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狱法》的修改与完善(一)关键词:监狱法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法律修改内容提要:《监狱法》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专门规定刑罚执行工作的法律,这部法律不仅存在着与其他法律的法律冲突问题,也在实质内容的具体规定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

恰当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引言1994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监狱方面的国家法律,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专门规定刑罚执行工作的法律,对于规范监狱刑罚执行工作,对于推动监狱法制的完善,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由于《监狱法》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监狱法》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相关法律的一些内容已经修改等问题,《监狱法》迫切需要进行修改与完善。

实际上,监狱领域的实务工作者、研究人员在《监狱法》颁布后不久,就发现了《监狱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修改《监狱法》的建议,甚至出版了专门探讨《监狱法》修改与完善问题的专题著作。

①不仅如此,一些刑法学家也提出了修改《监狱法》的主张。

②探讨《监狱法》的修改与完善问题,对于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对于《监狱法》具体内容的修改与完善,主要应当从下列两个方面考虑。

二、《监狱法》法律冲突问题及其解决《监狱法》的法律冲突问题,是指《监狱法》与其他上位法律的相关规定内容不一致的现象。

这方面的问题涉及两个层次。

(一)《监狱法》与《宪法》的法律冲突问题《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一切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否则,就是违宪。

这是基本的法制原则。

如果仔细分析《监狱法》的条文,可以发现与《宪法》条文相冲突的内容。

例如,《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可以得出下列结论:第一,本条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第二,出于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查。

第三,出于上述需要检查公民通信的机关,只有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与此相对照,可以发现《监狱法》第47条的规定,存在违宪的问题。

该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

监狱发现有碍罪犯改造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

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

”仔细分析这一规定,可以发现:第一,罪犯是中国公民(中国监狱中关押的外籍罪犯除外)。

公民就是拥有一国国籍的人,既然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剥夺罪犯的国籍的刑罚,那么,罪犯就是中国公民,而中国公民应当受到中国《宪法》的保护。

第二,《监狱法》规定的检查信件的理由是“有碍改造”,而不是《宪法》规定的出于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

以这样的理由检查罪犯信件,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

第三,监狱机关不是《宪法》规定的合法检查公民通信的机关。

因此,如何解决《监狱法》与《宪法》规定的法律冲突,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从管理监狱的实际需要来看,监狱检查罪犯的信件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检查罪犯的邮件和通信、通讯也是很多国家采取的做法。

③因此,监狱机关检查罪犯通信的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监狱法》这方面的规定,又明显与《宪法》的规定相冲突。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法律冲突呢?笔者考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修订《宪法》时,对第40条进行修改。

例如,可以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除因国家安全、监禁机构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由于《宪法》的现有规定具有绝对性,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因此,如果不修改《宪法》,这个法律冲突就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如果对《宪法》难以进行修改,那么,也可以考虑对《监狱法》进行修改。

例如,可以考虑将《监狱法》第47条修改为,“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

监狱发现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涉及刑事犯罪等内容的信件,可以扣留。

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

”在进行这方面的修改时,使用“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涉及刑事犯罪”的表述,可以与《宪法》第40条的规定一致起来;在这些表述之后加一个“等”字,可以包括“有碍改造”等方面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避免把“有碍改造”作为检查罪犯信件的唯一法定理由的不恰当现象。

实际上,现行《监狱法》把“有碍改造”作为检查罪犯信件的唯一法定理由,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检查罪犯信件的首要理由,应当是保障监管安全,防治罪犯内外勾结,进行危害监管安全的行为;“有碍改造”仅仅是检查罪犯信件的一个次要理由。

(二)《监狱法》与其他上位法律的冲突问题根据《立法法》第7条的规定,《监狱法》属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的“其他法律”,而与《监狱法》的内容有关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则属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

显然,“基本法律”的立法规格和法律效力都要高于“其他法律”,“基本法律”是“其他法律”的上位法律。

自1994年颁布实施《监狱法》之后,作为上位法律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分别在1997年和1996年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通过了7个《刑法修正案》。

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其中涉及监狱工作的一些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因此,《监狱法》也必须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内容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修改,以便解决《监狱法》与其上位法律的法律冲突问题。

