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
2.1本章要点
●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
●礼与刑的关系
●西周时期刑罚原则与刑事政策
●西周时期的婚姻制度
2.2重点难点导学
第一节西周时期的法律概况
西周是中国上古文明的全盛时期。

西周时期的礼乐刑法、典章制度，对中国后世几千年的政治结构、法律制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法律思想方面，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两代
“天讨”、“天罚”的神权法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政治法律主张，这种主张是汉以后主流法律思想“德主刑辅”的直接渊源。

在法律形式上。

西周时期“礼”、“刑”并用，这种法律模式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法结合”、道德与法律相为表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刑事法方面，无论是“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还是老幼犯罪减免刑罚等刑法原则，影响都及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

此外，西周时期形成的婚姻制度、婚姻礼仪，以及富有特色的司法诉讼制度，至今仍然可以在中国社会深处找到踪影。

故而，在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和传承之中，西周法制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西周法制指导思想
周统治者利用夏、商的神权法思想以及新提出的“德”观念顺理成章地解释了“小邦周”兴起和“大邦殷”灭亡的原因。

西周时期，在立法、司法领域里起指导作用的，则是在夏商两代“天讨”、“天罚”神权法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理论。

（一）以德配天——对夏商神权法思想的修正和补充
“以德配天”的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周人认为“天”是公正的，其与任何人都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天命”是可以转移的。

“天”是天下人的保护者，为天下人所共有。

因此，“天命”不会专归于某一族或某一人，而是会发生变化、转移的，这就是“天命靡常”或“惟命不于常。

”
其次，天命的转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德”。

有德之人有“天命”，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在周人看来，王权来源于上天，也来源于人自身之“德”，只敬天地鬼神还不足以“受天命”，只有敬天地鬼神同时又敬“德”才能“受天命”。

再次，“德”的中心内容是“保民”。

因为民心的向背是有德失德的标尺。

民心直接反映了天意。

所以周公言：“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

”“敬天保民”由此成为周人为政的理念。

周初
统治者的“保民”措施体现在体恤民的艰难，“知小民之依。

”依：意为隐，即难言之隐情，也就是民生的艰难。

这种体恤要求统治者一方面克制贪欲，不要妄用民力，使民能安居乐业；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能谨慎用刑。

（二）明德慎罚——西周法律思想的重要发展
在“以德配天”的基本政治理论指导下，西周统治者还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主张，并以此作为国家处理立法、司法事务的指导理论。

所谓“明德”，就是主张崇尚德治，提倡德教，也就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首先要用“德教”的办法，通过道德教化，用道德的力量去教育、感化民众，使天下臣服；所谓“慎罚”，就是主张在适用法律、实施刑罚时应该审慎、宽缓，而不应“乱罚无罪，杀无辜”，一味用严刑峻法来迫使民众服从。

【例】明德慎罚[概念题，中山大学2011年研；人大2009年研]
答：明德慎罚是西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法律主张。

以夏商“天罚”论为基础，逐渐演变而成。

周公等人从商灭亡中吸取教训，意识到仅靠“天威”、“天罚”不足以维护统治地位，因而，他们从“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反对一味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代之以怀柔安抚之策。

明德，是要求统治者注重教化，以身作则，敬天地，尊鬼神，孝父母，爱族人。

慎罚，指用刑时务求谨慎从事，用刑准确。

明德慎刑的具体内容如下：
①“勿替敬典”。

即以常刑、常典治民，严防滥用刑罚，杀害无辜。

②区分偶犯、惯犯和故意、过失。

对偶犯和过失的处罚应酌情减免，对惯犯、故意应加重处罚。

③修正殷商的“罪人以族”制度。

强调罪止其身，不株连亲属，缩小刑罚的打击面。

④反对专任刑罚，主张德刑并用，注意到教育感化的作用。

（三）“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的影响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它不仅在西周各种具体法律制度以及宏观法制特色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中，被后世各朝统治阶层奉为政治法律制度的理想原则和正统的标本。

在西汉中期，“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主张被儒家学派发挥成“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基本法律思想和法制方针，成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法律观念。

二、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
宗法制是“礼治”的基础，其核心内容有二：
一是以血缘为纽带确定尊卑贵贱的等级。

