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家经济管理, 思想史, 中国, 理财刘晏律已与用人方略刘晏(公元718—780年)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流的理财家。
他在唐朝中期执掌财经大权前后数十年,唐肃宗时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唐代宗时为吏部尚书、平章事,仍兼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
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安史之乱后,采取一系列具体有效的经济管理措施,迅速恢复了被摧毁的唐帝国经济。
但刘晏的杰出之处不仅在理财方面,他用人也很有方,还培养了一批财经管理人才。
正是有了一批德才兼备的管理人才,加上刘晏自己廉于律己,奉公自洁,勤恳工作,才使其经济管理政策得以顺利地贯彻实施。
拔用“后进有才能者”在刘晏的经济管理思想和工作实践中,理财与用人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事实上,重视选拔和造就一支能干可靠的财经管理干部队伍,建立一个由干练清廉的官吏组成的财经管理体系,正是刘晏财经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刘晏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之所以能取得封建时代第一流的成就,无疑重视人才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刘晏制定了一套选拔、任用、监督、考核经济管理干部的办法。
这套办法的主要特点是:要用有朝气、有能力而又廉洁奉公的“新进锐敏”(引文见《旧唐书?刘晏传》,下同)的士人。
他认识到并且做到了“凡所任使,当以后进有才能者”。
这样,他就在用人制度上大胆实行了改革,果断地用“后进有才能者”换掉原先那些蠢笨贪吝、虚伪龌龊的赃官污吏。
刘晏认为,长期在封建衙门中任职的官吏,已经习惯于追名逐利、沉湎权势、营私舞弊,办拖拉推诿、敷衍塞责。
因此不能倚靠这些人来管理国家的财政经济工作。
那么,他所任用的“新进锐敏”、“后进有才能者”又是些什么人呢?这些人就是“士人”(知识分子)。
刘晏认为,士人有一定的学识,又爱惜自己的名节,较能奋发有为和廉洁奉公。
但他也并非只要是士人就用,他所使用的士人都是“必一时之选”、不拘一格地产生出来的,主要要求是要有所作为和廉洁奉公。
因此,在他自己主管的各级财政、经济等行政管理机构中,对于一应出纳、检核等管钱、管帐、管财、管物等方面的实职性工作,都委任给能干和廉洁的士人去干。
对于原先那些基本上还称职的官吏,就让他们“奉行文书”,干一些事务性的工作。
刘晏把对干部的使用、奖惩同监督、考核结合起来。
由于他有了这一套高效能的干部管理办法,因而他的部吏都能做到“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目前,虽寝兴宴语,而无欺绐”。
由于他有了这样一批干练、有才能的财经管理人才,这成了他实现不靠横征暴敛,而靠发展经济、改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以解决军国需用这一财政管理思想的根本保证。
处置“后门”进来人在封建时代,要建立一套纯正、高效的财经工作管理机构和培养一支廉洁守法、精明能干的干部队伍是很不容易的;而建立起来了,要保持廉洁而不腐化,就更不容易。
因而刘晏在这一方面,就更显出了他非凡的管理思想和才干。
由于理财工作是不少人垂涎的“肥缺”,因此许多有权有势者纷纷向刘晏荐举私人亲友。
在当时腐败的官场习气下,刘晏也不敢完全拒绝。
在无力抵制腐败风气的情况下,一方面他不说空话要严格杜绝,另一方面他也不对此妥协、听之任之。
于是必得在既不伤面子、又要保证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寻求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刘晏做得很聪明、很实际,他对封建官僚推举来的亲戚之类人物,应承安排,给这些“后门”进来的人官位,俸给还可以高些,把他们养起来;事实上这些无能之辈的多数所求亦不过高官厚俸,并不在意要干多少事。
但有一条,不得让他们担任实职,不给实权,杜绝他们营私舞弊的机会,严防他们混进来败坏了自己苦心建立的高效能管理机构和干部队伍。
严于律己,作人表率刘晏能建立和保持这样一支比较廉洁和清正的干部队伍,同他自己的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刘晏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到了财经管理工作上。
每天天明开始理事,直至半夜;当天公事当天处理完毕,从不积压过夜;连规定的“休浣”(放假)日,也常常成为工作日,有事及时处理;甚至在去朝见皇帝的路上,还用马鞭比划着算帐(“如见钱流地上,每朝谒马上以鞭算”)。
他掌握着国家的钱财物资,但始终廉洁自守,生活俭朴,居食从不考究。
刘晏后来被奸臣杨炎陷害至死,在查抄家产时,发现他的全部财产不过书籍两车,米麦数斛(每斛十斗)而已。
刘晏的一套选拔和管理干部的办法,保证了他当时管理财经工作的需要,还为以后几十年的财政经济管理工作培养了一批骨干。
在他之后负责理财工作的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贞、李衡等历史上有名的理财家,都是刘晏当时培养的干才。
收藏分享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亦称管敬仲。
据说,他早年经营商业,后从事政治活动。
在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
小白取得君位后,经鲍叔牙的推荐,不计前嫌,重用管仲为相,实施改革。
他在政治上,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
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得到稳定和改善的基础上,管仲积极促使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争取与国的方针,以建立霸权。
从公元前681年北杏(今山东东阿)会盟开始,管仲辅佐齐桓公先后「存邢救卫」,伐蔡、伐楚,观兵于召陵,制止了楚向中原的深入,同时,又多次为王平戎难,甚至征集诸侯派军队帮助周王戍守成周。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把周王的代表周公以及宋、卫、郑、许、曹等国召来葵丘(今河南兰考)开会,使齐桓公的霸业达到了顶 。
管仲作为齐国的政治家,其对内、对外政策,将守旧与革新结合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两重性、过渡性。
但是,他毕竟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孔子说:「(无)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当是事实。
