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詹子庆《史学月刊》1984年第六期先秦的士在我国古代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是非常活跃、占有一定历史地位的阶层。

对他们的身份的演变及其历史地位略作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阶级结构和特征。

士阶层的演变进程我国古代往往称男子为士, 故《诗经》常以士女对称。

但是，在更多场合，古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指的士是具有一定身份地位、担当一定职务的特定阶层，是我国奴隶社会直到封建社会初期阶级结构中的等级之一。

士首先是从原始社会后期部落显贵身边的亲兵蜕变而来。

如在山东大汉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发现了一些成年男子的墓，他们用龟甲来护膝和生殖器，手执牙制钩形器，考古界推测他们生前是战士，或许是显贵的亲兵。

进入阶级社会后，原来的显贵亲兵继续保留自己的荣誉地位，以指挥作战为自己的营生手段，凭勇力和权势来维护奴隶社会国家的统治，他们自然而然蜕变成为统治阶的成员——士。

根据社会地位的不同，当时把人划为十等：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①，呈宝塔状。

士界于宝塔的中层，是下级奴隶主。

士上面有天子、诸侯、大夫是大中奴隶主。

士以下有庶人（平民）、工商，再往下就是服各种杂役的家内奴隶（皂、舆、隶、僚、仆、台）。

士居于“ 国” 中，是“ 国人” 中的主要成员。

我国奴隶社会的士具有那些明显特点呢？首先，士是受宗法制支配的，是以宗法原则来区别亲疏的。

按等级，在士的上面，从天子——诸侯——卿大夫，“ 各有分亲，皆有等衰” ② 。

士对大夫有直接的隶属关系，这叫“ 大夫臣士” ③ 。

但这不同于后来的封建君臣关系，而是贯串宗法血缘系统，宗法原则确定下来的等级隶属关系。

士本身也要按血缘亲疏来区别大宗、小宗，士之嫡长子是大宗仍为士, 其余庶子旁支是为小宗，“士有隶子弟” ④ 、“ 士有朋友”，大概就是士的小宗了。

士内部还按宗法分若干等，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别，其社会地位相差亦很大。

其次，当时的士皆为武士，两者几乎是同义词。

顾刚先生曾明确断定“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 ⑥ 。

此说甚确。

战国前以车战为主, 兵车是奴隶主国家控制的主要军事力量。

兵车上有乘员三人，主将列左，装备了戈戟箭铁和防护恺甲“ 戎右” 列右，握持长短兵器，直接进行战斗，在主将和戎右之间是“ 御”，负责御马驾车。

每乘前后还配有预备武士若干人，一旦战车上的武士阵亡，就由备员顶替上车参战。

这些武士就是当时的士阶层。

近年出土的周厉王时器《多友鼎》铭曰“ 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笋（羞）追于京自（师）’ 。

武公命多友衔（率）公车笋（羞）追于京自（师）” 。

显然多友的身份是元士。

元士，乃士之首，他为主子武公担任戎车之右, 率公车伐yan yong。

这为士皆武士说提供了又一新证据。

文献解释“ 在车日士”⑦ 、“ 善为士者不武” ⑧ 、“ 士、卒之帅也” ⑧ , 也都认为士皆武士。

晋大夫士吉射、其名士与吉射连称，也能反映古代的士主要从事射御这一事实。

称士为“ 戎士” 晒,或称之为“ 勇力之士” 以及“ 射御之士”，称“ 甲士” 更是习见，皆武士之别称。

孔子出身士，通晓军事，他的弟子冉有当上作战指挥官后，亦认为自己的作战本领“ 学之於孔子” 。

在孔子门徒中，冉求、樊迟、子路、公良孺虽都是士出身，但会打仗，也都是武士，都任过军事指挥。

因此认为古代之士皆武士，大概毋庸置疑。

第三，士能近仕，担当一定职务。

顾炎武认为春秋以前的士“大抵皆有职之人矣”，其说大致可信。

周征服者安抚殷多士，允诺他们可以照旧在王庭办事，“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 。

可见, ，殷多士中有些人在商朝时也能身居高位的。

周公在告诫自己的官吏们时说“ 庶士有正政，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联教” ⑩ ，表明周士当官，并能直接听受王命。

