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和设计－－以湖北省为例摘要：现代区域经济理论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湖北省现有的“两圈一带”战略定位的依据是区域分工，这并不符合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层级性特点。
湖北省应该定位于区域梯级发展战略。
具体设计是以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和经济发展要素最富集的武汉城市圈和江汉平原为先发，以形成湖北省区域发展的双引擎。
在此基础上，利用襄阳和宜昌两市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湖北省区域发展的两翼。
恩施和十堰以及神农架林区作为尾翼，发展轻型的旅游服务业，走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最终形成湖北省区域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区域发展，战略定位，战略设计，湖北省区域发展战略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根据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对片面强调区域均衡发展、轻视经济效率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从效益原则和效率目标出发，重新对区域发展进行战略定位，开始对区域经济布局和区域发展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决定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和在部分省区实施特殊政策。
1988年，全国省长会议决定实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让具有更大发展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然后通过逐步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逐步向中部和西部地区推移，不断缩小区域发展的差异，为最终走向全面协调的区域发展局面创造条件。
这一非均衡的区域梯级发展的战略定位，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从古典区位理论到现代区域经发展理论大多认为，区域发展水平和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区域发展一般都是从要素集聚的中心区域不断向外扩展，经济发展也呈现块状或层级推进，最后形成多区域的均衡协调发展。
古典区位理论最早是冯·杜能在1826年创立的农业区位理论[1]，它第一次试图解释区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1933年，瓦尔特·克里斯塔勒提出中心地理论[2]。
1940年，奥古斯特·勒什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3]。
1949年，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外围思想，并运用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指出了拉美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外围，即依附性发展理论[4]。
现代区位论摆脱静态的区位优势，开始立足于整体经济，以实现区域发展要素的充分利用和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
20世纪60年代，艾萨尔德将古典的静态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重点分析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从而考虑到了区域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要求[5]。
1957年，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是与要素资源的利润动机相联系的。
发达地区由于要素报酬率较高，其他区域大量的要素资源必然流向发达地区。
发达地区由此不断积累竞争的有利因素。
因此，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是从条件较好的发达地区开始的，一旦发达地区获得超前发展，它们就会不断积累竞争的有利因素，并在循环积累的过程中，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但是，有利因素的积累在超过一定的限度后，在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下，要素资源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形成从发达地区向其他地区进行扩散的效应，不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机会就会到来[6]。
也就是说，区域发展应该适应要素资源对利润追求的要求，率先发展具有要素资源优势的发达地区，然后利用扩散效应，带动不发达地区的发展。
1958年，赫希曼明确指出，“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7]。
”保罗·弗里德曼于1966年构建了一个二元空间结构。
给定中心区域的发展条件相对于外围区域的发展条件优越，则生产要素必然会从外围区向中心区净转移，中心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就必然先于外围区域，形成外围区域依附于中心区域的经济现象，即二元空间结构的单核经济发展模式。
但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中心区域的要素回报不断降低，从而促使生产要素不断向外围区域转移，外围区域的经济发展机会增强，中心区域先发的单核结构模式逐渐为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共同发展的多核结构模式所替代[8]。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些欧美的经济学家寻求用实证方法来研究区域发展的收敛或发散。
著名的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在给定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即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样，随着区域经济的增长，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将逐渐缩小，因此，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就呈现收敛的趋势。
1965年，威廉姆森认为，经济发展的前期，要获得经济增长，其必然前提是区域差异的扩大。
因为，在更具有发展潜力的地区集中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才能提高这些有限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否则将导致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
这些地区理所当然地成为先发地区。
在经济发展进入成熟的后期阶段，资源比较丰裕，这使新的经济增长点可能出现。
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必然会与先发地区不同。
因此，他认为区域差异从扩大到缩小是遵循倒“U”形轨迹的，并最终实现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9]。
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等都对区域发展进行了研究，为制定区域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1909年，A.韦伯提出工业区域发展的集聚概念[10]。
