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末新公共行政理论诞生以来，一直对公共行政领域产生着显著的影响。
乔治·弗雷德里克森作为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先锋者，其思想对于公共行政的实践活动起着具有相当价值的指导意义。
本书作者从公共行政的本源——“公共性”谈起，对涉及公共行政领域的公正、公平、公民精神及自由裁量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当今公共行政在动荡的变革环境下，必须在政治、价值与伦理方面进行恰当的定位，从而构建公共行政官员所应遵循的价值规范和伦理准则，对于建立现代民主政府和增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弗雷德里克森认为追求社会公平，重视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
（第2部分）在美国，效率和经济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两个支柱，尤其是公共选择和政策分析的公共行政理论，都把效率和经济作为评估政策或政策执行的正确尺度。
虽然效率和经济对于知道公共行政是必要的，但仅此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
要探讨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第一个要回答的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存在自由裁量权的话，那么很多社会公平的观点都将悬而未决。
关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即公共管理者如何将公共决定应用于实践方面，本书作者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是在社会实现正义的多种可能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但在实际执行任何法律的过程中，官员们必然将遇到一些立法者根本未能料到的问题，原则上，官员们在诉讼问题上，始终面临着做出自由裁量权的问题。
他认为允许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适当的。
然而，任何权力都可能导致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
公共行政官员们在做出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决定时，必须充分理解指导他们行为的命令的精神。
为了防止行政失当，公共官员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一定要注意过程的公平，即公平、公开、公正地裁决每一件事，保证全体公民的合法利益。
因此，只有社会公平和效率、经济三者一起，才能作为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指导方针。
接着，弗雷德里克森对“社会公平”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公平是作为民主公正社会的基础，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的因素，是分配公共服务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是理解复合联邦制的知识来源。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个从法律和研究的角度来考察公共行政领域中的社会公平的基础——“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理论包括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公平，也包括代内和代际的公平，预期的机会公平和手段的机会公平以及公平的价值。
该理论为公务员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导。
在他们执行政策使用自由裁量权时，公正、公平一直是指导行动的共识。
也正是这种社会公平的原则指导着我们对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解。
其次，作者还认为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是技术或管理的问题。
公共行政的价值往往和伦理（道德责任）相联系在一起。
（第3部分）因此我们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最根本的是从价值的角度去考察。
一般在缺乏控制和强制标准的情况下，政治人往往会在公共行政中追求个人的利益。
公共行政伦理要求公共管理者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这进一步要求公共管理者持有公民精神的倾向。
作者认为，公共行政除了需要有教养的、以功绩为基础的公共服务，还需要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这导致了公民精神的觉醒，说明了公民精神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性。
公共行政精神中涉及的公共行政伦理的问题包括公正与非公正、是与非、对与错、善与恶等基于价值的选择，也包括爱国主义和乐善好施等高尚的伦理。
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公共行政伦理追求的目标。
一般那些具有公民精神倾向的人具有更高的善和公共利益的观念。
如果政府组织中的主导精神或者集体观念是公民倾向的，那么组织强调的重点会集中在服务、公共利益和有效的政府上。
由此观之，公民精神有助于行政伦理的实现，进而有助于公共行政的实践。
无论是从“社会公平”还是“行政伦理”的角度去阐述公共行政理论，都说明了弗雷德里克森是一个关心公共行政价值的人，他从价值层面思考行政问题，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为政府改革指明了正当的价值取向。
虽然部分学者认为弗雷德里克森关于公共行政的观点可操作性，组织理论也没有详细到具体的组织设计，但是对于公共利益的关注，对公共行政精神的论述，确是最明确不过的公共行政价值倾向——社会公平。
弗雷德里克森的行政思想整体是围绕社会公平这个核心价值来论述的，这是贯穿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行政是已提高效率为坐高价值的，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公平的问题如何来践行社会公平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
一方面应该明确政府依然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导力量。
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述的
公共性决定了政府是公共行政事务的提供者之一，意味着政府与公民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来处理的。
只是政府在这种参与方式中处于主导的作用，这要求行政人员在政策制定时必须以社会公平作为政策的首要原则。
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实现社会公平当作核心任务来捉。
社会公平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以一定的物质为保证，正所谓“效率优先”，但我们不能片面追求发展经济而忽视社会公平，置
“兼顾公平”
于不顾，因此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协调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早日实现社会的公平，彰显公共行政的精神。
第三，社会公平能否实现更大程度还依赖于人们对公平的普遍认可和理解，即公众的公平观的形成，而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内为部分学者认可。
在实践中，如果抛开这种主张深层次的含义，直接在本国行政中倡导“公平”，最终将会因没有深厚的动力，仅仅存在与技术层面，而无法真正实现社会公平。
因此，我们政府应该赋予人们充分、平等的权利，引导他们学法、懂法、用法，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培养一批谙熟宪法、热心公共事务、见多识广的公民，改变他们原有根深蒂固的观念，植入“公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