春秋时“ 卫觉公好鹤, 鹤有乘轩者。

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 这些国人受甲者其身份大概是士，任一定职务，但仅名义上得到了禄位，所以才会发出那样反战的呼声。

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 士之失位也, ，犹诸侯之失国家也，”“ 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 ⑧ ，并要求士做到“ 日恪位著以儆其官” ⑩ 、“ 士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复，夜而计过无憾，而后即安” ，总之, 要“ 学以居位” ⑧ ，忠于职守。

他们的职责范围包括“ 献诗” 、“ 传言” 和主察狱讼之事等。

第四，士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 殷先人有册有典”，包括指殷多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

春秋时把受教育叫做“ 使就闲燕” ，在学校受教育，利用学校阵地议论朝政。

“ 士竞於教” ，就是说士要努力接受教育。

对士的教育主要是军事训练，包括勇力素质的锻炼。

学习科目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礼有大射、乡射，乐有军乐，射御除田猎外，也都是作战技术，以上四科皆为军事科目，只有书数才用于民政，教授治民的方法。

最后，士能受封到土地，还占有少量的奴隶。

周初，周统治者安抚殷多士的措施之一，就是保留他们原先占有的土地，宣布“ 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 ，同时让他们继续占有自己的宅邑，宣布“ 宅尔邑，继尔居⑧ ” ，使他们“ 宅尔宅，畞尔田” ⑧ ，安居乐业。

这件文告反映殷多士在商朝时就占有土地和住房，西周统治者让他们继续占有。

按西周宗法分封原则规定“ 士食田，⑥,后来春秋中期奖励军功亦规定“ 士田十万”, 士受封受赏之地都是以田为单位, 比公卿大夫所受土地要少得多, 但与不得受封土地的工商皂隶相比尚能得到若干土地。

但他们不从事农业劳动, 由庶人力田, 此外, 他们还占有部分家内奴隶, 这叫“ 士臣皂” 。

士的以上这些特点大致保持到春秋前期, 但春秋后期以来,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井田制的逐渐瓦解, “ 国” “ 野” 界限的消失, 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动, 宗法制动摇, 再加上私学兴起, 士阶层的成分、地位和作用了很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大致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除原先存在的一批士外, 还出现了一批新士, 他们不受宗法支配,对其主子没有那种“ 大夫臣士” 的宗法关系, 而是一种新的君臣之间的隶属关系, 即“策名委质”关系。

这种“ 策名委质” 关系为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开了先河。

春秋后期, 由于宗法制动摇, 庶人工商势力抬头, 士的成分发生了变化。

譬如在宋国, 那些受宗法支配的士叫“ 父兄故臣” ，现在又产生了一批不受宗法制约的“ 新臣” ，即新士。

因为当时统治者实行“ 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 、“ 弃亲用羁” ⑩ 的政策，不是同族的优秀之士得到重用, 这些“ 远人” 、羁客对其主子没有宗法关系, 只是通过“ 策名委质” 这种形式把他们联系起来。

何谓“ 策名委质” 呢？后人释道“ 古者始仕, 必先书其名于策, 委死之质于君, 然后为臣, 示必死节于其君也⑧ ” 。

其间释委质不妥, 而应释质即贽，乃见面的礼品，如雄之类禽鸟。

当时士必择君而事，以取得生活资料, 先书己名为臣策名, 又执禽鸟为贽以见于君委质，示当为君尽力至死。

履行了这种手续，君不受宗法限制而选用“ 远人”，士事君也不受宗法支配而择其主子。

但士一旦投靠其主子, 就必须“ 不臣二主”，对主子要尽力至死, 于是产生了“ 士为知己者死” 的精神, 当时把忠于主人、忠于知己的观念叫做“ 义” 。

春秋时反映这种“ 策名委质” 关系以及体现“ 士为知己者死” 精神的事例可以列举如下：“ （晋）怀公命无从亡人（指重耳）,期, 期而不至, 无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 弗召。

