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某系某大型企业的职工，进厂工作近十年，1988年厂里分房时，经厂行政会议研究，未将其列入分房名单，几经交涉未果，王某以该厂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不料，该起诉被人民法院驳了回来。

问：1、法院驳回王某的起诉对否？为什么？2、王某到底能否起诉该企业？为什么？答：1、张某不能起诉该厂。

2、因为被告不合格。

我们知道，案情中所讲到的企业给职工分房的行政，属于“私人行政”的范畴，属一般行政，不是行政法上的行政。

行政法上的行政通常指公共行政，即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职能的组织对国家与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

因此，张某对该企业分房时未将其列入分房名单的做法不服，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田永，男，北京科技大学应用科学学院物理化学系94级学生。

1996年2月29日，田永在参加电磁学课程补考过程中，随身携带写有电磁学公式的纸条，中途去厕所时，纸条掉出，被监考教师发现。

北京科技大学于同年3月5日按照“068号通知”认定田永的行为是考试作弊，根据第一条“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的规定，决定对田永按退学处理，4月10日填发了学籍变动通知。

但是，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田永办理退学手续。

田永继续在该校以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参加学习及学校组织的活动。

但毕业时学校拒绝为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书。

田永认为学校该行为违法，遂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问：法院能否受理田永的诉讼请求？为什么？答：（这里仅限于分析学校是否可以成为行政主体的问题）我们知道，行政主体一般由行政机关担任。

但认定某个组织是否是行政主体，关键是看它是否被法律赋予某种行政职权。

学校是事业法人单位，一般不可能是行政主体。

但如果学校被法律直接授予行政职权的话，它在行使该行政职权时，也是当然的行政主体。

这时，若行政相对人针对此向人民法院起诉，则必然构成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

在本案中，相对人田永控告的是学校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

北京科技大学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是否属于行政主体，关键取决于学校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是否属于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行为。

《教育法》规定，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按照国家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 《学位条例》第八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

这说明：1．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制度属于国家制度，而非学校的单位制度；2．学校行使颁发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行为属于法律授权(教育行政权)的行政行为；北京科技大学行使该职权，此时，其法律身份是行政主体而不是民事主体。

所以，法院应当受理。

3、某公安局民警李某，开车执行公务。

在返回单位途中，路过其小孩正在读书的学校，临时决定先接其小孩回家，然后再回单位。

就在其接小孩回家的路上，李某违章驾驶，撞伤一老太太。

该老太欲提起损害赔偿之诉，但她应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之诉呢，还是以李某所属的公安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之诉？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主张，应当以李某所属的公安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

理由是：1．李某是民警，属于国家公务员；2．李某发生撞车时使用的车是公务车，而不是私家车；3．虽然接送自己的小孩不属公务，但它发生在整个公务的时间段之内(即回到单位之前而不是之后)。

另一种意见主张应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

理由是：接送小孩是私人行为而不是公务行为，因而与所属公安机关没有关系。

请问：你的意见如何? 为什么？答：这里仅限于评析本案中的民警李某的身份，即此时是否属于行政执法人员的问题。

前面说过，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效果归属于其所属的行政主体而不是其个人。

在本案中，要解决老太太应当以李某个人为被告还是以公安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之诉，关键取决于民警李某在当时情景中的法律身份：如果当时的李某的法律身份属于自然人，那么应当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之诉；如果当时的李某的法律身份属于行政执法人员，那就应当以李某所属的公安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赔偿之诉了。

在本案中，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但它的理由阐述得不够充分。

因为，李某是否属于行政执法人员，不能作为一个抽象问题来讨论，只能置于具体的情景中作具体分析。

本案中，李某驾公务车外出执行公务，这是事实，但他到学校接送小孩显然不属公务。

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公务，不是看时间，也不是看使用的工具，而是看该行为的实际属性。

李某违章撞人时虽然用的是公务车，虽然仍在公务时间，但接送小孩的实际目的决定了此时他在从事私务而不是公务。

因此本案发生时李某的法律身份应当是自然人而不是行政执法人员。

所以，老太太只能以李某个人为被告提起民事赔偿之诉。

4、某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系中外合资企业，它意欲在某市开发房地产。

该市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同意为其提供许多优惠条件。

结果，在征用土地项目上，该公司看中一块属于基本农田的土地，该市政府审批同意其开发该地块，从而使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办妥了尔后的有关用地手续。

不料，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征地开发过程中，引起了大量农民的上访，上级政府方发现此事，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对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