1955年，佩鲁在此基础上提出增长极理论[11]。
后来，布代维尔、弗里德曼、缪尔达尔等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
增长极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在自然状态下总是不平衡的。
从地理空间上说，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同的。
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一些主导产业和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的行业，而这些主导产业和拥有更强的创新能力的行业往往会由于外部效应而在空间上进行集聚，形成经济优先增长的中心，并对周邻地区产生较为强大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然后，通过各种渠道向周边以外的地区进行扩散，最终形成对整个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
这些经济优先增长的中心就是增长极。
一般来说，有两种途径可以形成增长极：一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企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规模经济效益的理性原则而自愿集聚在某些地区进行发展，并逐渐形成经济优先增长的增长极中心；二是由政府进行战略谋划，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组织重点投资，促进增长极的形成。
从后一个途径来说，要创建增长极，应该实行向增长极中心的投资倾斜政策，并为增长极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积极构建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网络关系，进一步扩大增长极的外部效益。
通过增长极的极化作用和扩散力持续扩大发展规模，并带动后发地区的经济发展。
点轴理论是对增长极理论的扩展。
它不仅重视增长极这个“点”的作用，更强调通过“点”“点”间的“轴”的作用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随着不同地区增长极的形成，多个增长极的扩散就会形成增长极之间相向的要素集聚，从而在增长极之间的“轴”上产生相对密集的要素流，形成区域内相对于增长极而言较为发达的轴线。
这种轴线一般是沿着交通干线展开的，它一旦形成，对开发交通干线沿线地区的发展潜力是较为有利的。
轴线地区以其区位优势，吸附企业和经济部门等聚集，形成次发优势，最终将成为一条更为开阔的增长地带。
点轴理论的实际发展路线是，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选择具有开发潜力的交通干线作为发展轴进行重点开发，再确定发展轴上进行重点发展的中心，即增长极[12]。
从这个意义上说，点轴理论与增长极理论既有相同之处，即“点”的增长极作用，也有不同的地方，即点轴理论的起点和着眼点是在“轴”上，而不是在“点”上。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退四个不同发展阶段[13]。
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形成区域发展的梯度推移理论。
梯度推移理论认为，创新活动是决定区域发展梯度的决定性因素，创新活动大都发生在高梯度地区。
区域的经济部门是由区域内的主导产业部门决定的，它又决定了区域的产业结构，并进一步决定着区域发展。
因此，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就显得尤其重要。
区域主导产业部门处于创新阶段，该区域将具有发展潜力，该区域就是高梯度区域。
随着产品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就会逐渐从具有创新活力的高梯度地区向不具有创新活力的低梯度地区转移。
厉以宁提出中国特色的中心城市联网辐射理论，即将全国县域划分为经济发达、较发达、欠发达、落后等四类，以发达和较发达专区或县为点辐射、线辐射或面辐射中心，分期分批地缩小欠发达和落后地区的面积[14]。
古典区位理论关注区域的静态独立发展，缺乏对区域发展的关联性研究，因而无法提出区域间存在差异性的整体发展战略。
但是，无论是古典区位理论还是现代区位理论，都是以承认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为前提进行研究的。
然而，现代区位理论更关注区域间差异性的动态联系，并据此提出了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以期最终实现区域间均衡协调发展。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区域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实施非均衡梯级区域发展战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确实取得了发展的成功。
反观实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迄今还没有取得成功发展的先例。
因此，我们认为，非均衡的梯级发展战略是区域发展的普遍规律。
之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大多实施非均衡的区域梯级发展战略，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财力等资源也很有限，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需要对具有较好资源优势的重点地区进行扶持，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然后，已经发展起来的重点地区通过向其他地区进行要素扩展，再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二、湖北省现有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及其存在的问题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和资源禀赋上的差异。
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基础的梯度推移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资源禀赋较为丰裕以及创新活力较强的高梯度地区，可以获得更快的发展，然后通过高梯度地区得产业和要素向低梯度地区的推移，带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或资源禀赋较为贫瘠以及创新活力较弱的地区的发展。
因此，按梯度推进区域发展可以取得较好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1世纪初，湖北省始终没有明确的区域发展战略。
自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湖北省开始积极探索区域发展战略之路。
2002年以来，以武汉市发展为龙头，湖北省先后提出了局部性的武汉经济圈、武汉城市圈等区域发展战略[15]。
直到2008年，经过谋划和专家论证，湖北省正式提出了涵盖全省的“两圈一带”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16]。
“两圈一带”的含义是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再加上一个长江经济带。
它作为湖北省整体发展战略，不仅在湖北省占据着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而且在全国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围绕“两圈一带”的区域发展战略，湖北省随后又提出了振兴大荆州的“壮腰工程”[17]、“一主两副”布局(一主是指省域中心城市武汉市，两副是指宜昌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以及2014年初提出的“汉江生态经济带”等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