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与现代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备受全世界关注的一个话题，是各国努力追求的目标。

它与科技积累有密切的关系，科技积累影响着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

中国“感性+顿悟”的思维方式偏重综合，而西方“理性+实验”的思维方式偏重推证，二者对科技积累乃至科技创新有不同的作用。

与西方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思维方式对科技创新起指导作用。

标签：科技创新；科技积累；中西思维一、科技创新与科技底蕴所谓科技创新，即在某一领域的科学或技术方面取得前人所未有的成就，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更合理、更科学、更经济的理论或方法。

工业革命以来，生产、技术和科学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生产依靠技术，技术依赖科学的关系，发展到目前的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物质产品生产关系。

随着新科学的进步，科学理论指导下的一个技术发明，甚至就能够创造和产生一个新兴产业，结果能改变某个领域或整个世界。

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人类思想方式上的重大变革，因此，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创新特别是思维方式创新的重要性。

在科学技术受到全世界重视并且得到迅猛发展的今天，科技创新成为各国普遍追寻的一个目标。

这是一种开创性的活动，需要科学家群体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旦成功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引发一个行业和相关行业——甚至整个社会的革命，因此，在某一领域完成了科技的创新就意味着在该领域拥有了优先发展的权利。

科技创新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科技氛围，需要有深厚的科技底蕴做基础，科技底蕴丰厚与否直接影响着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

因此，科技创新与科技的积累有密切的关系，科技积累是完成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提。

一般说來，国家的科技底蕴和积累与科技创新成正比，也即科技底蕴和积累多理论创新也越多，理论创新越多的结果带来的是新的技术。

当代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科技发达，这与其近代以来科技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二战时期美国相对和平的环境和宽松的政策吸引了大批战争国的科学家，他们也将各国科技发展的成果植于美国的大地上，时至今日已开出了绚丽的科技之花。

中国走的是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

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工匠传统的国家，自己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科技体系。

古代中国技术先进，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然而在科学理论方面却没有什么建树，这与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感性、顿悟”型，观察外部世界依靠感性经验，或说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之上。

通过顿悟方式来观察和探索世界，就其宏观发明来说，总体是模糊的，方式方法方面则是思辨和形而上的。

西方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对，崇尚“理性+实验”，探索和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在依靠精确观察和计算，是建立在精确观察和计算基础之上，其过程是用严密的逻辑来开展，然后进行分析、总结，最后探索和得出自然界或社会某方面的规律或法则。

这是一个纯粹化和量化的过程。

两种思维方式各自偏重一个方面，但是在科技积累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思维方式方法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环境。

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产生各自与自己所在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也因此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方面的价值观念、心理特点等也各不相同。

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各具特色：中国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多向度的，立体性的，辐射四周的。

西方的思维思维方式特点则具单线性和分析性的，是容易诱导出的，流线型的。

分析发现认为，中式的思维方式特点是阴阳互补性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特征为二元对立性。

文化方面，宏观方面概括，中国文化是性理科学，西方文化是智性科学。

体现在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方面也互为迥异。

“中方是用心观察和认识世界，西方是用脑认识世界的”[1]。

下面从两个具体方面加以比较。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注重通过感性经验，运用朴素的辩证思维，从整体上把握世界。

在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认为客观外在世界是从混沌状态、虚空中演化。

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的描述是粗线条的，是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和严格考察的，只是思维者们经过感性直观想象的。

中国的典籍中大多探讨伦理、政治等问题，很少涉及科技方面的知识，以墨家、名家为代表的逻辑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虽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并未在社会中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墨子》对科技知识稍有涉略，如“力，刑之所以奋也。

法，所若而然也”[2]。

但这些记述主要限于感性的层次内，是观察性的，是对力学、光学等某些现象的具体描述而非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没有形成更高层次的系统的理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观察，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3]，“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之也”[4]。

另外还有少部分是关于顺应农时、不涸泽而鱼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3]这些论述通常是与人、与治理国家混杂在一起，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

西方的思想家注重理性在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在他们眼里，世界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从第一个思想家泰勒斯开始，他们就积极探索世界的本源。

早期的思想家们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具体的土、气、水、火等物，后来德莫克里特将其发展到原子这一肉眼看不到的元素，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树立了理性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毕达哥拉斯更认为“数即万物”，把整个世界还原到一个绝对抽象的、规律性和逻辑性极强的体系里，完全脱离了感性的直观，充分显示了理性的作用。

早期西方的大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往往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中包罗万象，除了哲学、逻辑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外，还包括了对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对感官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找出其中的规律，努力让世界呈现出规律性和有序性。

