权和神权于一身，对农民进行双重压迫。

1348 年的黑死病（鼠疫），更使得农民的生存状况进一步恶化。

这次瘟疫使英国的人口几乎减少一半。

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苏福克这四个郡，由于劳动力缺乏，一些封建领主力图将已经获得自由的农民重新套上农奴制的锁链，出现了“第二次农奴化（Second serfdom）”的现象。

一些自由农民被强迫在领主的庄园领受一小块地，为领主终身低薪劳动。

而一些农奴要离开庄园，必须与领主达成协议，在农忙时回来为领主劳动。

[3]25 因此，这些郡成为大起义首先爆发和斗争激烈的地区。

有资料表明，在起义中最活跃的村，在肯特有118 个，埃塞克斯有105 个，苏福克有72 个，赫特福德有35 个。

[3]11诸多底层农民生存状态的恶化，也与庄园法庭的衰落有关。

长期以来，农村中的庄园法庭盛行着日耳曼原始马尔克公社的习惯法，农奴在其中利用它来抵制领主过分的敲剥。

但到了14 世纪，随着“农奴解放”与农村人口的逐渐流动，庄园法庭不断开庭的需要被大大削弱。

而且，在国王司法权力扩张和领主司法权的扼制下，庄园法庭更处于消解状态。

其时，王国赴各郡的“巡回法庭”虽被废除，但来自王家的特别调查团的法官继续在各郡巡查。

其任务主要为：提审狱中犯人（gaol delivery），听审与判决罪犯（oyer and termier），追捕暴乱者（trailbaston）。

此外，王廷还不断派出法官去地方强制实施有关财政、工资和治安的法令。

这些人与地方贵族一道，介入农村司法争端，而且还作恶枉法，引起社会不满。

甚至在1339 年的议会上，下议院也抱怨说，追捕暴乱者的调查团更多的是伤害无辜而不是犯罪者。

[4]151-152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教、俗大贵族的领主法庭有所强化。

这类法庭一般都有熟悉教会法或罗马法的专业人士参加，国王的官员或法官则出席其最终的判决。

作为具有巡游特征的领主“议事会（council）”的一部分，这类法庭也随之巡查，解决庄园法庭中悬而未决的习惯法难题，且常常用曲解教会法和罗马法之原理的办法来诋毁、取代流行的习惯法，作出有利于领主的解释。

著名的圣·阿尔班斯（St. Albans）修道院的领主法庭正是引用罗马法来压迫依附农民，确保了领主圈占公共草场放牧以及独享渔猎的权利。

[1]63 正因为如此，1381 年的农民起义常常将法官和法律档案作为其攻击的重要目标。

广大农奴是这次起义的主要力量，但参加者绝不限于农奴。

不少已经获得自由并且开始经营致富的“农民精英”也投身于其中，期盼通过斗争获得更多的权益。

据史家统计，在肯特、埃塞克斯、赫特福德和苏福克这四个郡的180 名起义者中，有100 个拥有1—5 镑的财产，其中竟有15 名超过了5 镑。

在他们之中的36 人中，有15 人拥有14 英亩或更多的土地，2 人达到了32 英亩，9 人为7—12 英亩，12 人在 5 英亩或之下。

有的人还拥有牲畜，饲养数十只羊。

[3]15 这些“农民精英”此时不仅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还担任了庄园、村和百户区的基层头目。

另据史家对这四个郡的70名起义者身份的鉴别，其中有53 人曾经担任过庄园管家、犁队队长（负责向领主报告“十户区”中的罪犯）、百户长、法庭陪审员、治安员等。

[3]17 这次起义后王家派出的有关土地无人继承者的调查，即可为证。

托玛斯·散普森曾经是苏福克郡中发动和组织了五个百户区起义者的一个首领，他其实是一位经营成功的富裕农民（“约曼”），在克瑟、哈克斯德和福热斯顿这三个村庄拥有137 英亩土地，300 只羊和近100 头大牲畜，并与别人合伙在哈维奇经营一条船的运输，仅农牧产品的年收入就达到65 镑。