该《处罚决定书》写道：该房地产开发公司征用开发基本农田没有被依法批准；所开发土地属于非法占地，故无条件收回。

该房地产开发公司不服上级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于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问：你认为土地管理部门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对吗?为什么？答：该案所涉其他问题鉴于本章的任务而不作讨论，这里限于评析：在本案中，行政行为的无效与相对人的违法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法理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批准：(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

”第78条又规定：“无权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批准用地的，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占用、征用土地的，其批准文件无效，对非法批准征用、使用土地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批准、使用的土地应当收回，有关当事人拒不归还的，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

非法批准征用、使用土地，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确定的是：1、市政府审批基本农田属于越权审批；越权审批文件应当无效。

但本案中行政行为的无效并非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违法，相对人不违法就不得对其实施行政处罚，因为行政处罚必须以相对人违法为前提。

2、越权审批是行政主体违法，不是行政相对人违法，因而在本案中不仅不得对作为相对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处罚，而且应当对它进行赔偿（类似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3、不对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处罚，并不意味着不能收回它所使用的土地。

因为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就在于必须恢复原状。

本案中，基于行政行为被确认无效，所以政府部门应收回房地产开发公司所使用的土地，以使之恢复到行政行为作出前的状态。

4、本案表明：无效与违法之间不能划上等号，即行政行为的无效不以相对人的违法为前提，但行政处罚必然以相对人的违法为前提。

5、某照相馆自1995年到1996年6月，将带有“富士”、“柯达”等胶卷商标标识的彩色胶卷废旧暗盒13000个，以每个0．20元至0．30元的价格出售，共得款3761元。

某工商局认为该照相馆大批量销售带有商标标识的胶卷盒属于侵犯注册商标权的行为，故依据《商标法》和国家经委、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轻生(1985)440号文件第5条：“擅自出卖带有他人注册商标的废弃标识的单位和个人，除赔偿被侵犯权人的损失外其余非法所得全部没收，并处以非法所得等值的罚款”规定做出处理决定：(一)追缴非法所得3761元；(二)处以罚款700元。

照相馆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不服，向法院起诉。

诉称：出售的照相胶卷暗盒属废品下脚料，符合省商业局《关于食品、饮食、服务行业下脚料回收工作的试行办法》的规定，不能认定为销售他人商标标识之行为，要求人民法院撤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理决定。

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照相馆出卖带有商标标识的照相卷暗盒，属于擅自销售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侵权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39条的规定，应当赔偿侵权人的损失，并处以罚款；但没有“追缴非法所得”的规定。

国家经委、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轻生(1985)440号文件是对商标法的补充规定，可以参照审理此案。

据此，一审法院做出判决：维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处罚决定。

照相馆不服判决，上诉于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做出判决：撤消一审判决维持的追缴非法所得3761元的处罚；维持罚款700元的处罚决定。

问：二审人民法院纠正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的判决是否正确？为什么？答：这里仅限于评析：有关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及规章以下的抽象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处于什么地位?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在审判依据上，是适用法律、法规，参照规章。

规章与法律、法规不一致的，不得适用规章。

行政机关所制定的规章以下的抽象性文件，不能成为行政审判的依据。

在本案中，国家经委、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440号文件，属于国务院的部门规章，它的法律效力阶位在法律与法规以下，于是它不得与法律和法规相抵触，否则不具有约束力。

现在的情况是，《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对擅自销售他人商标标识的，只规定赔偿损失，并可罚款，但没有“追缴非法所得”的规定，而经生440号文对上述侵权行为规定了没收非法所得，显然与《商标法》及《商标法实施细则》相抵触，因而不能作为判别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

至于该省商业局制定的《关于食品、饮食、服务行业下脚料回收工作的试行办法》，不属于行政规章，是属于规章以下的行政规定，更不能作为审判的依据。

所以，二审人民法院对一审人民法院判决上的纠正是正确的。

6、原告魏某与原告王某住宅相邻。

两家关于宅基地的划线已有多年纷争。

他们曾在当地乡政府的主持下立过协议。

今年5月，魏某翻建住宅，两家矛盾再次激化。

乡政府多次协调不成，结果，王某天天到县政府上访。

经县政府协调，最后做出《关于魏家与王家宅基地使用权中界线的处理决定》：“双方宅基地的中界线以魏家东房山后墙角外线向东量4．5寸为一点，以东房山前角外线为另一点，两点连成一条直线向南延长到两户南院墙，线以东归宗家使用；线以西归魏家使用。

”魏某与王某收到县人民政府的《决定》后，均表示不服，便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但当地法院在立案时，关于应以民事案件立案，还是以行政案件立案有不同意见。

主张以民事案件立案的理由是：两户农民宅基地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主张以行政案件立案的理由是：两户农民不服并所控告的是县政府的行政处理决定，县政府做出处理决定属于行政行为，而不是民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