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权确认纠纷案收录于高院《案例指导》【裁判要旨】一、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故意提供虚假登记材料造成登记机关错误登记的，如果当事人不是针对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则不属于行政诉讼。

当事人提起民事侵权或确权之诉的，法院对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具有审查权。

二、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各继承人之间是共同共有的关系。

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分割以实物分割为原则，实物不能分割或者分割会减少实物价值的，可采用作价分割。

三、当所有权权属不明发生纠纷时，权利人可以请求法院确认所有权的权属，这是物权诉讼保护的一种。

物权权属确认之诉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案例索引】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2007）萧民一初字第0523号（2007年5月8日）【案情】原告：孙金花，女，……。

原告：曹玉甸，男，……。

原告：曹玉明，男，……。

原告：洪雅芬，女，……。

原告：洪雅珍，女，……。

被告：曹玉海，男，……。

被告：王叶华，女，……。

被告：曹怡凯，男，……。

第三人：俞顺焕，男，……。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洪雅芬、洪雅珍系孙金花与洪茂法的女儿。

洪茂法去世后，孙金花与曹金甫结为夫妻，并生育儿子曹玉甸、曹玉海、曹玉明以及女儿曹雅红。

1986年，曹金甫因病去世。

曹玉海与王叶华系夫妻关系，曹怡凯系曹玉海与王叶华的儿子。

孙金花与曹金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位于裘江东门外半爿街30号老墙门内的一处木结构楼房。

1992年7月，在孙金花楼房的同地段，俞顺焕向他人购买砖木结构平屋一间一弄。

1993年5月13日，经有关部门批准，裘江开发公司作为拆迁人（简称甲方）与曹玉海作为被拆迁人（简称乙方）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拆除乙方两处旧房，乙方调换甲方新建房屋118.98平方米。

1994年12月，曹玉海、俞顺焕以孙金花名义向裘江开发公司出具申请报告一份，由曹玉海作为代表与裘江开发公司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依据二处旧房实际，对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项下的二套房屋归属作出约定，其中：大套归曹玉海所有，中套归俞顺焕所有，二套房屋的差价补偿款由曹玉海、俞顺焕各自承担。

1995年4月5日，曹玉海、俞顺焕分别支付给裘江开发公司款项16912.46元、8313.11元。

同日，裘江开发公司将位于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建筑面积为87.42平方米）、洄澜北苑25幢东单元301室（建筑面积为57.34平方米）住宅房屋分别交付给曹玉海、俞顺焕。

1993年5月16日，孙金花的上述子女订立关于中套新房归属及拆建费分配的协议一份，约定由曹玉海负责支付给其他五人相应数额对价，今后，该五人与曹玉海房产问题无涉等。

1997年8月19日，孙金花的上述六个子女订立分家析产协议一份，确认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归曹玉海所有，洄澜北苑25幢东单元301室归俞顺焕所有。

协议上孙金花签名系伪造。

同日，该协议经公证机构公证。

1998年4月20日，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登记至曹玉海名下。

后孙金花获悉争讼房屋已登记到曹玉海名下，遂向公证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公证机构撤销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公证。

公证机构经调查证实，确认分家析产协议上的“孙金花”签名系伪造，遂于2005年11月29日依法撤销了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公证。

原告孙金花诉称：原告在裘江东门外半爿街30号老墙门内曾有一建筑面积为118.98平方米的木结构楼房，后因商业开发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将该房屋列入拆迁范围。

1995年4月，萧山市裘江综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裘江开发公司）作为开发商，以产权调换形式将建筑面积为87.42平方米的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偿还给原告作为住宅房屋。

1997年8月，被告曹玉海伪造分家析产协议一份，骗取了公证机构公证和房屋所有权登记，将属原告所有的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并一直对原告隐瞒事实真相。

后被原告偶然知悉，遂向公证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要求公证机构撤销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公证。

2005年11月，公证机构经调查证实，依法撤销了对分家析产协议的公证。

此后，曹玉海一直未到房屋登记机构办理争讼房屋的所有权注销登记手续，故起诉要求确认现登记在曹玉海名下的争讼房屋属原告个人所有。

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依共有份额确认原告对争讼房屋享有39.6平方米的所有权。

原告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共同诉称：其均系争讼房屋的共有权人之一，要求确认各自5.66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

被告曹玉海辩称：争讼房屋已依法登记在自己名下，上列原告如对登记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程序上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方式处理；被告与裘江开发公司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后，除母亲孙金花之外，在征得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曹雅红同意情况下，分别支付给各位相应对价，以换取他们放弃对争讼住宅房屋主张权利。

现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违背各自承诺，向被告主张权利，法院不应支持违约人的诉讼请求；争讼住宅房屋已登记至本人名下多年，现母亲孙金花向其主张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故请求法院驳回上列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王叶华、曹怡凯未作答辩。

