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世界公认的。

而在这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一颗卵石几沉几浮，那就是影响了中国人近三千年的儒家思想。

这三千年的思想传统不在于古老——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古老的文明，而在于它有新的内容。

正是这样，它被时间注入了新的活力，以致没有被挤出历史舞台。

难道我们不应该保留它、雕琢它，让它——儒家思想在当今大放异彩吗? 儒家思想在现代人看来是古老的、生疏的，但并没有被人们完全遗忘，我们不能否认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脑子里都还或多或少地印有着它；它是有弊病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抛弃它，殊不知无源之水不能流长、无本之木不能繁茂，一个全新的来历不明的思想是不易被人们承认并很快接受的，是取代不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地位的。

那么，我们的社会是否可以不需要任何一种道德机制呢?答案是不，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必须具有某种精神制约机制，使每个社会成员知道应如何行事而不致与他人、与社会相冲突。

尤其是在经济增长与道德滑坡相矛盾的今天，更需要一种精神机制润滑于其中。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将现成的儒家思想批判地继承下来呢? 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和经济的大变革，引起了思想文化的大变革，出现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

其中被后世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从此儒家思想便和中国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儒家思想是以孔子的思想为基本内容的，但也因经历了历朝历代而被修改或加以新的诠释，主要目的是使儒家思想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这不免使得儒家思想中夹杂了迂腐的东西。

所以现今我们要发展儒家思想就必须用其根源——孔子的思想———一张未经涂画过的白纸，所以当今的中国要发展的儒家思想是以孔子的思想为主的，当然也不抛弃博大精深的儒学中的其他的精华。

孔子的学说可以叫作“仁学”，是一门研究人与人关系的学问。

孔子提出了“仁”和“礼”等概念，“礼”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而“仁”是“礼”的根本内涵，是伦理道德观念的基本根据，是作人的根本道理，是人们应该追求的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仁”是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

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代社会发展的状况。

春秋时代，铁器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发展了，私田扩大了，因此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使失去生产兴趣的劳动者对生产发生一定的兴趣，不再逃亡，使他们能“近者悦，远者来”，以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

同时又由于周天子势力衰落，诸侯竞起，统治者内部矛盾重重，战争不断，这一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在这样的“春秋乱世”，孔子本着内心的仁爱和对社会的忧患，为了挽救衰微的周礼，所以提出了“仁”，并希望人们能按照“礼”来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以达到“仁”的境界。

孔子曾希望以政治手段使“天下无道”归于“天下有道”，但这一手段的实现在社会大变革的浪潮中阻力极大，那么中国人为什么又能被儒家的礼教约束了几千年呢?这当然和封建统治者对其扶植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仁”把外在的“礼”变为内在人性的心理原则，使外在的强制性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理性活动，从而使 “礼”具有更牢固的基础。

例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这句话中，孔子既主张了对个体人格的完善和追求，又强调了学习及自我约束对于造就“仁”的重要性。

试想在今天学校中实行的德育教育不也是在试图使每一个学生的道德修养提高吗?而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作法相比一个近乎于强迫式地命令，一个是正确地疏导，应取何而为之呢?又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别看只是简单的“爱人”两字，可是包涵的意义重大。

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爱人”就是要求奴隶主也要爱护劳动者，这在当时改善阶层间的矛盾是很有意义的；在今天，当人们看到“爱人”两字后，会想到的是关心爱护他人。

而这种人与人的互助在现实社会中是很缺乏的，我们就应该通过“仁”来使帮助他人成为人们内在的自觉的理性活动。

只有帮助他人成为了人们自觉、主动的行动，世界才真有可能充满爱。

谈到儒家思想不能不涉及到中庸之道。

中庸即恒取事物之平衡点。

孔子曾说过“过犹不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还说过“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即一个人不能只惠或只费、只劳或只怨、只欲或只贪、只泰或只骄、只威或只猛。

在儒家成立的时代，与他同时并立的，有极右派的法家，断言性恶，取极端干涉论；又有极左派的道家，崇尚自然，取极端放任论。

但法家的政策，试于秦而秦亡；道家的风习，试于晋而晋亡。

在汉初，文帝试用道家，及其子景帝，即改用法家；及景帝之子武帝，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直延用至清季。

可见极右派和极左派，均与中华民性刁二适宜，只有儒家的中庸之道最为契合。

中庸之道可以很好地使矛盾的对立双方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并逐渐转化，而在对立双方必须经过激烈斗争之后才能得以解决的矛盾前显得束手无的形式来解决矛盾，而忽视了矛盾的对立双方是可以转化的。

就拿我身边的例子来说，每一个学生都回避不了“学与玩”这个矛盾，一些老师和家长认为学生就应天天死啃书本，玩是次要的，甚至是不应该的，玩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影响学习。

我们可以用中庸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不能一味地死啃书本或一味地贪玩，而应做到在玩中学到知识、在学的知识开阔以后扩大接触的事物范围，尝试“玩”一些更先进的事物，如通过玩电脑就可以学到有关电脑的知识。

