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我读硕士二年级时，导师让我提前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于是就写了这份东西。
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虽然已经想到了要回应的问题，但大致是以对象问中心的。
一、问题与学术史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部分边远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体现着两者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
本文拟考察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变迁，以加深我们对“蛮夷”地区“向化”进程的理解。
对土司问题的学术探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①，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的逐步兴起。
或许同当时面临着的各种内忧外患有关，如何开发边疆、确立适当的边疆民族政策是民国时期研究土司制度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②。
他们大都认为，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③应废除和削弱土司的势力，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④，使边疆趋向“内域化”⑤。
凌纯声指出：“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
’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
……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
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
”⑥抱着这种致用的目的，研究土司问题的学者大都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利用文献材料与调查材料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基本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偏重于制度的探讨，或着眼于全国，或着眼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两个土司，对从明代乃至更早以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进行历时性的梳理。
这个方面的代表当推佘贻泽，1936年，佘氏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⑦等论文，以后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这是关于土司制度的第一部专著。
⑧该书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①二十世纪初，《东方杂志》、《地学杂志》等刊物发表了一些关于土司的论述和调查。
如《贵州土司现状》（《地学杂志》二年（1911）第十八期）、《四川宁员土司调查记》（《东方杂志》9卷4号。
）、《土司献地外人之密议》（《中亚教会报》1911年9月）、《云南土司一览》（《东方杂志》9卷9号。
）、《土司维新》（《东方杂志》4卷10号）、《改土归流之计划》（《地学杂志》5卷11期）等，作者们大都没有受过学术训练，文章一般都是泛泛而谈，比较粗糙，甚至有不少错讹之处。
算不上严格的学术论著。
②参见朱祖明《中国西南土司问题》（《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
）、童振藻《云南土司考略》（《新亚细亚》第十一卷第六期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禹贡半月刊》五卷五期，民国二十五年五月）等文。
③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④参见参见江应梁《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⑤⑥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二卷第十一、二期合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⑦《禹贡半月刊》1卷1期，5卷5期。
⑧参见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正中书局1947年版。
省对土司的态度等，并总结了明清土司政策的经验与得失，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交通与移民是解决土司问题的关键。
作者以全国土司为研究对象，但对地方社会的状况以及地方文献了解不够，舛讹与片面之处颇多。
但在厘清制度的内容及其沿革方面（这是当时学者们着力的重点），《中国土司制度》较当时的许多论著更为深入和全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凌纯声对土司的考察仍然侧重于制度层面，如土司起源、土官品衔、袭职情况等，但他已经注意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并指出解决土司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
①土司制度研究的另一种取向是注重社会状况的描述。
三、四十年代，一批民族学家深入土司地区，展开细致的田野工作，对土司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作了详实的考察。
1945年，林耀华带领他的研究生陈永龄，对川、康北部交界地区的嘉戎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写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
嘉戎的四土部和五屯部是主要的考察区域，作者将其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考察了嘉戎民族的来源、杂谷土司的兴亡、五屯的成立以及四土的历史，并描述了一普通头人怎样利用兵力战争、婚姻关系以及政治手腕崛起为嘉戎地区领袖人物的过程。
相对于作者1944年写成的《凉山夷家》，可以看到作者对历时性研究认识的变化和加强。
②江应梁是一位有着较深历史学功底的民族学家，民国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两度入滇考察，根据这些调查，结合文献材料，他发表了《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③、《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④等论文。
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土司虽无名义义上的政治地位，但是掌握有地方社会的实际权力，他建议健全政府的组织并加强职能。
在后一篇文章中，江应梁根据《云南通志》和一些笔记，考察了云南西部腾越龙陵边区现存土司的沿革状况，又结合实地调查，论述了该地区土司的行政组织，社会结构，土司阶层的知识文化、生活状况以及承袭的有关规定及具体执行情况。
综观这些民族学家关于土司问题的论著，大致侧重于现象的描述，分析则显不足。
并且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现代社会，虽然有的学者也注意历时性研究，但往往偏重于土司的沿革、中央的政策规定等方面，作为描述现实的背景。
