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史——一部叙述从先秦到解放前汉语言研究简史的首创之作
王力先生是我国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而《中国语言学史》这本书是他1962年在北大中文系开设“中国语言学史”课时编写的讲义，是继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科学出版社，1956）后又一部语言学史著作。

这本书是叙述了从先秦到解放前汉语言研究的简史，它对我国两千多年的语文研究和语言学遗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并对我国传统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批判继承，为我国语言学研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通过阅读《中国语言学史》，我发现王力先生是以各个历史时期的语言学家、语言著作和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对中国语言学史的阶段分析有其明确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四个时期”。

所谓中国语言学史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为传统语言学的阶段（先秦-清末），第二阶段为现代语言学兴起的阶段（清末-解放前即1899—1949）。

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则是《马氏文通》的问世。

所谓四个时期，即指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除了“前言”和“结语”部分，把整个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四章四个时期，并且运用“抓住突出性标志，对其时间倾向模糊”的方法论述每个时期的语言学发展情况。

第一时期是“经学时期”、“以训话为主的时期”（先秦两汉），突出了四部笔迹重要的与训话有关的两汉著作：《尔雅》、《方言》、《说文解字》和《释名》，介绍了先秦两汉时期我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萌芽。

第二时期是“佛学与理学时期”，又叫“韵书为主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明代），重点介绍了《切韵》、《广韵》、《集韵》、《平水韵》和《中原音韵》等韵书。

其从反切的兴起及其广泛运用说起，介绍了韵书、韵图的出现，以及佛学、理学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推动。

第三时期是“经学复兴时期”，也称“文字、声韵、训话全方面发展的时期”（清朝）。

书中提出，这是古文字学的产生时期，重点介绍了《说文》四大家的著作和王氏父子的论著。

第四时期是“西学东渐时期”（现代），论述了五四运动之后到解放前中国现代科学的语言学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形成的过程，以《马氏文通》为标志着重议论了中国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

王力先生的这本《中国语言学史》内容丰富，写作严谨，观点新颖。

正如他在“前言”中说的，“中国语言学史可以有两种写法。

一种是作为科学论文，著者假定读者把中国语言学著作都看过了，不须交代任何知识，尽可以单刀直入地叙述这一个学术部门的历史;另一种是作为教材，著者假定读者(或听众)没有看过中国语言学著作，或者是看得很少，有必要先介绍一下那些著作的体例及其主要内容，然后谈得上某一学派产生的原因，某一语言学家的学术渊源及其对后代的影响，某书的价值及其缺点。

”这本著作第一次给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历史做了一个系统的总结，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对我国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作用。

而对于这部《中国语言学史》所建立的体系而言，究竟它所论述的对象是属于什么研究范畴呢？关于这一点，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的“前言”中提到，“语文学和语言学是有分别的。

前者是文学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
面的语言理论。

”也就是说，王力先生所研究的是广义上的语言学概念，“它包括了语文学在内。

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基本上属于语文学范畴。

”
虽然王力先生把我国语言学历史论述的如此详尽，但是我们在“前言”中可以看到，王力先生明确提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只有语文学。

”，即19世纪以前，中国还没有语言学。

虽然语言学有广狭义之分，但是中国古代是否真的没有语言学研究了呢？怀着对这种论断的怀疑我在一些阅读资料和网络上了解到，王力的这一论断主要来自西方的影响即严格的语言学理论。

在西方的语言学史著作中，没有中国语言学史。

原因在于：一方面汉字难学难认，使得外国言学家很少也很难研究中国的语言学史；另一方面，我国语言学家研究语言学史的也很少，向国外介绍我国语言学史的就更少了。

因此，欧洲语言学界认为语言学科建立于欧洲19世纪初。

在这以前的语言研究，特别是东方民族的语言研究，是所谓的“语文学”。

在“前言”中王力先生说：“中国在五四以前所做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的范畴。

”把中国数千年的语言研究看作语文学，明显受西方的影响。

那么，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是语言学还是语文学呢？
王力认为五四以前的语言研究对象是文字，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都属于语文学的范畴。

现代语言学界有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语言研究的成就非常大，如扬雄《方言》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通语”和“方言”的概念；《说文解字》
即使放到世界语言学史上去看，也是一部辉煌的语言学著作。

我国语音研究也是比较早的。

从汉末开始，兴起了语音研究。

古代语音学家分析出汉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

清代语言学家顾炎武等人的研究方法比较科学，成绩也是十分杰出的。

因此，我们不能说我国古代没有“语言学”而只有“语文学”。

前言中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小学”是“经学”的附庸这种看法古已有之。

我国古代语言研究的兴起，是为解经服务的，这是事实。

汉代讲解儒家经典方面有许多问题，于是训诂学和文字学就发展起来。

但是，任何一门学问的兴起，总是有它的目的。

外国古代语言学的兴起也是为古典文献服务的。

因此我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开始是为解经服务，是为了解决实际语言的问题，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应该说是对的。

总之，对于我国古代语言研究，我们既不能否认古代语言学成就，也不能过分推崇，盲目夸大。

我们要历史地去衡量前人的得失，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两千年来我国语文学家的某些方法和理论是中国灿烂民族文化的璀璨明珠。

中国人有自己的语言学研究理论，如“小学”，古代先贤在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只因中国古代经学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所以这些语言学的灿烂花朵只是点缀在西方语言学意义上的“语文学”的园地之中，而形不成一个完整的语言学体系。

所以说，《中国语言学史》从西方语言学研究角度来构建中国语言学的参天大树，构建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国际化理论体系，应称为汉语言研究简史。

它详尽地论述了中国语言学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及研究成就，对我国两千多年来的语文研究和语言学遗产给予系统的阐述和科学的总结，建立了中国语言学史的科学体系，对我国古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保护和现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

我们也应当继续古人的研究之路，对古老的语言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中华语言文化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