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墨家思想之异同
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学说蜂起、异彩纷呈，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在各学派中儒墨两家卓然超群、号称“显学”。
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之主流，一度被“独尊”、二次被奉为官方哲学；墨学在秦汉之后走向衰微，乃至成为绝学。
不管地位如何，二者都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瑰宝。
儒家是以“兴经”为理论经，以“仁义”作为理论核心，以尧舜作为祖先，以周文王周武王作为圣君，以孔子作为创始人，最注重道德的学派。
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
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并且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
“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
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
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
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
孟子和荀子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墨家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是小生产者劳动阶级的思想特征的反映。
作为墨家主要代表人物的墨子，其全部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兼爱，以兼爱为出发点，又提出了非攻、尚贤等主张，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上，从实用出发，提出了节葬、节用等主张。
梁启超说：“墨学所标的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
”墨家认为只有天下的人都兼爱，才能使国家安定；只有以“兼爱非攻”治政，才能使社会安定。
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揭露、抨击了贵族统治者的各种骄奢生活，具有一定的进步
意义。
墨家之为政, 崇尚“耕织” , 重视生产。
“尚贤”是墨子政治思想的另一要义，是为政之本。
墨家认为应该唯贤是举，在选拔人才时，将贤作为唯一标准，“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
儒家和墨家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学派，通过比较可以看到两家的相似性与不同点。
第一，“有差别的爱”和“兼爱”的对比。
孔孟推崇仁，墨子提倡兼爱，爱是他们共同的伦理原则和行为追求。
与天本论的价值旨趣相一致，孔孟和墨子都请出上天为爱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做辩护，这使爱与天成为儒家和墨家哲学及伦理思想的共同之处。
但是，儒家之爱的基本范畴是仁，仁的基本内涵是“爱人”；墨家之爱的基本范畴是兼爱，兼爱的基本含义是“兼相爱”。
儒家的“仁”，虽然也主张“爱人”，从表面上看来是爱一切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这里所谓的“爱”，对统治阶级来说，是要调和其内部矛盾；而对被统治者来说，表面上的爱，是为了劳动者为统治者卖力。
而且儒家的“仁”，还受着宗法制的制约，强调“亲亲、尊尊、长长”的区别。
比如，《孟子·告子上》记载就明确说：“亲亲，仁也。
”这样便使爱有了亲疏厚薄。
因此，儒家是主张爱有差等的。
墨家主张的“仁”，是“兼相爱”，这是一种普遍的爱，是理想化了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关系。
“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
何谓“兼爱”?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墨子·兼爱中》)这是一种不分国界、家别、人我的普遍的爱，是没有亲疏远近的爱。
第二，“天命”与“非命”的对比。
儒家认为人的长寿或短命、贫穷或是富贵、国家治乱与安危等等，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即《论语·颜渊》所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儒家承认有“天”这一客观限制，故人生的意义是“尽人事以安天命”。
墨家否定儒家的这种“天命论”，而主张“非命”，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奋发图强，“不敢怠倦”。
第三，不重鬼神与“明鬼”的对比。
墨家虽然主张非命，却又不是无
神论者。
墨家确信鬼神之存在，而且讲求“尊天事鬼”，宗教意味较浓，以天为最高而鬼神次之。
这与不重鬼神的儒家也是对立的。
孔子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鬼神，但是他在观念上采用“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
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第四，在“尚贤”方面的对比。
墨家的“尚贤”说是对血缘宗法制度的挑战，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利益。
儒家讲“尚贤”，更多是限制和服从于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范围内的，反映了上层贵族的利益，没有在根本上否定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墨子则把“尚贤”的范围扩大到“农与工肆之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唯才是举，反对任人唯亲，打破了血缘的束缚和世袭阶级的界限，反映了下层民众要求参政的愿望。
墨子还提出“贤”的基本标准是：有力气的要帮助别人,有财富的要救济别人，有知识懂道理的要教导别人。
同时，墨子也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对于国家的官僚队伍，也应该优胜劣汰。
第五，对战争态度的对比。
儒家虽以仁政为要，但亦赞成战争有所谓“义战”和“不义之战”的分别。
墨家则提倡“非攻”，不论义与不义，反对一切的战争，因天下之大害来自战也。
墨子认为发动掠夺战争是一种极不正义的犯罪行为，给个体劳动者带来巨大的危害。
战争是“天下之巨害”，只有制止互相征伐，社会才能得到安宁。
历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体现了他的主张。
第六，主张厚葬和主张节葬、节用的对比。
儒家从贵贱有别出发而重视礼仪。
特别是古代“厚葬”、“久丧”的礼仪，为儒家所维护和提倡。
据《庄子·天下》说，古代的葬礼，“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而丧礼据《礼记·曾子问》记载，是实行“三年之丧”；墨家则反对“厚葬”、“久丧”，而主张“节葬”、“短丧”。
其出发点是节约社会财富，因为“厚葬”、“久丧”会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的后果。
墨子制定的埋葬的办法是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穿两件衣服就可以了。
送葬时仅“哭往哭来”，不过分悲伤。
埋葬之后，照常从事劳动。
总之，墨家主张不因丧葬而影响物质财富的生产。
同时，墨家的节用思想，与当时的各诸侯王国的王公大人浪费奢侈、讲排场的风气相抵触，这种主张并未被任何诸侯所采纳。
从小生产劳动者立场出发，任何时富的创造和积累
均不易，必须加以节省爱护，所以墨家主张节用，代表了这种阶级劳动者的思想特征。
第七，重乐与“非乐”的对比。
儒家不仅重礼，而且重乐，孔子教授弟子的“六艺”之中就包括了“乐”。
“乐”与“礼”是相辅相成的，对于维护等级制度，起着重要的作用。
同时，音乐也是一种在精神上抒发感情的活动与享受，但也应该有所节制。
不仅贵族享受，还要像孟子主张的那样“与民同乐”；而墨家主张“非乐”，反对音乐享受。
他指出,当时“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而贵族们鸣钟伐鼓，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加重这些灾难。
他认为享受音乐要花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影响从事国家的管理和参与生产劳动。
因此他得出结论：要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必须要禁止音乐。
儒家和墨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同，儒家代表的是传统贵族，高级官僚以及文人的利益；墨家代表的是城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自耕农以及下层官吏的利益。
品味墨家思想，它所崇尚的是：平等、博爱、大度、奋进、竞争、节俭、守纪律、注重自然科学。
现代西方思想与其中部分思想很接近。
墨家理论更适于共和社会及国际竞争社会，在春秋战国时代，它是超过儒家的显学。
但在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时期，其“非天命”的思想使其受到了冷落。
儒家思想经过的两千年的历史沉淀依然为当今社会所推崇，可见其思想的宝贵性，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也经久不衰，由此可知儒家思想着实是中华民族的精髓。
相比起儒家，墨家是实用派的一类，墨家很讲究实用性，例如墨子就研究过防御器械、物理光学等等，不像儒家那样注重学理和框架构建，所以看出两者其实是互补的，一个用于“文能安邦”，一个用于“武能定国”。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从前人的经验与教训中完善着自己，面对这些思想文化，我们要学会扬弃，古为今用才是我们对待文化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