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蹒跚：1949——1982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李新冲（扬州大学江苏扬州225002）摘要：1949——1982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分总体性研究、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国别及地区史学史研究和史学流派研究。
在资料建设、学术积淀及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存在着受时代因素的不利影响、研究成果层次较低和缺乏与港台及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互动等问题。
关键词：中国大陆西方史学史成就与问题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23（2011）01-090-03 1949年至1982年，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开始起步。
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报刊文章上，但无专著问世。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界这一时期对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成果作一梳理，力求展现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概括研究成果的特色，肯定研究的业绩，并分析研究中还存在的某些不足。
一、史家及其史学实践概况从研究历程来看，1949——1982年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段：一是1949年至“文革”前。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虽然一方面深受政治的影响，但也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学术界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
一些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评判西方史家及其作品，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由此发端。
二是“文革”时期。
“文革”时期中国大陆学术界遭遇空前浩劫，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步履被迫中断。
三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学术界逐步恢复常态，西方史学史研究也重新起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成果倍出，呈现蓬勃朝气。
随着1983年中国大陆第一部西方史学史研究著作的出现，西方史学史研究迈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从研究对象的范畴来看，1949——1982年中国大陆学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成果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总体性研究；二是西方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三是国别、地区史学史研究；四是史学流派研究。
也有部分作品兼及史家及学派的研究。
以下对这四类成果分别介绍。
首先，总体性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10期)，王庭科《试论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文史哲》1962年3期)等。
耿淡如在文章中一方面着力界定史学史的定义及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热切呼吁学术界建设西方史学史学科，他在文章中指出“这门科学急不容缓地需要建设起来！我们应不畏艰险，不辞劳苦，在这个领域内做些垦荒者的工作，我之所以提出本问题，不是妄图解答而是希望大家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垦荒，斩除芦荡，干涸沼泽，而后播种谷物，于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将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1]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这话多次被引用，也不断鼓舞着后辈学者投身西方史学史的研究。
其次，对西方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的主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主要有：齐思和《批判鲁滨逊的反动多元史观》（光明日报1958年10月13日），克凡《塔乌班什拉格教授和波兰的纸草学研究》（《历史研究》1959年2期)，吴于廑《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的末世感》（《武汉大学人收稿日期：2010-11-4作者简介：李新冲（1985—）男，江苏灌南人，扬州大学，硕士。
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文科学学报》1959年8期），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一》（《学术月刊》1959年9期)，曹未风《对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批判之二——关于“文明起源”》（《学术月刊》1959年10期)，齐思和《介绍两种古代希腊史学名著》（《文汇报》1961年3月3日），郭圣铭《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文史哲》1962年1期)，吴于廑《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6期），蒋相泽《基佐的历史观批判》[《学术研究（广东）》1963年6期]，李华《评两卷本<南斯拉夫史>》（《外国史学动态》1964年6期）等报刊文章。
除了《塔乌班什拉格教授和波兰的纸草学研究》等少数研究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史学状况的文章外，大部分都是以对西方史学家进行不科学的批判为主，从这些文章的标题中便可见一斑。
但值得注意的是，郭圣铭于1962年所作《批判阿诺德·汤因比的反动史观》，在1979年他又发表《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上下）》（《世界历史》1979年第3、4期）纠正原来的不当之处。
另外齐思和在《新史学》（[美]詹姆斯·哈威·鲁滨孙著，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中译本前言中阐述了他对鲁滨孙及其“新史学派”的理解。
这篇序言的篇幅与一篇学术论文相当。
纵观全篇文章，一个关键词汇就是“批判”。
不仅从阶级本质上批判“‘新史学派’是当代美国反动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之一”[2]，而且从学术上批判鲁滨逊的史学贡献，通篇可见“谬论”、“反动”、“腐朽”等评价，缺乏科学辩证的客观分析。
