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接受研究杜昆内容提要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在建国后长期被主流话语忽略和批判,后来随着“沈从文热”在海内外升温, “湘西世界”逐渐成为瞩目和神往的对象。

这个世界是否“桃源”的争论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

“桃源”情结是沈从文和读者共有的,是人类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和期待。

审美经验沟通了作者和读者, “湘西世界”成了沈从文和读者自我救赎和抵抗异化的虚拟天地。

关键词湘西世界;桃源情结;审美经验构筑在水边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和读者群共同推崇和倾心的,是他创作中最富有诗意和魅力的部分。

它充分展示出沈从文杰出的叙事和想象能力,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独特的文学—文化景观。

可以说, “湘西世界”和沈从文彼此成就了对方。

沈从文作品的接受研究中,“湘西世界”的接受自然是考察的重点。

本文试图勾勒建国后以《边城》为主体的“湘西世界”几个层面上的接受变迁,分析其成因和蕴涵,并探讨审美经验的摆渡作用。

一、批判和忽略除了在1957 年出版了一本小说选集,沈从文在建国后和他的创作就销声匿迹,与此相照应的是文学史教材上对他近30 年的批判和挞伐。

如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论及沈从文时, “大家一致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反动作家,其理论是反动的,其作品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批判时基本上“以述代作”,立论依据主要是郭沫若、茅盾等左翼领导人的权威性檄文[1 ] 。

近30 年的文学史教材对沈的批判受左的影响越来越深,注重阶级分析和政治定“为时代所决定的文性,以点概面,因人废言,对作家文艺思想的讨伐和清算,代替了创作批评。

学史的‘生产方式’,显然会制约和影响某一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普遍性思维与结构”,“这些文学史大同小异,都在构造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并且已经顺利纳入当时的教学与学术的生产体制,在消费过程中发生实际影响,影响着人们对文学经典、历史与传统的理解,甚至影响着人们的阅读方式。

”[2 ] 文学史的生产难以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反映出当时的接受氛围与价值取向是多么浮躁和急功近利。

文学史制约着读者的期待视野从而影响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和范围,这就造成了许多青年学生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反动作家,甚至不知道他还是一个小说家。

对沈从文文艺思想批判的同时,文学史家有意对沈从文的作品冷落和忽略。

上述几部教材,除了王瑶外,对20世纪30 年代颇有影响的《从文自传》和《边城》都避而不谈,噤若寒蝉。

相比之下,王瑶对沈作品的简要介绍和分析,对沈文文艺特色的肯定便显得难能可贵了。

王瑶认为沈从文的小说是“多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事⋯⋯他有意藉着湘西、黔边等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鼓吹一种原始性的野的力量。

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

有人说他是‘文体作家’,就是说他的作品只有文字是优美的;其实他也有要表现的思想,那就是对‘城市人’的嘲笑和对原始力量的歌颂[3 ] 。

这些论断,显然揭示了富有神秘性和浪漫情调的湘西是沈从文表现思想的凭借,指出了湘西之于沈从文的重要性,行文间流露出对作品判断的敏锐和文学史家“较真”的勇气。

遗憾的是,后继的文学史一直局限在批判和清算的格局中,对作品的有意忽略造成了沈从文研究的凝固和空白。

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和其它众多作品一样,湮没在历史寂寞的角落里。

诚然,被批判和忽略不是沈从文一个人的遭遇,但沈从文及其作品的命运无疑具有典范性。

曾作为名家的这种接受情况至少说明了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是多么偏狭和顽固。

而时间,我们错误判断的纠正者,虽然姗姗来迟,终未遗忘。

罗杰斯说:“天才的有意味的作品,不论是一种思想,一部艺术品,还是科学发现,最初都极有可能被视为错误的、坏的和愚蠢的,只是到后来,它才最终被评论为创造性的贡献。

”[4 ]今昔对比,历史仿佛给人开了一个过于荒诞和沉重的玩笑,然后做出了公正的裁判。

二、“沈从文热”和“桃源”争鸣“沈从文热”是80 年代中国文坛诸多热潮中的一例,不同的是它显得更为持久不衰。

它首先涌发在海外,“正当沈从文在国内被冷落的时候,国际上却掀起了一股‘沈从文热’。

在香港,沈从文的选集出了一百多种;美国大学里,已经有四人因研究沈从文的作品得了博士……。

”[5 ] 在大陆,沈从文的选集、文集和传记先后由多家出版社推出;在湘西,文学青年争相购买沈从文的书,纷纷传阅[6 ] 。

《沈从文文集》成了“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一百本书”之一。

文坛上还盛传沈从文将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

文学史教材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评价逐渐改观,篇幅增加到以专章论述,肯定他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

研究沈从文创作的文章和专著不断涌现。

文物一般出土的沈从文及其作品,重新受到了读者的礼遇和关注,形成了奇特的沈从文现象。

国内“沈从文热”的兴起固然有政治层面拨乱反正的原因,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于沈从文的作品蕴涵着丰富的魅力,广大普通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热情正是根植于此。

但是“探求魅力的秘密,不能仅仅到文艺作品中去寻找,而应该在文艺欣赏的实践活动中寻求解释。

”[7 ]在新时期诸多研究文章中,有个惹人注目的围绕《边城》是否现实主义的讨论,即有关“桃源”的真实性的争鸣。

1984 年《, 书林》杂志同期刊出四篇争鸣文章,有两篇认为《边城》不是现实主义的小说。

“在这里,作者所要刻画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错复杂的社会关系,而是摒弃一切阶级矛盾的‘君子国’里田园牧歌式的‘人性美’和‘人类之爱’。