总之，尽管学者们抱有怎样使边政同内政看齐并进的关怀，但民国以前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及其“向化”的过程，却是土司制度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
在文献材料的运用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征引正史、政书以及笔记，地方志特别是府州县志基本上被忽略了。
建国后，土司研究中注重田野调查的传统被放弃，但文献材料方面则有所开拓（主要是地方志受到重视）。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下，学者们力求分析土司地区的阶级分化、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变化等。
土司制度始与何时，特征是什么？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怎么样？其演变、社会属性及历史作用如何？改土归流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土司制度研究中的重点和热点。
1956年，嘉弘发表了《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及改土归流》⑤，认为土司制度奠定于元代，根源可上溯自秦汉之际，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封建主义性质的。
作者注意到了改土归流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果中央能全部控制某地某族，即有所谓改土归流之制，各种设施，包括文化的、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全部风习社教，均要符合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图。
实质上，就是进行了反动的民族‘同化’”。
1963年，江应梁在《略论云南土司制度》⑥中指出，土司制度渊源于汉武帝时，元代初具规模，明代正式形成，并认为“土司制度只能是适应于封建领主制经济的政治制度”，从主观动机讲，应该否定，从客观效果讲，又有着消极和积极错综复杂的局面。
由此在史学界引起了关于土司的含①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第二卷第十一、二期合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期。
②林耀华：〈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二期，民国三十六年六月。
③参见参见江应梁《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边政公论》第六卷第一期，民国三十六年三月。
④这篇文章先发表于益世报史学周刊第九、十期，民国二十八年四月，后收入江应梁著《西南边疆民族论丛》，珠海大学出版社，民国三十七年八月版。
⑤《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2期。
⑥《学术研究》（云南），1963年第期。
义、土司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性质的论争。
学术界大都同意土司社会属于封建领主制，但有的学者认为土司制度也可以在奴隶制或末期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
而尤中则认为土司制度不只在各少数民族内部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还必须从它是封建王朝的一种民族政策的角度来考察①。
对土司地区的社会性质、状况及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实证性研究的有胡庆钧等人。
在《明代水西彝族的奴隶制度》一文中，胡庆钧考察了水西奴隶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奴隶来源、生产力状况、社会等级分化以及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等，并分析了卫所、屯田、儒学、汉人奴隶对水西社会的影响，描述了“水外六目地颇为汉俗”以及逐渐向封建生产关系转化的情景。
②范同寿也注意到了土司地区的社会变迁，他认为明中叶以后，汉民移入，地主制经济发展，土司制度失去了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于是有改土归流之举，改流解放了原土司地区的生产力，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③建国以来关于土司问题的研究中仍然有偏重于制度探讨的取向，并且较民国时期更为全面和深入。
这些著述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不可忽视。
1958年，江应梁发表了专著《明代云南境内的土司与土官》④，在对文献材料进行考辨的基础上，作者考察了土官土司的来历、族系和两者之间的差异、贡赋情况、羁縻制的特征以及明代在云南设置大量土职的原因，并指出土官土司的分布区域及其疆界的变动情况，最后对滇省土官土司进行全面统计，列举出三百多家各种品衔的土职。
对制度探讨最为深入的论著当推吴永章的《中国土司制度渊源与发展史》⑤。
该书实际上是一部传统中国的南方民族政策史，作者从对秦代以来中央央王朝对南方民族的施政方针中探明土司制度的渊源，论述其发展及衰微的过程，并对土司制度下的贡赋、人口、兵役、土地制度及文化政策等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作者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土司制度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过程大致是：渊源于秦、汉代；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宋时期，不断得到充实；正式形成于元代；完备于明和清初；清雍正改土归流后，则逐渐衰微。
”龚荫的《中国土司制度》是一部学术性和资料性的著作，作者统计了元明清时期设于全国十个省区的2569家土司，并考订了其地望、族属、世系以及发生的大事等。
⑥以上简要回顾了土司制度研究的学术史。
笔者认为，尽管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及其变迁历程并没有受到忽视，但这种探讨要么集中于作者当时的社会（民国时期的研究），要么就流于空泛，甚至用理论演绎和逻辑推理来代替历史过程（建国后的研究）。
这些显然妨碍了我们对土司社会的深入认识。
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许多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非中国”或者“化外”的地区，逐渐失去其“蛮夷”色彩，在不同的场景中以及在不同观察者的眼里，时而“化外”，时而“等同与中州”，最后理所当然地“等同于内地”，这种表述上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其背后的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有何意义？较之于民族国家等在近代西方产生的概念，当我们用内地、非中国、新疆、羁縻、向化等中国本土的话语去理解中国历史时，可以获得什么启示？这些问题是传统的土司制度研究所不关心的，也是笔者努力的方向。
二、方法、思路与材料①参见杜玉亭：《试论云南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1期）；张永国：《也谈土司制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3 期；尤中：《简论“土司制度”》（《学术研究》（云南），1964年第5 期）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