《管子》《轻重篇》曰:“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
十年必有五年之余,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张仓是秦汉时期著名的会计专家。
秦时张仓任柱下史,主管郡国上计,明习天下图书计籍,是一个善于抓会计核算的老手。
西汉时归顺刘邦,萧何因他在秦国做过上计事务,能算计,对管理地方图书计籍有经验,就推举他以列侯身份居相府主持郡国上计事宜。
具体办法是:1、各封王侯国和各郡,都专设上计史,主管地方财政会计,掌握包括户口、垦田、物价、农业丰歉等基本情况和数字资料,每年底由各县核实情况后,上报郡国。
2、每年年末专派上计史携带计籍到京师参加正月朝贺,向皇帝汇报工作,并据此考核官吏的治绩,成绩优良者奖励,差次者予以督责,违法乱纪者治罪。
通过这些办法,使上计制度在秦汉时期得到发展和完善,加强了会计核算和监督,使汉初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和发展。
评论这张转发至微博转发至微博傅山,明末清初山西帮商人,他参考当时官厅会计的“四柱清册”记账方法,设计出一种适合于民间商业的会计核算方法--“龙门账”。
龙门账的要点是将全部账目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
“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并包括债权;“该”指负债并包括业主投资。
当时的民间商业一般只在年终才办理结算(称年结),年结就是通过“进”与“缴”的差额,同时也通过“存”与“该”的差额,平行计算盈亏。
“进”大于“缴”就是盈利,反之则为亏损。
它与“存”、“该”的差额相等。
就是:进-缴=存-该。
傅山将这种双轨计算盈亏,并检查账目平衡关系的会计方法,形象地称为“合龙门”,“龙门账”因此而得名。
“龙门账”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复式簿记的开始。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
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道德政治。
他注重道德,关心政治,热心教育,又“罕言利”,因而历来的研究以及对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评价主要集中在道德、政治以及教育方面。
其实,孔子对社会经济问题并不轻视,其经济思想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并不亚于其道德与政治学说。
值得后人深入挖掘与认真总结。
孔子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 一是义利思想,它涉及的是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二是理财思想,它涉及的是国计民生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
(全文见附件)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名丹,战国时人,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国、秦国。
《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
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
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即农业的丰收和天时有关,认为十二年为一个周期。
开始的第一年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是衰退期,第四年干旱,再两年是小丰收,第七年又是大丰收年,此后两年又衰退,到第十年则又干旱,随之又是两年的小丰收,到下一年重新开始一个周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白圭提出了一套经商致富的原则,即“治生之术”,其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在当时的贸易是以货易货,而白圭的高明之处就是准确掌握时常行情,在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他就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他就大量抛出。
这样低进高出,必能从中取利,积累财富。
这对秦汉以后各代的设市贸易、公输方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白圭为达到理财富国的目的,对各种市场信息极为重视,反映也极快,出手果断。
一遇行情变化,立即作出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绝不错过任何一次良机,用他的话说就是“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同时,他还能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是一个自制力极强的人,绝不会因为赚了钱就去挥霍浪费。
白圭还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素质,要求既有姜子牙的谋略,又要有孙子用兵的韬略,否则经商是很难有大成就的。
白圭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诡计进行欺诈。
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其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欠收,使全国各地物资互相支援才能在辅民安民的同时为国家理财致富。
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
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进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
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利国又利民。
白圭还有一个让现代人汗颜羞愧的经商思想:“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
”意思是说如果为了省钱而买谷物自己吃,就买差一些的谷物,如果是为了做种子来年丰收,那就请买上等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