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2卷 第1期JOU RN AL O F TSIN GHU A UN IV ERSITY V o l.12 No.1 1997马克思的文化概念王仲士 摘 要 马克思认为,文化是人改造自然的劳动对象化中产生的,是以人化为基础,以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为实质的,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因素,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
马克思的著作中,狭义的文化概念,即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仅偶有使用。
关键词 马克思 文化一文化一词,在西文源于拉丁文Cultura,本意为土地耕耘和作物培育,指的是农耕和园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
以后逐渐引伸到精神生活,用于人类自身的心灵、智慧、情操、德行和风尚的培养教育,引伸到泛指一切知识乃至全部社会生活内容。
19世纪中以来,文化一词成了学术旧和生活中使用最频繁的术语之一,也是歧意最多的用词之一。
不仅各门学科对它定义各不相同,而且同一学科中对它的定义也往往大相径庭。
1952年美国学者克鲁伯和克拉克洪合著《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收集了1871—1951年间对于文化概念的定义164年,也就是说,尽管都用文化一词,实际上至少有164种文化概念。
20世纪中以后,文化概念就更多了。
其实,这也不算什么怪事,同一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必要劳动时间”,就作两种概念使用,既泛指生产一般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又指生产特殊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
他解释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
”[1]像文化这样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词语,出现不同的表意,诚属难免,只是数量之多,实为少见。
马克思的论著中,常常论述文化问题和用到文化一词,包含着极其丰富和深邃的文化思想和理论。
但他没有对文化理论作系统的阐述,也没有对文化概念下专门的定义,而且直接使用文化一词,比起使用生产、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词,要少得很多。
那么马克思到底是怎样理解和使用文化概念的呢?我们认为,这是关系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础问题。
由于马克思没有专门界定,因此,必须从其历史背景和具体使用中加以探究。
发现、发展和完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功绩,也是他毕生的事业。
他的文化思想和理论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
唯物史观的创立,同德国古典哲学有着紧密联系,而其发展和完善,同摩尔根等文化人类学的成果密切相关,马克思的文化概念,更是受这两者的深刻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是近代哲学枢纽性的人物,他在《判断力批判》(1790年)中指出:文化是有理性的存在者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创造,“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里面,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从而也就是产生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
”[2]他强调文化是主体改造客体的活动和能力,既是抉择目的(理性思维)的活动和能力,又是实现自行抉择的目的(实践行为)的活动和能力,实出了文化的主体和能动创造性。
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是黑格尔,他认为“文化以其绝对的定义说……是解放和高度解放的工作。
”[3]这一简明概括则突出了文化的价值性和客观效果。
唐德和黑格尔定义文化的测重点虽有差别,但都以人与文化的联系为视角,强调文化是在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是以人的对象化为基础的。
尽管两人都是唯心主义者,但他们对文化的定义,标志着人类文化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预示着人们对文化的研究将跨入一个系统建设的阶段,它对马克思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黑格尔逝世不久,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享在1838年最早提出了建立“文化科学”的任务,提倡要对文化进行专门研究。
过了十多年,德国学者克莱姆在1854年就写出了《普遍文化学》专著,文化的系统研究取出了初步成果。
此后,开始了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时期,许多人文学科都从各自的专业开展了文化研究,提出了各自的文化定义;文化科学(文化学)的专门研究也百花齐放,形成了各种学派。
尤其是由德国学者巴斯蒂安和拉策尔在《历史上的人》(1860年)中开创的人类学,更是在各国长足发展。
瑞士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英国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1865年),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70年),泰勒的《原始文化》(1871年),梅恩的《古代法制史》(1875年),美国摩尔根的《人类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和《古代社会》(1877年),俄国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1879年)等,都是马克思在世时取得的重要成果,他晚年对其中不少著作做了认真研究,写下了著名的《人类学笔记》。
在这些人类原始社会研究的笔记中,不但吸取了摩尔根等文化人类学家的成果发展了唯物史观,同时也吸取他们的文化思想,较多地使用文化一词,体现了马克思的文化概念。
我们首先从笔记中文化一词的具本使用开始,然后追溯到早年的具体使用,分析马克思的文化概念。
二《人类学笔记》包括五本著作的摘要,其中对摩尔根和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持肯定态度,尤其对《古代社会》的摘要,不但落笔最多,而且最为重要,可说是整个笔记的精华所在。