由此可见，当今社会需要在经过激烈斗争才能解决的矛盾坚决通过斗争来解决的前提下，再渗透一些中庸的处事原理。

说到要发展儒家思想，我们不禁要考虑到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

首先不难想到意识对于物质有着反作用的这条真理，试想因为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后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倒退，被外国商品挤垮国内市场；中国的科学技术会不会落后，再闹出当年指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为“画工之画鬼魅也”，人们都认定“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的笑话呢?我们不妨看看其他东亚国家，它们大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

如日本，儒学传人日本后，从十七世纪到明治维新一直作为日本的主导思想。

日本的森岛通夫在其名著《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中，把日本的成就归功于西方科技和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主要是指敢于牺牲自我，以效忠他们的国家和天皇的那种儒家集体主义精神。

日本公司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和为贵”等思想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是自身正，下属就能为德所感，不发号命令而自觉严格要求自己。

如果企业中的领导者能端正自己，那么必能使整个企业做到上下一心；“和”可以使大家齐心协力，“诚”可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又如经济腾飞的韩国、新加坡等国，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

前些年出现了一阵商家竞相学习《孙子兵法》的热潮，发现《孙子兵法》具有着在商战中也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神奇法力，这种只讲究战术的作法往往导致商家忽视了基础——商品质量的重要性。

而今天工厂里的“苦练内功”——提高产品质量就证明人们意识到了产：品质量的重要性，不难发现这个“苦练内功”的作法和儒家思想中的修身行为有着何等的相似。

孔子是重义轻利的，但他并没有否定利，而且还肯定了人们的物质要求，所以儒家思想是并不完全和经济发展冲突的，反而是有帮助和促进的。

上文提到的日本成功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有了儒家思想，还因为有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其中不容忽视的是驾驭这强大的科技力量的是具有儒家思想的人。

有人会问：“那西方国家没有儒家思想，不也是很先进吗?”首先应肯定的是西方社会也或多或少地被儒家思想渲染过了，在明清之际，西方曾多次派人来中国“取经”，乃至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也是由中国创立并传到西方的。

其次要说儒家也用“仁”的思想通过两方面改造着科学。

一方面是在西方文化中，认为是科学征服了自然，所以可以向自然尽情的掠夺，而儒家将科学确定为利用自然，同时又保持与自然和谐的活动，这对于现今面临的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儒家把科学确定为以造福人类为宗旨的活动。

打个比方来说，一个发现核能具有着巨大威力的人，如果他崇尚儒家思想，那么他首先想到的应是开发核能来发电，而不是用核能来制造原子弹。

其次，孔子的教育方法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

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

他认为十二者并不是生而知之的，必须经过学习，甚至很艰苦的学习始能养成一个完美的人格，养成最高的理想人物——仁者，所以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很多有意义、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求知的方法。

孔子看重学习要有认真的态度，强调“学而知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自述“吾十有五志于学”，自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孔子的思想中又体现了学习就是“知”，《论语》中言“知”有七十二章，一百一十七个“知”字，皆作动词用，作名词通“智”。

《论语》中言“知”和“智”是相连的，凡言“知”，必归结于“智”，凡言“智”必起源于“知”，可见智是从“知”(学习)中而来的。

孔子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认为学习是人格成长的必要手段，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基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仁、知、信、直、勇、刚六德如任其发展，都不够理想，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形成完全的人格。

孔子也特别看重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他说： “性相近，习相远。

”这是承认由于环境的影响，而致人格形式的差异。

因之，他在进行教育时，能因才施教，单就答复学生问仁，就按不同的对象做了不同的解说。

我想在今天继承儒家思想最大的意义就应是对社会道德作出的贡献。

现在各国都面临着社会腐化堕落的问题，中国社会一样在受着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的侵蚀，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弊病是起源于西方社会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社会没有中国那样的道德体系，是儒家思想唤起了大多数人的良知来自觉抵制着贪婪的物欲。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的一句话帮我们划清了两者的界线，中国人赞美君子，鄙视小人，而我想在西方社会则没有这样的爱憎分明，没有那么多人在追求着个人修养的完美，也就是中国经西方有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

社会的道德标准的高低对这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现在广播、电视中经常宣扬好人好事，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事迹，而上溯几十年，建国之初的民风要淳朴得多，不需要天天大力宣传好人好事来教育人们；看今天，连搀扶老人过马路也成了广而告之天天播，如果社会的道德标准提高了，那么助人为乐、敬老爱幼等好事也随处可见，不会再被人们看成是多了不起、多稀罕的事了。

再上溯两个五百年，去聆听一下孔子的教诲：“刚、毅、木、讷近仁”，意思是刚强、果断、朴实、谨慎接近于仁； “见义不为，无勇也”，意思是见到合乎义的事不做，是没有勇； “君子忧道不忧贫”，意思是君子忧患没有接近正道而不忧患贫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以正直回报怨恨.以恩德回报恩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通过正己而正他人，自己通达而使他人通达……原来孔子早已为我们制定好了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只是经过了时间的磨蚀和物欲的侵蚀，在现代人心中已经所剩无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