“文革”后至1982年对西方史学家及其作品研究主要成果有：邢向芹《进步历史学家井上清》（《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6期），丁则民《特纳的“地域理论”评价》（《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3期），郭圣铭《汤因比的史学理论及其影响（上下）》（《世界历史》1979年3、4期），冯佐哲《日本著名史学家贝塜茂树》（《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4期），孙娴《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5期），郑福同《吉朋和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复旦学报》1980年5期），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历史研究》1980年6期），张广智《希罗多德：西方史学的创立者》（《复旦学报》1981年1期），张广智《<高卢战记>与凯撒的史才》（《史学史研究》1981年2期），张广智《爱德华·吉本》（《世界历史》1981年2期），陈明鉴《马考莱的史学观点》（《世界历史》1981年4期），张广智《利奥波尔德·冯·兰克》（《世界历史》1981年6期），吴于廑《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十六章书后》（《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卢剑波《塞诺芬和他的<希腊史>等著作》（《历史知识》1982年2期），杨生茂《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学派》（《南开学报》1982年2、3期），张广智《试论修昔底德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复旦大学学报》1982年4期），王宏林《特纳“边疆学说”简介》（《江海学刊》1982年5期），张广智《伊本·卡尔敦及其<通史>》（《历史教学》1982年6期），孙志民《日本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光贞》（《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7期），郭圣铭《波里比阿及其<通史>》（《历史教学》1982年10期），王觉非《俄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2期），马克尧《威尔斯<世界史纲>评价》（《读书》1982年12期）等。
这一时段虽然较为短暂，实际上只有约5年时间，却在研究的质与量上颇有进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注的西方史学范围更广。
“文革”前的相关研究成果非常少，关注的西方史学范围比较狭小，而“文革”之后老一辈学者将西方史学史领域多年的学术积淀释放出来，加上很年轻多学者积极加入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行列，使得研究成果大为增加，相应的研究范围也扩大了。
二是观点更为客观科学。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两个小时段的时代环境差别很大，以前文所述郭圣铭受时代条件限制在两个时段对汤因比的不同观点最为典型。
在“文革”之前学者们难以摆脱“左”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西方史学家的批判是被迫的，而“文革”之后，学者们可以从客观事实出发，客观全面地分析西方史学状况，于是出现了与政治上“拨乱反正”同步的学术上的“拨乱反正”。
第三，对国别、地区史学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齐思和《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文史哲》1962年3期），《美国主要史学机构和部分现代历史学家简介》（《世界史动态与资料》1978年2期），何国文《法国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在历史观发展中的意义》（《学术研究》1979年1期），陶松云《俄罗斯的中世纪史学》（《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通讯》1979年1期），程西筠《英国史学发展概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3期），郭圣铭《古希腊的史学遗产（上下）》（《上海师大学报》1980年3、4期），李幼蒸《法国当代的历史思想》（《世界历史》1980年5期），金海民《东德研究史学史的若干情况》（《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1期），冯承柏《关于美西战争起源的美国史学》（《南开学报》1981年1期），孙秉莹《理性时代的法国史学》（《史学史资料》1980年6期），余嗣《捷克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11期），郭圣铭《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史学》（《历史研究》1981年2期），郭圣铭《古代罗马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2年1期），郭圣铭《西方史学发展概论——古代希腊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1年12期），严钟奎《启蒙时期的西欧资产阶级史学（《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4期），郭圣铭《中古时期欧洲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2年2期），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年5期），王养冲《法国大革命史编纂学中的进步传统》（《历史研究》1982年6期），郭圣铭《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末叶欧洲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2年6期），郭圣铭《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法、德、俄史学》（《外国史知识》1982年12期），杨生茂《漫谈美国外交史学》（《历史教学》1982年12期）等。
这些文章对东欧、西欧各国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史学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
其中齐思和在《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将欧洲历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着眼于中国欧洲的史学比较研究。
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和欧洲的史学传统，是世界上两个主要的历史学传统，我们正可以加以比较研究”[3]。
总体来看这些文章勾勒出了西方各国各地区史学发展的概貌，并且整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一方面为以后的相关研究从观点上给予参考和启发，另一方面从资料上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对史学流派的研究主要成果有：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何顺果《从<苦难时期>一书看美国“历史计量学派”》（《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10期），黄绍湘《评美国“新左派”史学》（《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2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