”“这种经过作者‘理想化’的小农社会人间关系,在当时战争频繁、动乱不安的旧中国是很难找到的。

”[8 ]评论老调重弹,从真实出发要求沈从文表现阶级性,否则思想上便有较大的局限性。

另一篇认为:“小说描绘的却是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安居乐业、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诚的爱的桃源仙境。

”[9 ] 论者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也要求小说须有阶级性和时代的投影。

两文皆残留着注重阶级分析的批评思维,抛开这一层面不论,相同之处还在于承认《边城》世界是理想化的“君子国”或“桃源仙境”。

与此针锋相对,刘一友、孙韬龙和王继志三位先生随后著文回应,捍卫《边城》的真实性,认为《边城》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

刘文首先从《边城》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两方面论证了“世外桃源”论者的误读,接着指出论者对《边城》人物性格和心理冲突的社会性和悲剧性缺乏必要的分析,对沈的创作动机作了曲解,驳斥了弹了50 年的“世外桃源”老调[10 ] 。

两派立论的依据都是现实生活,向生活真实求证的思维方式是相同的。

有趣的是,刘文在驳斥“世外桃源”论的同时,又在论证“桃源”故事的真实性,这不是有些矛盾吗? 说到底,刘先生也是“桃源”论者,只不过这个桃源是真实的,是个“世内桃源”。

关于《边城》是否现实主义的论争延续了过去时代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批评模式,至于“边城”是“桃源”(不论真假) ,则是双方的共识。

“世外桃源”的有无是争鸣的焦点,究竟哪一种接受更符合沈从文的创作意图呢? 沈创作《边城》又有几种创作意图呢? 一方面,沈从文早就提醒读者:“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桃源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11 ]5几十年来,读者从《边城》中读出了牧歌情调,也读出了忧郁和隐痛。

接受效果如此南辕北辙,充分证明了沈从文作品蕴涵的丰富和复杂。

另一方面,沈从文喜欢说自己的创作近于“情绪的体操”,他后来说:“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文章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

”“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心和梦的历史。

”“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12 ]可以推断,《边城》寄托了他自己一些受压抑的苦闷和幻想,它是苦闷的象征,也是欲望的升华。

沈从文借《边城》中理想化的人生形式,寄托了某种理想,也释放了自己积压已久的情绪和幻想。

《边城》是“湘西世界”的代表作,对边城世界的接受集中代表了大众对“湘西世界”的接受情况。

赵园先生在《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中最早使用“湘西世界”一词,来概括沈从文描绘湘西乡土的作品,认为这个世界是“展示着健全生命形态的湘西,体现着文化批判倾向的湘西,包容着重建民族的愿望的湘西。

在城乡对比、中西参照中,对湘西世界作了多方面的诠释,读出了湘西世界的现代性、现实感和使命感[13 ] 。

至此不难发现,对湘西世界的理解和研究回归并超越了30 年代苏雪林的论断。

之后,桃源争鸣逐渐声歇,如何理解湘西世界的丰厚思想蕴涵成了研究者的重点课题之一。

凌宇在回顾沈从文研究时说:“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及创作内涵,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精神家园的追寻。

倘若这一命题能够成立,那么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究竟有没有一个‘桃源世界’? ……超越思想是否保守、倒退的辩难,回答沈从文创作究竟有没有反映出‘桃源情结’? 在这样一个层次上,也许可以说,沈从文的创作中,确实积淀着一个桃花源原型, ⋯⋯在梦断桃源之后,他要超越‘桃源’,去追寻民族人类的理想家园。

”[14 ]凌文从创作内涵和人生经历透视并提炼了沈的精神历程,对前一时期的争鸣做出了总结,有关“桃源”的争鸣到此一锤定音,研究者不再纠缠在真假的圈子里,转而阐释、发掘桃源的意义和内涵。

“牧歌”作为“桃源”的孪生姊妹,在《边城》70 年的接受史中,牧歌也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肯定的循环过程。

汪曾祺认为《边城》(和沈先生的其他作品) 不是牧歌,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15 ] 。

也是二元对立的一贯思维,忽视了作品的模糊性和多义性。

刘洪涛认为《边城》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

”“牧歌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性,在优秀的作家那里,这种乡土抒情模式也蕴涵了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

”[16 ] 刘文延续并拓展了对桃源牧歌的内涵阐释。

后来者沿着文化和文明批判的思路,继续阐释“湘西世界”的意义。

如有论者认为:“沈从文试图用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社会理想的‘湘西世界’来抵御现代物质文明对人的生命异化和人性扭曲。

”[17 ] 也有论者仍从文本出发探寻《边城》受喜爱的原因:“《边城》受到世界读者的喜爱,在于它所展现的东方神韵及所具有的人类普遍性价值。

”[18 ]我们认为,湘西世界的研究也应重视读者的地位及作用。

三、《边城》改编与“桃源”情结“湘西世界”的接受自然还应包括除文学研究者之外的普通读者的认识、反应和理解,这是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随着《边城》被改编成电影和舞剧,接受主体扩大为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