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货币数量与物价
一、引言
根据货币数量论，货币存量以及其增长速度对价格水平和通胀率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McCandless &Weber（1995）对世界上110个国家1960-1990年间的考察表明，长期来看货币增长率和通胀率的相关性接近于1，而同产出水平不相关。
关于货币增长率与产出水平关系，相似的结论还可见Kormendi &Meguire（1984）、Geweke（1986）。
这种经验结果同长期货币中性的论断是一致的。
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现实中货币数量论对货币量和价格水平之关系的解释能力极其有限。
典型的观点是，由于货币的流通速度非常不稳定，使得仅依靠货币增长率难以解释通胀行为（例如，Baba，Hendry &Starr，1992；Estrella &Mishkin，1997）。
实证中可以利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如果货币、价格水平和产出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就可断定三者之间缺乏长期稳定的关系。
关于这点经验上的结论存在分歧，一些研究结果认为的确存在协整关系（Hoffman &Rasche，1991；Baba等，1992；Stock &Watson，1993；Swanson ，1998；Dutkowsky &Atesoglu，2001），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不存在协整关系（Friedman &Kuttner，1992，1993；Thoma ，1994）。
这种分歧源于样本区间的不同以及取样频率的不同。
例如Friedman &Kuttner（1992）发现，仅在80年代以前协整关系较为明显，此后十年间货币、收入、价格三者不再有稳定的关系。
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样本区间，利用年度数据得出的协整结论也未必同样适用于季度或者月度数据。
中国货币与通胀的关系长期以来也存有争论。
邹至庄发现1952-1983年间价格和货币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从而认为货币数量论能解释中国的通胀现象（Chow，1987）。
Hasan （1999）利用较长的样本得出的结论同Chow较为接近。
Peebles （1992）则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同市场经济存在根本区别，货币数量论也不适用于中国货币和价格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时间内，在计划经济下价格水平受到严格控制，通胀率很低。
由本文附表的官方零售价格指数看，1978年的价格水平相对于1952年仅高出21%，这期间仅有60年代初"大跃进"时上涨幅度较大。
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价格才又开始大幅上升，1989年高达18.5%，经历了90年代初短暂的平稳价格后至1995年又达到21.7%的历史最高值。
而流通中货币（M0）的数量也同时经历了相似的变动模式：60年代初有较大幅度增加，以后比较平稳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又开始大幅上升（价格与货币存量的走势也可见图1）。
一般地，每一个通胀高峰之前一两年都有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增加。
例如就M0而言，1960年和1961年分别增加28%和30%，1988年增加47％，1992、1994、1994连续3年的增幅分别为36％、35％、24％（1952-2001的平均几何增长率仅为15％）。
粗略地看，通胀水平和货币数量明显正相关，从时间顺序判断，货币的过量增加似乎是导致高通胀的重要原因。
本文目的在于详细考察1952年以来我国货币与通胀水平的长期和动态关系，即货币数量论是否能够有效解释价格的变化。
同以往相关文献研究方法不同的是，本文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ECM ）。
该方法的优势在于避免了非平稳序列回归中可能产生的"伪回归（spuriousregression）"问题，还可以同时推断价格水平与货币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
除了统计方法外，数据的选择和处理是有关我国货币和价格关系研究中另一
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数据主要包括价格水平和货币存量两个方面。
关于价格水平，广泛应用的是零售价格指数，然而众所周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的物价受官方严格控制，难以根据商品和货币供求自由调整，因而官方公布的零售价格指数（以下记为P ）势必低估了通胀水平。
不过Chow（1987）认为这种低估并不会对关键结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相反有的研究者（Li &Leung，1994；Hasan ，1999）则认为有必要构建"真实的"价格指数（以下记为P1）。
关于货币存量的度量指标，现有文献在选取流通中现金（M0）还是广义货币（M3，流通中现金加上国有银行存款）上存有争论。
Chow（1987）推荐使用M0，因为在中国消费者不能使用支票，M0同商品零售价格的统计口径也较为一致。
也有研究者认为M3相对于M0更具外生性，故M3更能满足货币数量论的要求（Hasan &Taghavi ，1996）。
鉴于数据选取方面的争论，本文中分别使用M0和M3度量货币存量、P 和P1度量价格水平，我们认为这样有助于在价格水平和货币存量关系上得出较为全面而稳健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