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探讨小说传播问题序跋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多达一百三十七种，序跋中保存的第一手数据，为我们研究通俗小说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笔者试图通过研究小说序跋，从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以及明人的自觉传播意识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小说传播的问题。
一、影响小说传播的因素（一）小说地位上升通俗小说创作开始阶段地位并不高，这和明初的政治、思想文化氛围有关。
洪武二十三年，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被凌迟处死，因该案牵连，“坐诛者三万余人，69“其中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7908“且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
”7908二十六年，兴蓝党大狱，指大将军蓝玉谋为不轨，处死，“列侯经下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3866“族诛者万五千人，为《逆臣录》，布告天下。
”3866明初政治气氛紧张；在思想文化方面，统治者实行八股取士的制度，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对文人进行严厉的思想控制。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云：“牛溲马勃，良医所诊，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这里可看出通俗小说的地位较低。
但随着大量层次较高的文人涉足通俗小说创作领域，表明通俗小说地位日益上升。
为《于少保萃忠全传》作序的林梓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进士，历任刑部员外郎、延平知府与云南按察副使。
为《云合奇踪》作序的徐如翰是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进士。
官宦名士普遍乐意为通俗小说作序，并且毫无顾忌地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这表明通俗小说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上升。
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序》认为通俗小说可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并能起到“触性性通，导情情出”的效果。
这里指出通俗小说的重大社会作用，从而肯定了通俗小说的地位。
陈继儒《叙列国传》云：“与经史并传可也”，这里就将通俗小说的地位提高到文学正统的地位。
天都外臣作于万历十七年的《水浒传序》云：“息庵居士叙《艳异编》，岂为晦淫乎？《庄子·盗跖》，愤俗之情；仲尼删诗，偏存郑卫。
有世思者，固以正训，亦以权教。
如国医然，但能起疾，即乌喙亦可，无须参苓也。
”130这里认为《水浒》的艺术性高，而且能够起到有如“国医”的作用，突出强调了小说的地位。
袁宏道《听朱生说水浒传》中记述：“后来读《水浒》，文字益奇变。
《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
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182在明代以前，很多人都将小说视为“末道”，而袁宏道将一般人视为“末道”的小说与“经史”并提，已经将小说的地位提得很高。
但他似乎并不满足，从“文字益奇变”，182即文学本身发展的角度着眼，不但敢于把《水浒传》、《金瓶梅》等称为经典之作，而且还说相比之下《六经》、《史记》为“非至文”、“失组练”，182这个说法相当大胆，这一评价有利于抬升小说地位。
（二）社会各阶层人士喜爱小说通俗小说由于其文字浅显，对读者的要求也相应较低，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喜爱，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阅读对象。
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云：“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
”130朱之蕃《三教开迷演义叙》云：“演义者，其取喻在夫人身心性命、四肢百骸、情欲玩好之间，而究其极，在天地万物、人心底里、毛髓良知之内，……于扶持世教风化，岂曰小补哉！”酉阳野史认为通俗小说能被广大读者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娱乐的功能，朱之蕃的议论中包含着寓教于乐的观点，比酉阳野史的认识更为深刻。
明代通俗小说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喜爱，无论是达官显贵、贩夫市贾、田夫野老或妇人孺子，几乎无人不读通俗小说。
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淳熙八年……上侍太上于椤木堂香阁内说话，宣押棋待诏并小说人孙奇等十四人，下棋两局，各赐银、绢”140由此可见宋代虽然小说作品不怎么丰富，但是宋代的一些统治者都已经相当喜欢小说了，那么明代出现了如此多的小说作家，小说作品，明代的统治者对他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某些统治者对当时的小说是十分喜爱的，并且认为小说的价值比较高。
“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
要以韫玉违时，销镕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
”《古今小说叙》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下太平，人们丰衣足食，社会安定昌盛是人们得以有兴趣阅读且欣赏小说的最根本的前提。
天下小康，人主的提倡使得通俗小说越来越被广泛地传播，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憨憨子《绣榻野史序》谓其经过书肆时，“见冠冕人物与夫学士少年行，往往诹咨不绝”，204足以说明当时士人对通俗小说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与莫大的喜好。
《明史》中记载：“王行，字止仲，吴县人。
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徐媪好听稗官小说，行日记数本，为媪诵之。
媪喜，言于翁，授以论语，明日悉成诵。
翁大异之，俾尽读家所有书，遂淹贯经史百家言。