冬, 怀公执狐突, 曰‘子来则免, 。

对日‘子之能仕, 父教之忠，古之制也。

策名委质, 贰乃辟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 有年数矣, 若又召之, 教之贰也。

父教子贰, 何以事君……’乃杀之” 。

狐突敢于抗怀公之命不召其子回晋, 其理由就是其子早就“ 策名委质” 于重耳, 按“ 不臣二主” 的原则, 再召其子投怀公就算犯罪。

最后, 狐突为此信念而遭灭顶之灾。

还如晋大夫奕盈因内部斗争而出亡，他平时养士甚多, 晋“ 执政使架氏之臣勿从, ” 但不少士跟着跑了, 其间有叫辛俞的，后来把他捉回，问他为何敢违令, 他说“ 臣闻之曰：三世事家指卿大夫, 君之，再世以下，主之。

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

自臣之祖, 以无大援于晋国, 世隶于奕氏, 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

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戮’, 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 以烦司寇?” 这件事表明家臣(士)效忠其主, 视主为君, 而不效忠诸侯,晋君倒不是他的君，甚至家臣敢于抗晋君之命。

再如晋灭鼓, 虏走了鼓君, 留晋官镇守鼓, “ 鼓子之臣日夙沙厘, 以其孥行, 军吏执之, 辞日‘我君是事, 非事土也。

名曰君臣, 岂曰土臣？今君实迁，臣何赖於鼓？’ 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尔心事君，吾定而禄爵。

’ 对曰‘臣委质放狄之鼓, 未委质放晋之鼓也。

臣闻之委质为臣，无有二心。

委质而策死, 古之法也。

君有烈名，臣无叛质。

敢即私利以烦司寇而乱旧法，其若不虞何？’ 穆子叹而谓其左右日‘吾何德之务而有是臣也’ 乃使行” 。

鼓,乃白狄所建, 他的臣子也按中原诸国之法,坚守“ 委质而策死” 的信念, 使身居华夏之邦的晋大夫也感叹不已。

此外, 臣对君这种“ 委质而策死” 的隶属关系, 还体现在“ 士为知己者死” 的精神方面。

晋士豫让算是这方面的典型。

豫让曾经做过范氏、中行氏的家臣, 范、中行氏灭后, 他并未替他们报仇, 后来, 他又做了智氏的家臣, 智氏灭后, 他却千方百计要替智伯报仇。

豫让解释此举说“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 我故众人报之, 至于智氏, 国士遇我, 我故国士报之” 。

豫让是把智氏当作“ 知己者” , 故才以“ 国士” 相待。

春秋末期以来, 宗法制进一步崩溃, 这种君臣隶属关系也有了动摇, 有些士抛弃了“ 不臣二主” 的信条, 出现了“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的新情况, 这样就产生了一批游士。

游士的出现, 一方面与私学兴起有关,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大国争霸、兼并战争激烈, 双边外交或多边外交活动频繁, “ 造就” 了一批善于辞令的游说之士。

早在春秋时就出现了游士, 管仲建议齐祖公聚笼“ 游士八十人” 。

战国时游说之士蜂起, “ 游学者日众”, “ 是时诸侯多辩士”。

如纵横家苏秦、张仪最为典型, 苏秦是东周洛阳人, 斡旋于山东六国间, 推销连横说。

张仪是魏人, 穿梭于秦楚齐之境,兜售合纵说。

他们本无定主, 善于辞令, 都想用自己的主张来制服对方。

后来, 大批庶人工商出身的人涌进士的队伍中来, 使士阶层完全不受宗法支配, 其成分更加复杂化, 除包括如纵横家之流的政治掮客和知识渊博的文人学士外, 还有一批为当权者作爪牙的“ 食客” , 有鸡鸣狗盗之徒, 有屠夫、博徒、力士、卖浆者流以及隐士、任侠之辈。

其次, 由于私学兴起, 从士队伍中开始分化出来一批专门从文的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