摩尔根(1818—1881年)是美国人类学创始人之一。
他主张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是人类的“生存的技术”(即“生产技术”和“生活技术”)的各种发明和发现以及由此而来的智力发展,推动着人类的进步。
他认为人类这种技术的发展和发现及智力的发展,就是人类的文化,并主张以此来划分历史时期,称之为“文化时期”。
在《古代社会》中他把历史分为蒙昧期(又分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野蛮期(也有三个阶段)和文明期。
“每一期各有其不同的文化,并呈现出多少独具一格的生活文式”,“弓和箭标志着蒙昧时代高级阶段”,“铁剑标志着野蛮时代”,“火器标志着文明时代”,[4]弓箭、铁剑和火器就是这三个时期文化的代表。
马克思在摘要中对摩尔根的这种文化内容、文化分期法和三大时代的划分,不持异议,对“文化时期”一词有多次使用。
道先,马克思提出了“不同的部落和族系发展道路”,“例如非洲过去和现在都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两种文化交织混杂状态;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则曾经处于完完全全的蒙昧状态。
美洲印第安人族系,和其他一切现存的族系不同,他们提供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21马克思的文化概念22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的人类状态。
”[5]这里的“两种文化”,即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的技术上的发明和发展及智力发展。
这里的“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即从弓箭到制陶术发明的蒙昧高级阶段;从制陶术发明到动物驯养发明(东半球)和灌溉法等的发明(西半球)的野蛮低级阶段;以及此后到铁矿石冶炼的发明的野蛮中级阶段。
很明显,马克思不但沿用了摩尔根的“文化时期”一词,而且也是以生存技术的发明和发现以及智力发展作为文化概念的内容的。
其次,摩尔根对人类的家庭的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
他把家庭形式的发展同社会历史分期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家庭随社会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家庭类型和亲属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制度,而在原始社会一定阶段甚至是唯一的社会制度;氏族缺席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产生的,是同家庭亲属制度密切相联的。
马克思对这一关于人类自身生产方面的问题十分重视,并以这些成果来丰富发展唯物史观的两种生产的理论,并对人类自身生产方面的制度和观念是否也是文化概念的内容问题,在研究专偶制家庭时有所反映。
现已公认,人类蒙昧期的最初家庭是母权制的群婚,父权的对偶制家庭开始萌芽,而在专偶制家庭中便完全确立。
这时起,对待妇女的态度就成了尖锐的社会问题。
专偶婚制正是造成歧视妇女态度的基础。
马克思考察了荷马时代(低级形式的专偶制家庭)的希腊人,他们强制妇女来实行某种程度的幽禁生活。
荷马诗史中关于阿基里期和帕特罗克卢斯的营帐生活,就表明“他们对女俘虏的态度,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文化一般对待妇女的态度。
”[6]马克思十分赞同贝克尔的说法:“希腊人在文明鼎盛时期在对待女性方面仍然是野蛮人;她们所受教育是肤浅的,与异性的交往被禁止,妇女低人一等作为原则被灌输给她们,直到她们自己也承认这是事实为止。
”[7]这种对妇女的态度是“这个时期的文化”决定的,这个文化就是专偶制。
可见,家庭制度是属于文化概念的内容。
马克思带考察了专偶制时期的雅利安人,其亲属制度中亲属关系的固有称谓十分贫乏(其原因是由于土兰尼亚式的称谓消失),而“血亲称谓这样贫乏,本来是不可能达到专偶婚制所要求的那么发达的文化的。
”[8]这里所说的“发达的文化”,即是专偶婚制要求达到的亲属关系的称谓。
可见,亲属制度和亲属关系的称谓,也是文化概念的内容。
由此表明,摩尔根和马克思的文化概念也包含着人类自身生产的制度和观念方面的内容。
“文化时期”(也称“文化阶段”和“文化时代”)一词中的文化概念,不仅有技术成果和智力发展等特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也有社会制度的因素。
马克思在研究财产观念的发展即私有制产生时,十分重视在每一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财产随技术增进而增加,占有和继承的法规随财产形式增加而发展的思想。
“由此可见,财产的增长是与标志着人类进步的各个文化时期的各种发明的发现的增多以及社会制度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
”[9]这里“各个文化时期”的文化,既指各种发明和发现,也指社会制度。
因此,这种文化概念是包含广泛的人类生活内容的广义的文化概念。
由于文化时期的文化是广义的概念,摩尔根还将它同生活一词边缀,使用“文化生活”这个用语。
他的文化人类学是进化论的人类学,主张“每一个文化时期都比前一时期有着显著的进步。
”[10]反对“人类退化的假说”。
但他也承认:“一些部落和民族在体质和精神上退化的情况是可以设想的,其原因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这种情况从没有阻止过人类整个进步。
”尽管“有些部落和民族由于他的文化生活遭到破坏而灭亡了”,其它部落还是向前发展着的,“人类按照必然的发展规律向前迈进”。
[11]他还举个别的处于灭亡边缘的事例,“美国人的文明以及同美国人的交往,冲击着印第安人的制度;从而他们的民族文化生活正处于逐步崩溃之中”。
[12]这里“民族文化生活”这一用语,进一步说明“文化”包含着极为广泛的生活内容。
这种文化概念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文面,表现在每一时期每一民族的“独特的生活方式”之中。
总之,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沿用了摩尔根“文化时期”和“文化生活”的用词,吸取了他的文化概念,这是一种包含物质因素,精社因素和制度因素的文化,是可以用“文化”来标志一个民族的历史阶段(文化时期)和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生活)的广义文化概念。
三有人认为,马克思《古代社会》摘要是摘录沿用摩尔根的文字和思想,不能证明马克思自己一定会使用“文化时期”的用词及其包含的文化概念。
这一疑问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可以作进一步论证和解释。
首先,马克思和摩尔根都是真正的科学家,是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研究得出的基本观点和结论,达到了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