剑桥郡的起义骨干舒地·坎普斯的约翰·汉查彻，其拥有巴伦五分之一的庄园财产和其他6 个村庄的庄园财产，被认为“至少或许是一个正在演变为小乡绅的约曼”。

[4]180-181 另一位剑桥郡的起义者杰汶普勒的佛里·科柏在6 个村庄里也拥有地产，年收入24 镑。

埃塞克斯的最初起义爆发中心福宾的起义者威廉·杰尔德波勒，拥有价值49 镑的财产，其中有70 只羊，此外，从地租上看，他在这个地区还拥有100 英亩的地产。

来自于肯特郡的约翰·科维斯哈斯特，在兰伯哈斯特、布伦彻利和哈德罗三个教区拥有的地产为37英亩耕地，50 英亩牧场，5 英亩草地和20 英亩樵采地。

剑桥郡的巴顿的约翰·库克，拥有50 英亩的土地。

这些事实说明，“约曼能够为起义提供一定比例的人力”。

[4]181 针对这种状况，有人分析认为“起义者基本是那些男女，他们在一个期望值上升的世界中成长，但却被封建领主权的顽固和王室日益增长的税收负担所压迫”，因此而起来斗争。

[5]64一些城市、城镇的下层民众参与这次起义，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民众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抗争。

以当时王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伦敦为例，该城大约有35000 至40000 人口，只有占人口四分之一的市民拥有市民权，[4]187 市政和行会由少数富商大贾垄断。

广大的工匠、小贩、低级教士等处于底层社会、不享有任何权利。

他们或对重税极其不满，或对自己的生活状态绝望，也都希望通过斗争来改变现状。

再如赫里福特郡的圣·阿尔班斯，当时居住在该镇的工匠与商人，一直在与圣·阿尔班斯修道院的院长作斗争，他们反对那种将该镇说成是修道院庄园之一部分的说法，坚持自己是市民，不受修道院的管辖，并要求官方承认他们永久的自治权。

[5]59而在剑桥、诺里季、约克等地，也都存在着类似的要求与斗争。

英国封建王权所推行的苛暴政策，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这一起义的爆发。

在商品经济发展和“农奴解放”的过程中，不少农奴走出庄园到各地当雇工，成为工资劳动者，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

但“黑死病”使人口数量骤减，导致了劳动力的极度缺乏和物价上涨，也促使雇工常常以拒绝受雇为由而要求提高工资。

从保护领主、行会的利益出发，英国王权通过议会颁布强制性法令。

1349 年，爱德华三世颁布劳工法令，规定12 岁至60 岁的男女，凡没有土地和其他生活资料来源者，都必须按黑死病流行前的工资受雇。

1351 年的法令规定，凡拒绝受雇者，要戴枷下狱。

1361 年又颁布新的劳工法，凡擅自离开雇主者，不但要坐牢，而且还要在身上烙印。

在此情况下，外出打工的农民和工匠，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而受雇，生活十分贫困。

在14 世纪后期流行于世的长篇诗歌《皮埃尔的耕田人（Piers Plowman）》，对此作了生动描写：“劳动者没有土地维生，只能靠双手活命”；“因无钱就餐，只能以过时的蔬菜充饥”；“在匆匆行走中饥肠辘辘，抓些废弃之物来充饥”。

[6]63-65 而接踵而来的苛重税收，则将下层民众逼上了绝境。

1369 年再度爆发了英法“百年战争”，英国在军事上连遭失败，耗费了大量财力。

据统计，英国对法国的几次征讨与对加莱港、阿魁丹的防守，耗费巨大。

1376 至1381 年的这些费用，就耗去了467000 镑。

[7]177 为了筹措战争费用，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英王理查二世于1377 年、1379 年和1381 年3 次通过议会决定征收新的人头税，规定14 岁以上男女，都要交纳人头税。

最初每人四便士，1380 年增加到每人一先令，总额分别为22586 镑，19304 镑和44843 镑，其中1381 年的税额比第一次多一倍。

在此期间，议会还先后以支助战争为名，两次批准征收动产税，分别为75629 镑和56721 镑。

[8]101 王权的这些举措，受到民众的抵制。

据统计，1377 年第一次征收此税时，全国有关档案注册人数为1355201 人，而在1381 年的第三次征收时，此注册人数则为896841 人，比第一次竟然少了约三分之一，为458720 人。

[9]28 这个数字多集中在伦敦附近经济比较发达的郡，其中减少的比例，在肯特为22％，诺福克为25％，伯得福德减为27％，埃塞克斯则高达36％，[5]54-55 这几个郡正是后来起义者集中的地区。

更有史家认为，一些地区的这类数字多的已超过50％，至少也有20％。

[9]27-28 正因为纳税人口剧减，导致王国财政陷入困境。

1380 年2 月在西敏寺举行的议会上，中书令理查·斯克罗普就感叹，征收的人头税和王国教士的支助金总共还不到22000 镑，而对布来顿的半年苦征的军队的薪水就已经超过了50000 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