当然,笔者认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非都是科学的,有一些修改是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做出的,在社会情况发生变化之后,这样的一些修改已经显现出不合理性;还有一些修改是在缺乏科学的刑事政策观念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本身的科学性就值得探讨。

但是,不管《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修改的内容是否科学合理,作为下位法的《监狱法》都应当根据上位法进行相应调整,这应当是法律体系建立和运作的一般原则。

至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自身规定中存在的不科学的内容,应当在修订这些法律时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下位法律的不一致规定来解决。

《监狱法》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方法主要涉及下列方面: 1．关于假释对象范围的法律冲突《监狱法》规定的假释对象范围与《刑法》规定的假释对象的范围,是不一致的。

1994年颁布的《监狱法》第32条,对于假释对象的范围做了一般性规定,即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中符合法律规定的假释条件的人员。

但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第81条第2款,则对假释对象的范围进行了限制性的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关于《刑法》的这项限制性规定的科学性如何,值得进一步探讨。

但是,作为一般法律原则,《监狱法》的规定应当考虑《刑法》的这个变化。

如果在将来修订《监狱法》时,《刑法》的这款规定有了更加科学的变化,那么,就应当根据这样的变化进行调整;如果《刑法》这一款的规定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监狱法》就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与《刑法》保持一致。

2．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原判刑罚条件的法律冲突《监狱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暂予监外执行的原判刑罚条件的规定,存在重大差异。

《监狱法》第17条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但是,在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14条的规定中,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排除在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范围之外。

《刑事诉讼法》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排除在暂予监外执行的对象范围之外的规定,究竟是否科学,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是,根据下位法律必须服从上位法律的一般法律原则,《监狱法》的规定应当考虑《刑事诉讼法》的这个变化。

如果在将来修订《监狱法》时,《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有了更加科学的变化,那么,就应当根据这样的变化进行调整;如果《刑事诉讼法》这一规定没有发生变化,那么,《监狱法》就应当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与《刑事诉讼法》保持一致。

3．关于又犯罪的越位规定所谓“又犯罪”,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进行的新的犯罪行为。

《监狱法》对于这类犯罪进行了规定。

该法第59条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故意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

”该法第60条规定了处理这类犯罪的程序。

如果说《监狱法》第60条的程序性规定有一定合理性的话,那么,第59条的规定显然缺乏合理性,是一条越位的规定。

这一条的规定反映出下列3方面的重大问题:第一,《刑法》遗漏了对又犯罪从重处罚的量刑原则。

对于被判处刑罚的犯罪人而言,如果在服刑期间故意进行新的犯罪行为,那么,毫无疑问,应当受到从重处罚。

但是,《刑法》并没有规定这样的量刑原则,而是仅仅把又犯罪作为数罪并罚的一种情况,简单地规定了如何处罚的方法。

《刑法》第71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新犯的罪做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从这一条的规定中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体现从重处罚的精神,这是不合理的。

第二,《监狱法》对又犯罪行为做了越位的规定。

由于《刑法》没有对罪犯服刑期间实施的新的犯罪行为做出从重处罚的量刑规定,而这类犯罪确实应当受到从重处罚,因此,《监狱法》第59条做出了“依法从重处罚”的规定。

如果仅仅就这一规定的具体内容上来看,这样的内容是合理的,但是,这样的规定出现在《监狱法》中,确实有问题,是一种越位规定,即《监狱法》规定了它不应当规定的内容。

这是因为,《监狱法》是调整监狱的刑罚执行工作的法律,该法第1条明确规定,“为了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但是,该法第59条却规定了《刑法》应当规定的内容。

第59条规定“依法从重处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于犯罪如何适用刑罚的内容,而这是《刑法》应当规定的内容。

第三,《监狱法》对又犯罪行为的规定违反了下位法与上位法关系的原则。

根据一般的法律原则,下位法的规定不得违反上位法的规定。

《监狱法》是下位法,而《刑法》是上位法,《监狱法》规定《刑法》的内容,就是损害了下位法与上位法关系的原则。

同时,一些文献中使用的“狱内犯罪”的概念缺乏科学性。

一些文献把这类又犯罪行为仅仅局限于在监狱中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的犯罪行为,④因此,又称为“狱内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