”7329此记载表明，小商人已经成为通俗小说的新的阅读阶层。
朱一是《蔬果争奇跋》云：“今之雕印，佳本如云，不胜其观。
诚为书斋添香，茶肆添闲。
佳人出游，手捧绣像，于舟车中如拱璧。
”从此记载中可见当时通俗小说广泛流传的情形。
明末社会经济繁荣，思想也比较开放，当时妇女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和书本。
她们或在私塾中接受过识字教育或者凭借个人的阅读粗通文字，这为她们阅读通俗小说提供了前提。
朱一是的跋语中可见明末妇女沉迷于通俗小说阅读的程度之深。
当时识字之人，几乎没有不读小说的。
随着通俗小说地位迅速上升，一方面，一些文人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通俗小说创作的队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另一方面，社会识字率有所提高，新的识字阶层如小商人、妇女等阅读通俗小说显然不成问题，因此，通俗小说的传播面渐广，社会影响扩大。
（三）通过通俗小说传播获得某些利益书坊主通过刊刻，租赁通俗小说可以获取高额利润。
明代中后期的通俗小说刊刻数目之多及传播之广等等迹象表明，刊刻通俗小说是一种很能赚钱的方式，不仅可以获得高额利润，而且资金周转与流通也相当迅速。
如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记载：“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从传播之盛也可以窥见当时书坊主确实可以通过刊刻，租赁通俗小说获取高额利润。
其中还记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
”这里书坊主见别人编订的通俗小说很好卖，所以示意作者编撰新的通俗小说以便刊刻，从而达到赚钱的目的。
有市场就有利润。
因为通俗小说受人喜爱，易于传播，刊刻之后不愁销路问题，所以刊刻通俗小说是一种赚钱快，风险小的行当，因此书坊主不知疲倦地大量刊刻通俗小说；有时候没有什么新的通俗小说可供刊刻了，他们就会主动联系或者邀请通俗小说作者编纂或者创作通俗小说，以便刊刻新的通俗小说，吸引更多的读者。
除了有一部分人通过通俗小说谋生营利以外，还有的人甚至通过通俗小说获取功名。
有些作者创作或者编纂通俗小说的意图根本就不在于文学创作，而是纯粹出于政治上的目的。
他们企图通过创作或编纂通俗小说来谋取政治利益，达到巩固自己政治地位或者升官晋爵的目的。
郑晓的《今言》云：“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
传说宫禁，动人听闻。
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
又言英本开国功臣，卒于永乐年间，以故不庙祀。
而不知……而英始侯也。
”99关于郭勋编撰通俗小说来达到他谋取政治利益的目的的行为，《万历野获编》中卷五“郭勋冒功”是这样描述的：“太祖混一。
规模成于鄱阳之战。
今世谓站酣时。
郭英射死伪汉主陈友谅。
以此我师大捷。
审冒窃其功。
今俗说《英烈传》一书。
皆勋所自造。
以故世宗惑之。
然其设谋则久矣。
当武宗朝。
勋撰三家世典。
已暗藏射友谅一事于卷中矣。
三家者。
中山王、黔宁王及其高祖追封营国公英也。
序文出杨文襄一清笔。
其配庙妄想。
已非一日。
嘉靖初大礼议起。
勋乘机遘会。
奋袂而起。
窃附张璁。
得伸夙志……。
”172此书中卷五“大臣恣横”篇云：“嘉靖间，太师翊国公郭勋凭上异宠……亦超大司马而上之。
”172郭勋编撰这部通俗小说可以说是蓄谋已久，并在编撰小说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凭借此书，一下子就成了翊国公，并且越来越得到皇帝的宠爱，居然权力超过了大司马，可见这部通俗小说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功不可没。
他通过这部通俗小说的传播还树立了自己祖先在人们心目中非常光辉与美好的形象。
同时，自己祖上是如此的荣耀，那么在家族观念强烈的封建社会里，郭勋也就自然一荣俱荣了，自己的形象以及身份、地位也就自然得到提高。
当通俗小说广泛传播所带来巨大社会影响与挖空心思想要获取功名的企图在某个适当的时刻达到暗合时，历史的契机来到了，这样《英烈传》就产生了。
如果说郭勋没有能比别人更清楚地了解通俗小说会广泛传播并且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又能够给某些人带来巨大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利益的话，如果他不是煞费苦心地想要实现自己的目的的话，可能《英烈传》就真的不会问世了。
这是个偶然，偶然中又似乎暗藏着必然。
毫无疑问，他的行为让我们感受到通俗小说传播带来的影响力与震慑力，它确实可以给某些人谋取利益，从而成为他们著作、编纂、刊刻的源动力。
利益会驱使明代作家或者书坊主去创作、编纂、并且发挥他们的全力去传播通俗小说。
（四）发表政治见解的途径与工具通俗小说随着它自身的发展与普遍，到了明代后期，它已经不是单纯作为文学创作而被人欣赏与接受，此时的很多通俗小说都会记述时政。
据统计，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最短的不到一年就被人用通俗小说的形式保存并且广泛传播开来，如《警世阴阳梦》时间差只有7个月，《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只有9个月，它们都是揭露魏阉劣迹的时事小说。
《皇明中兴英烈传小言》中说：“我圣烈传，西湖野臣之所辑也……乃圣天子在上，公道顿明”，这里指阉党魏忠贤在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十一月身败名裂。
《小言》又说“特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小传……共畅快奸逆之殛，歌舞尧舜之天矣。
”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里指出此书卷首有三幅插图沿用《警世通言》。
我们从孙先生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在魏忠贤阉党覆没的时候，作者是非常激动的。
他作此书是匆匆完成并且付印的。
他创作此书时心情非常激动，一方面是因为阉党魏忠贤覆没了；另一方面就是要将此书尽快传给最多的人看，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小说的传播了解这件事情。
作者不吐不快，通俗小说在此时已经成为他发表政治见解的途径与工具，他要通过通俗小说让更多的人了解时政。
又如吟啸主人《平虏传序》中记载：“今奴贼已遁，海宴可俟，因记邸报中事之关系者，与海内共欣逢见上之仁明智勇。
间就燕客丛谭，详为记录，以见天下民间亦有之此忠孝节义而已。
”由此可知，作者写此书的时候是“奴贼已遁”，天下太平的时候，但是作者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上的政治事件，从而记叙这段崇祯初年清兵陷遵化、顺义、固安，袁崇焕入卫诸事，至思宗中反间计，后又逮捕袁崇焕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