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夫子不为卫君”与孔子的政治理念 _ 姓名_ 耿若鹏 _ 学号________ 3140104226_ __授课教师____________ 陶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专业______ 自动化（控制）___________________年级_______ 大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夫子不为卫君”与孔子的政治理念《论语》一书，微言大义，记录了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很多看似平淡无奇的叙述中都包蕴着深刻的内涵，我选取《述而》的第十五章做一个浅显的分析。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

”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这一段话讲的是孔子在卫国期间的故事。

单从对话看，是冉有想知道夫子是不是赞成帮助卫国国君，却不直接去问，而是去问子贡；而子贡也不直问孔子，却问孔子对伯夷、叔齐的看法。

最后子贡从孔子对伯夷、叔齐的看法中推断出孔子不赞成帮助卫国国君的结论。

这段对话的背景是卫国国君辄与其父公子蒯聩争位。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述说:《左》定十四年《传》言,卫灵公太子蒯聩得罪君夫人南子,出奔宋。

哀二年夏,灵公卒。

夫人曰:“命公子郢为太子,君命也。

”对曰:“郢异于他子。

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

且亡人之子辄在。

”乃立辄。

又《经》书:“六月乙亥,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

”此蒯聩出奔及辄立拒父始末也。

剻聩是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的儿子，却意图谋害南子而被其父卫灵公一怒之下驱离卫国。

卫灵公死后，君位传给了剻聩的儿子辄，而剻聩却借助晋国的势力兵临卫国，想要夺取君位。

卫国国君辄得到齐鲁两国的支持，兴兵拒抗剻聩。

其时，孔子及其门人正在卫国做公养之士，食君之禄，分君之忧，孔子在政治上必须做出抉择，因此他的弟子就是否帮助卫国国君之事询问孔子。

关于这件事的性质，还需要进一步探求，才能理解孔子为什么会做出那样的答复。

关于这件事，《公羊传》有评论：“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戚者何?卫之邑也。

曷为不言于入卫?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秋八月甲戌,晋赵鞅帅师及郑轩达帅师战于栗,郑师败绩。

冬十月,葬卫灵公。

十有一月,蔡迁于州来。

蔡杀其大夫公子驷。

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

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

此其为伯讨奈何?曼姑受命乎灵公而立辄,以曼姑之义,为固可以拒之也。

辄者何为者也?蒯聩之子也。

然则何不为立蒯聩而立辄?蒯聩为无道,灵公逐蒯聩而立辄。

然则辄之义可以立乎?曰:可。

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不以家事辞王事,以王事辞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毂梁传》有言：“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

纳者,内弗受也。

何用弗受也?帅师而后纳者有伐也。

以辄不受也,以辄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

信父而辞王父,则是不尊王父也。

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依照二传的说法，辄拒剻聩合天理，顺人心。

剻聩以子犯母，以下犯上，是为不孝；自绝于卫，勾连晋国，是为不忠；在国内多行不义，国人厌之，是为不仁不义。

剻聩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早已失去了成为卫国国君的合法性。

“辄之拒固灵公之志，亦宗社之计，不得不然，虽聩在军，而其为拒晋非拒父，不惟当时谅之，即圣人亦谅之。

特不能去位自全，此则辄之自陷于逆耳”1。

辄拒抗剻聩，不是儿子拒抗父亲，而是遵循卫灵公的旨意，是父亲拒抗儿子；是依照君命行事，是国君拒抗臣子。

这符合春秋时代的政治原则，深谙周礼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个中曲直，不可能不明白哪一方合法，哪一方应受支持。

“如果子贡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其他的可能性：孔子持有另外与之不同甚至相反的政治原则，或者夫子对事件性质究竟适应哪条原则没有了主见”。

2我们将继续讨论下去。

冉有没有自己直接去问孔子而是找了子贡，子贡不直接转引冉有的问题而是询问伯夷叔齐“何人也”？他这样询问得到了孔子的回答，再做出自己的推断，会不会曲解孔子的意思？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可以推定子贡对孔子的解读也应该是正确的。

实际上，子贡是一个很擅长问问题的人，《论语》中有记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

’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论语·公冶长》) 那么为什么子贡不直接问孔子是否支持卫君呢？因为“礼,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况且是询问卫君呢？故子贡聪明地从伯夷叔齐讲起，以引出夫子的看法。

伯夷、叔齐在《论语》中多次出现，是孔子比较认可的贤人，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二人，尚未有考古明证，但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写了两人的传。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

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

伯夷日：“父命也。

”遂逃去。

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

国人立其中子。

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

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

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日：“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日：“此义人也。