以天子为核心，血缘与王室愈近者在国家与社会中的地位就愈高、身份也就愈尊贵。

二是以嫡长子为核心。

即天子、诸侯、大夫、士等，身份皆传与嫡长子。

在宗族中，嫡子尊，庶子卑；在嫡子中又以嫡长子的地位最尊。

为维系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组织形式，西周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三个方面的原则与制度。

其一，从周天子到诸侯王、卿大夫、士，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也就是说，从天子、诸侯王到卿大夫、士，每一代、每一级君主、领主的领地、身份以及相应权力、利益等，都只能由宗主的正妻所生长子来继承。

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嫡长子为“大宗”，其他兄弟、领主相对于嫡长子则为“小宗”。

其二，小宗服从大宗，诸弟服从长兄。

周天子相对于其他一切领主来说是天下的大宗，其他领主则是小宗。

同样，在诸侯国中，诸侯王是大宗。

在各个相对应的关系中，小宗应该服从大宗，其负有向上纳贡、跟随出兵征伐等政治、经济或礼仪上的义务和责任。

大宗则可以向小宗提供政治庇护，并有责任调解小宗之间的纠纷。

在理论上，大宗有权力剥夺小宗的身份，降低其爵位，剥夺或缩小其领地。

其三，各级诸侯王、卿大夫、士，既是一种家族组织，又各自构成一级国家政权，共同向最高宗子——周天子负责。

这种宗法统治的特征在于家族统治。

周王即周天子，既是国王，天下的最高主宰，又是整个姬周大家族的大家长。

在这种政治、血缘双重关系的统治模式中，国家官吏与各级行政结构的选拔和设立，完全采用“任人惟亲”的原则，依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及与上一级领主的关系等因素来确定。

因此，宗法制度的实质在于保证夺取政权的整个家族对于全社会实行家长制的专制统治。

三、西周时期的法律形式
西周时期的法律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从文献古籍及出土文物资料的有关记载分析，在西周时期，除传统的“命”、“诰”、“誓”等王命，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广泛的调节作用外，以“礼”为表现形式的各种习惯法，以及一些不成文的制定法，也是重要的法律形式。

（一）“周公制礼”
周公是西周初年的重要政治家，系文王之子、武王之弟。

在武王死后，周公悉心辅佐年幼的成王，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成康之治”，为保障姬周政权的稳固和促进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礼记》等早期文献的记载，周公在摄政期间，曾将夏、商两代的礼制加以折衷损益，加上周族原有的礼制，制定了一套通行全国的系统的礼制。

对于周公整理礼制的活
动，历史上称为“周公制礼”。

经过周公制礼以后，周礼作为内涵广泛的言行规范调整着西周社会各方面的社会关系。

因此，在西周时期，“礼”也是法律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吕刑》
周穆王时，开始出现“王道衰微”的迹象。

为革新政治，扼制国家颓败的势头，周穆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

在法律方面，就是命令重要僚臣吕侯“作吕刑”。

因吕侯又称“甫侯”，所以所作之刑也称“甫刑”。

吕侯所作《吕刑》的具体内容已无法考证，但在记述中国上古时期历史的重要著作《尚书》中，有《吕刑》一篇，记载了历史上穆王命吕侯进行法律改革的大致情况。

从《尚书·吕刑》所反映的情况看，此次法律改革的基本精神在于贯彻西周初年提出的“明德慎罚”的法制指导思想，强调在国家司法工作中，从司法官吏的选择到具体执法的各个环节，都必须慎重、崇德。

（三）“九刑”
据《左传》记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在中国早期史籍中，有不少关于西周“九刑”的说法。

据此，有学者提出，“九刑就是周初成王时政治家周公旦所著的刑书九篇”，“这说明周代已有比较完整的刑书，作为统治阶级定罪科刑的依据”。

“西周还不见有公布的成文法典，但已有内部掌握的刑书，则是无疑的”。

这些关于西周“九刑”的记载，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以后，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带有开创性的立法创制活动。

虽然此时的立法还不是公开的，也不一定是系统而且成文的，但这些立法创制的活动，为以后成文法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遗训”及“殷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