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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造的许多理论观念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社会学中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变迁代码，也同样在阐述和叙说一种新的变迁的社会秩序，因此作为关注人性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学不可能漠视后现代理论的发展，社会学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重新解读后现代理论。
关键词：后现代，社会学视野，建设性，社会学后果一、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和后现代化：概念的厘定与诠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一词开始广泛流行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许多评论家开始运用“后现代”以及由这个词所生成的“后现代主义”来评论当时在音乐、绘画、诗歌、戏剧、小说、文学批评、电影和建筑等领域中广泛出现的一些被认为是与以往的“现代主义”迥异的文化现象，使得“后现代”以及“后现代主义”等术语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广为流传。
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都不是社会学家，他们更像一些跨学科的社会理论家，其思维的源泉来自于许多不同的学术场域，但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家的批判正在迫使许多社会学理论家们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预设，重新关注那些从事后现代文化产品的生产、分类、流通及消费的群体之间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
后现代使我们敏锐地感觉到一系列的文化变迁，感受到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转型。
[1]在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中，他把其分析目光引领到了理解和解释后现代主义的社会过程与结构，通过社会过程来解释它，并对其实践意义做出评估。
[2]后现代主义者们所创建的许多理论观念正在逐渐地被整合到社会学中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文化变迁代码，也同样在阐述和叙说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如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强调，从生产性社会秩序向再生产性社会秩序转变的过程中，技术和信息的新形式占有核心地位，由于人们用虚拟、仿真的方式不断扩张地建构世界，消解了世界和表象之间的区别（Baudrillard，J 1983）。
[3]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更加具体地指出，后现代不仅包括艺术、知识、学术场域、符号商品的变迁，而且包括社会以及群体和阶级集团之间权力平衡与相互依赖关系的转换。
[4]因此，作为关注人性和社会结构的社会学不可能漠视后现代理论的发展，社会学必须以自己的眼光来解读后现代理论。
但后现代理论是一个高度复杂，充满了晦涩难懂的专门术语以及矛盾的实体，本文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希望能够从社会学的视野来解读后现代理论，去探究那些理论家们所演绎和标识为后现代的文化客体、体验和实践范围。
首先，有必要区分后现代社会理论中几个常见的术语。
事实上，在西方60年代至80年代末之间有关“现代”与“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中，“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这三个概念在一大部分人那里其涵义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差不多都是“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文化”的同义词。
一直到80年代末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性”等相关概念开始广泛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其基本涵义才开始在社会学领域明显发生分化。
在“后现代（postmodern）”、“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和“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中寻求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几个概念之间的含义区分。
事实上，西方很多社会学者对于这几个概念的区分已经进行了许多不同层面的探讨。
首先来看看几位西方学者对后现代性的解释，西方学者一般将“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或思想趋向，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一种社会历史状况，一系列社会历史的发展，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或物质生活方面的一种激进的断裂，一种新的或者正在成为现实的社会类型，或者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一种有自己独特组织原理的新社会整体。
Z·鲍曼（Zygmunt Bauman）将“后现代性”一词明确地界定为一种“社会状态”，[5]与此类似的还有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D·莱恩（David lyon）等。
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把“后现代性”用于描述社会结构的“一种离开现代性的阶段性转变或断裂，它包含着一种具有自己独特组织原则的新的社会整体的出现”。
[6] D·莱恩（David lyon）认为，“后现代性涉及到一些假定的社会变迁，要么是一种其轮廓已经可以朦胧地加以观察的新社会类型正在成为现实，要么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在开始。
”[7]伊格尔顿（Eagleton）把“后现代性”界定为一种思想风格，后现代性指涉一个特殊历史时期，源于西方技术应用、消费主义和文化产业的短暂的、无中心化的世界的转变。
“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
[8]后现代性是终结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思想趋向，它通过消解合法化，走向后现代的话语游戏的合法化，瓦解了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的“堂皇叙事” [9].在哈贝马斯的著作中出现了更多的“后现代性”概念，他指出后现代性是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
[10]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的话就更加具有概括性，即认为“后现代性则指涉人类生存状况方面的一种激进断裂” [11].“后现代主义”一词的用法最早出现在1943年，当时奥奈斯将它描述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微弱的反动，接着是出现在文学领域，然后才逐渐扩散到艺术、建筑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等领域，它主要指称的是一种文化现象。
西方学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主义”界定为一种社会思潮或文化运动，为一种文化逻辑或文化支配，界定为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界定为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把它作为发生在认识论方面的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以及命题，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
伊格尔顿（Eagleton）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风格，[12]D·莱恩（David lyon）在《后现代性》一书中同样也明确地提出着重于文化的“后现代主义”是指称一种文化和知识现象“。
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罗伯特·顿（Robert G·Dunn）等学者则提供一种显然相似的观点，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主义“用来指称”一批范围广泛的艺术实践和人文及社会科学理论，它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当前文化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各种变迁“。
[13]罗伯特·顿（Robert G·Dunn）在《认同危机：对后现代性的一个批判》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是指在学术讨论中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影响的位置的作为一系列理论和认识论宣称或命题的标志。
[14]米歇尔·迪尔（Michael J·dear）在《后现代城市状况》一书中也写道：”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将认识条件作为社会理论疑问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结合进来的本体论立场“ [15].“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也是作为一个与传统社会发展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相对应的概念，社会学者一般将“后现代化”界定为实现“后现代性”的一种过程和实现后现代性的基本动力，是一种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
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中就指出“后现代化”这个概念是用来指称和描述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过程和制度变迁”，是正在实现的过程及其程度，而不是一个完全确定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
[16]菲利普·库克认为后现代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系列能够产生空间作用的实践。
[17]S·克鲁克（Stephen Crook）、J·帕可斯基（Jan Pakulski）和M·沃特斯（Malcolm Waters）等人在其《后现代化》一书中更明确指出“后现代化的过程将导致一种与现代性条件上完全不同的社会形式的出现”。
罗伯特·顿在《认同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化”一词，提出“后现代性状况需要一种对相应的后现代化概念的分析”。
[18]对于后现代的解释，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的观点更具代表性，M.费瑟斯通（Mike Feather Stone）在《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把“后现代”界定前面几个概念的通称，“后现代”一词虽然也首先是在绘画等文化研究领域中产生，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则更多地具有一种社会学的意涵，是一个涵盖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
[19]“后现代”在西方社会学者中间被用于一个涵盖更加广泛的概念，他们往往把“后现代”看成一个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可以看作这几个概念的通称，看作一个涵盖了文化、社会和经济等众多方面现象的术语。
二、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如何寻求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性，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是否能让后现代社会理论开花结果，都是有待我们予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如何去建设性地发展后现代社会理论，消解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所有的偏颇立场，否则后现代理论发展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把自己送进自己挖掘的陵墓。
尽管不同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同一个主题：正处于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那么后现代社会理论如何建设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涉及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后现代主义产生的是否存在一种基本的生成机制，尽管后现代理论完全否认了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存在。
从孔德首次提出实证主义方法以来，实证主义又经过了斯宾塞和迪尔克姆进一步论证、补充、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