”扶而去之。

武王以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

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日：“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史记·伯夷叔齐列传》）伯夷、叔齐兄弟相互让国，皆不继位，一起出奔西伯，适西伯薨，武王伐纣，谏武王而不得，及至商纣灭亡，天下宗周，耻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

子贡提到伯夷、叔齐，是想用二人让国之事来询问夫子对卫国父子争国之事的看法，但是夫子的一句“求仁而得仁，又何1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2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怨”是对二人让国行为的评判吗？且看在《论语》中其他几处对伯夷、叔齐的论述：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论语·公冶长》）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

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

身中清，废中权。

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这三段话都没有提到伯夷叔齐让国的事，却有对其饿死首阳山一事的评述，但是我们不能就此便推断孔子不赞成伯夷叔齐让国，因为在《论语》中孔子推崇“让”的美德。

故从这一点出发，子贡当然可以得到孔子“不为卫君”的结论，因为叔齐以弟让兄，剻聩毕竟是卫君的父亲，卫君不以君位相让，即便有再多的合法性，也与伯夷、叔齐兄弟相让的行为也不可同年而语矣，境界相差甚远，所以孔子是不赞成卫君的，那么事情是这样的吗？“夫子为卫君章从来亦不得解。

但以父子争国与兄弟让国相比较，虽常人犹知之，何待求、赐？正以父王命与父命比较，王事与家事比较，则急难明耳。

盖齐受父命，辄受王父命，辄未尝异齐也。

夷遵父命，聩不遵父命，是聩实异于夷也。

夷让齐亦让，是让当在聩也。

聩争辄亦争，是争不先在辄也。

况叔齐之让，祗重亲私；卫君之争，实为国事。

盖亲不敌王，家不废国，万一夷、齐并去而二人相对，惟恐国事之或误，而稍有怨心，则必为卫君，而不谓其并无怨也。

如此，则二贤之问帛锋对而解悟捷，主客隐显极为可思。

然且二贤终不去卫，一为之使而一为之殉，则当时之为辄而拒聩为何如者，况卫人也？”3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剻聩争国，不合礼，不顺人心，孔子不可能赞成剻聩。

既然夫子不可能赞成剻聩，那么子贡又是如何得到“夫子不为卫君”的结论呢？是不是夫子评价伯夷、叔齐时，所评价的行为并不是他们的以国相让呢？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可见夫子赞同伯夷、叔齐的地方在于他们追求“仁”的理想，并接受了追求理想所带来的结果，所以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去埋怨。

显然如果“仁”的理想只是“让”的德行，带来的后果仅是两人均没有继位，便开始谈论“怨”，那么伯夷叔齐的境界便不足以让夫子赞赏。

那么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夫子评论的是他们在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际，武王即将伐纣之时劝谏周武，而在周得九鼎后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举。

那夫子所讲的“仁”是什么呢？孔夫子讲“克己复礼为仁”,“仁”与“礼”是密不可3毛奇龄，《论语稽求篇》卷9分的，孔子非常推崇周朝的礼法，孔子关于礼制的核心思想便是“正名”,其提出也与对卫的政治态度有关: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夫子所讲正名，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依其位，各尽其责，构成政治生活中的有序画面，在这种有序的政治环境下，贵族有礼法可依，平民安居乐业，礼乐征伐由天子出，“吾闻家国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差”4，周公之治也不过如此。

关于这一点论语记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论语·季氏》)从上面这些可以看出孔子是不赞同礼法上的失序的，特别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

武王伐纣便是以臣伐君，是一种失序，对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来讲，就是一种灾难，所以伯夷、叔齐会说：“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孔夫子应当是赞赏伯夷叔齐对礼法的坚持，对社会有序、和谐的维护。

那么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夫子岂非答非所问？事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先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孔子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回答。

在当时，孔子面对的是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诸侯连年征伐，但是周朝的礼法尚未完全被摒弃，贵族生活的影子一息尚存，春秋的大幕即将落下，一个崇尚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

而孔子便在这样的时代意图“克己复礼以为仁”，奔走列国，振木铎以传道，恢复周文之治。

但是到卫国君乱之时，孔子已是看透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当子贡问他“伯夷叔齐何人也”时，他岂会不知子贡问的是他对卫国政治的态度？他的一句“求仁而得仁”已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子贡：卫国君乱只是这个礼乐不复的时代的一个缩影，在这个政治闹剧里，双方都不合乎礼，都不值得赞成。

虽然卫君更得人心，但是也与夫子心目中值得帮助的君主想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