第三人述称：裘江开发公司因商业开发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对其所有的裘江东门外半爿街的一处旧房进行拆迁。

在拆迁时，将该房补偿问题与其岳母的房屋补偿问题纳入同一份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中。

1995年4月，裘江开发公司将洄澜北苑25幢东单元301室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给我，故该房与争讼房屋无关。

【审理】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位于裘江东门外半爿街30号老墙门内的木结构楼房，是孙金花与曹金甫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曹金甫因病去世后，该财产中一半份额属于孙金花个人财产，另一半份额属曹金甫遗产，由上列原告、曹玉海以及曹雅红共同继承。

在拆迁时，因遗产未予分割，故确认该房屋当时处于上列原告、曹玉海以及曹雅红共有状态。

1993年5月13日，裘江开发公司作为拆迁人与曹玉海作为被拆迁人订立房屋拆迁产权调换（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虽载明曹玉海为被拆迁人，但其此时实际上仍是被拆迁人代表，故曹玉海与裘江开发公司之间订立的上述协议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归属于孙金花旧房的全体共有权人。

1993年5月16日，孙金花的六个子女（或者由女婿出面）订立关于中套新房归属及拆建费分配的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可视为曹玉甸、曹玉明、洪雅珍、曹雅红对争讼住宅房屋的相应份额转让给曹玉海。

但孙金花未在协议上签名确认，事后，也未予追认，故协议对孙金花并无约束力。

孙金花与曹玉海事实上成为争讼房屋的共有权人。

依据清单记载，孙金花旧房的建筑面积为67.88平方米，孙金花对该房享有7/12（即属于孙金花本人的1/2加上属于曹金甫遗产的另外1/2的1/6）的份额，共计39.6平方米，曹玉海（包括王叶华）享有该房5/12的份额。

至于曹玉海辩称，本案争讼事项应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程序处理，本院不予支持。

虽争讼房屋现登记在曹玉海名下，但房屋所有权证并不具有绝对证明力。

现有证据证实孙金花对争讼房屋享受相应财产份额，其与曹玉海（包括王叶华）之间因财产归属问题产生纠纷，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曹玉海的该项辩称不能成立。

曹玉海另辩称，本案已丧失诉讼时效，本院也不予支持。

孙金花请求确认对争讼住宅房屋相应份额享有所有权，确认所有权的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范畴，物权请求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则确认所有权请求权当然也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综上，孙金花为争讼房屋的共有权人，其合理部分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已由曹玉海支付相应对价或者因现有住房原因，已无权再行使对争讼房屋主张权利，故对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曹玉海的辩称，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坐落于杭州市萧山区洄澜北苑25幢2单元502室（不包括装饰装修价值）属原告孙金花与被告曹玉海（包括被告王叶华）共有，其中，原告孙金花享有共有住宅房屋的份额为45.3%（39.6平方米），其余份额由被告曹玉海（包括被告王叶华）享有。

二、驳回原告曹玉甸、曹玉明、洪雅芬、洪雅珍的诉讼请求。

本案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一、关于民事诉讼中能否审查行政行为问题本案在审理过程中，被告曹玉海提出辩解，认为争议房屋已经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孙金花对该行为不服应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登记机关的错误登记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规定，应取决当事人针对何种行为提起诉讼。

如果当事人针对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提起诉讼，属于行政诉讼。

如果当事人针对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故意提供虚假登记材料行为提起诉讼的，则是典型的民事侵权诉讼，不动产登记申请人承担的是民事侵权责任，《物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也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复杂性在于，本案当事人提出的是所有权确认之诉，在民事侵权或确权之诉中，如何对待登记机关的不动产登记行为？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仍采取行政登记制度，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具有公定力，未经法定程序不能否定其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

那么，具体行政行为公定力的存在，是否意味法院对民事诉讼中作为先决问题出现的具体行政行为无审查权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理由：（一）审查权和受拘束是两个不同问题，前者是由谁行使审查权问题，是程序问题；后者是法院将具体行政行为对事实的认定或法律的适用有无作为既定的事实要件而予以承认和尊重的义务，这是实体问题。

（二）这是由我国法院审判制度决定的，我国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权力主体都是人民法院。

肯定法院有适度的审查权有利于案件的审理、节约诉讼成本、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三）不承认法院的审查权，事实上也行不通。

现代各国行政法学通说都认为，无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约束法院的效力，不进行审查，就无法认定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效。

法院原则上对作为先决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审查权，但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使该审查权受到很大的限制，除非具体行政行为有重大且明显的瑕疵而导致行政行为无效，一般而言，法院应当受具体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约束，不得作出与该具体行政行为相矛盾的认定，因为该具体行政行为不是诉讼的标的，基于对国家权力分立秩序的尊重以及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承认的原则，法院有义务接受作为先决问题的具体行政行为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