理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发挥出来。

探讨中国的思想产生之源头，可以认为，中国的思想产生伊始即是与政治、伦理等问题紧密相关联的。

中式思维方式方法形成独特的自己体系，到儒家一统思想后，名、墨等诸家等逻辑学派渐微，形成儒家主宰局面，思想界的主流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家们主要关注治国、修身平天下大事，对科技的发展则漠不关心，现实科技活动中中，只有工匠和手工艺者在实践中对技术不断加清和改进，并将改进后的新技术和新发明等通过口授等方式传给后人，但是由于工匠和手工艺者缺少外在方面缺少物质条件，内在方面也无文字传承意识，致使这些成果少有载于典籍，即使有，“中国传统思维也限于直观体验的范畴；有许多重要的、伟大的发明，但很少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理论。

当思维形成定势以后，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吸收也往往限于技术应用的层次，难于接受甚至排斥其内含的逻辑思维成果”[5]。

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方面，中式思维方式重要表现为体验和顿悟，人们相互间的交流主要赖于彼此间共同感性经验基础，彼此间心灵互通等，而非赖于理性的、逻辑推理和分析判断的解释。

中式的思维方式中既无三段论模式的大前提、小前提的，也无因果模式的“因为”、“所以”，他们在相互交流时采取的方式是陈述现象或内心所想，由对方去理解和揣度，中式的思维方式者追求的是刹那间的理解和领会，这样的思维方式需要的是交流者间心灵相通，是知音。

中式的思维方式者交流无需要对具体细节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因而，中式的思维方式者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善抓事情的宏观，善于统领全局，缺陷是对于具体细节缺乏把握。

西方思想在产生的时候就重视理性思维，用理性来认识世界，他们认为，世界是在按照一定的规律在理性的模式产生和发展变化的。

在科技方面，早期，因客观方面的条件限制，中式思维者们在视野范围观察到的视界有限，因而这时他们是以有限的观测事实为起点推理，用理性和逻辑推理和判断思维方式去探究世界的法则。

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家们发现了精确性对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他们崇尚科学实验，运用实验手段和器具，观测分析自然现象，并将这些现象带回实验室，开展模拟实验，对观察对象作精确的定量、定性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出自然界中的规律，再把这个规律应用到自然界中去。

实验的方法逐渐深入人心，成为西方思想界的又一传统。

西方在理性+实验的思维方式下开创了近代科学，思想界也随之蓬勃发展，各家各派层出不穷。

但无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思想界，都少有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和学者出现，科学的分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越来越细，科技思想者也由于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而分为各自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分析其原因，除与当今知识的科技知识极大丰富外，还与人们的思维方式方法有紧密关联。

科学实验中人们对精确的追求越来越细，这也促使科技工作者们的研究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但在全局把握上就有所不足，不那么周到全面了。

经过上面两点的比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间的差别至为明显。

中式的思维方式其主要任务是宏观的观测和判断世界，宏观地把握世界，目的是解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间的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人类社会方面的思考，对伦理问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如何相处的思考，而非思考科学技术方面的具体和微观问题。

西式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主要任务主要相对中观或微观的，目的是征服自然界，表现形式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思考是抽象的、严密的和逻辑的。

由于任务的不同，思维方式方法也就迥异。

故而中式的思维方式者以体验和顿悟的方式来认识社会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等，不用抽象的逻辑关系。

中式的思维方式者用感性直观的观察分析世界，优势是运用直觉把握总体关系，缺陷是由于从整体上对世界形成综合的看法，不深究具体细节，缺少深刻的洞察而明确的体系，达到的是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

西方思维的任务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这些认识任务是形而下的，可以通过实验来获得对其的了解，再通过理性把得到的知识串在一起，形成条理清晰的体系。

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追求精确，运用实验和理性从具体细节上完成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明确的体系但缺少深刻的洞察。

因此，中国人能留下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却不能发现天体运行的规律，能极其精确的计算出圆周率的数值却不能据此提炼出更高层次的理论，而西方人对自然规律和抽象的定理能够做出伟大的发现、给出周密的证明、总结出完整的体系，但却因为缺少对人世的洞察而常常与现实的一切脱离甚远。

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因为所侧重的方向不同，因而表现出比较大的差异。

近代科学中心转移到西方，西方大国引领了科技的发展方向，在古代风光无限的中国落在了后面。

对此现象我们要有正确认识，这种现象并不能能说明西方的思维方式优越、层次高于中式思维方式，而中式思维方式落后、层次低了，实际上，中国的思维方式在科技的积累和创新中同西方思维方式一样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代中国的科技实力不容小觑这一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