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
（Annales School ） 20世纪30年代开始萌芽、4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一个法国史学流派，60年代时开始有世界性影响。

年鉴派创始之前，其创始人的思想不过是倡导反对兰克模式的“新史学”思想的一部分，是反兰克模式的前驱、德国史学家兰普莱希特和法国史学家贝尔的思想的后继者和发扬光大者。

尤其是贝尔和他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反对事件的历史和经验的历史，被认为是孕育了年鉴派。

年鉴派的创始人被共认是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他们在1929年初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屡经更名，并于1946年定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年鉴学派便因此得名。

而费弗尔和布洛赫则被视为年鉴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

年鉴学派出现的意义在于传统史学中历史的那种一成不变的节奏已经被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三种节奏所取代，而在这三种时间中，尤其突出社会时间的重要性."全面的历史"也就是一种"整体的历史"，它强调历史是包罗人类活动各个领域的"整体"，是在这些领域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中得以体现的。

要反映出这个"整体"，要反映出其内部的结构－功能关系，因果性的思维逻辑是不能胜任的，必须借鉴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

这种研究方法是"共时性的"，与传统史学的那种"历时性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

因此，摈弃传统史学的观念和方法，就十分合乎逻辑。

但"共时性"的研究需要一个相对静止的操作平台，"社会时间"扮演了这个角色。

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地理时间变化较快，这使其能体现历史的流变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时间相对于个人时间变化又较慢，这又使其能满足"整体历史学"所要求的"共时性"研究取向。

二重证据法由来：
由王国维提出，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裨益极大。

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

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兰克学派
（Lanke xuepai）指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史学派别。

亦称历史研究的科学学派。

由于该学派倡导秉笔直书，通过史料批判如实地再现历史，因而又成为实证主义史学流派的同义语。

兰克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据事直书，不偏不倚，如实客观。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史料进行批判检验，去伪存真，由此重现历史，亦由此历史学可以被抬入科学之列。

兰克的这种主张是在19世纪初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提出的，因为自然科学的极大成功使得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也希望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对事物的不带个人偏见的科学认识。

正如后人所说：“19世纪是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

在这一学派中，涌现出大批硕果累累的著名史学家，使兰克模式整整支配了西方史学界近一个世纪之久，而兰克本人则被尊为近代史学之父。

由于兰克的前述主张，使得这一派历史编纂偏重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因为大量第一手的、比较可靠的史料来自于政府文件、军事、外交档案及政治家的日记等。

此外，“据事直书”的原则导致了其历史著述的特点是叙事、描述，而非分析、概括。

兰克学派的这些特点虽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过于绝对地看待历史的客观性，否认史家对史料及史著的渗入，研究范围较狭窄，方法较单一，故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遭到哲学家和史学家的质疑，而在20世纪50—60年代被彻底摈弃，取而代之者是缤彩纷呈的“新史学”诸流派（参见“当代西方史学流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