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代科学为何诞生于西方的几点思考作者：刘亚频来源：《祖国》2018年第23期摘要：现代科学以数理实验为基础和起点，在思维模式上有着鲜明的实证特色，正是在观测和实验中，知识被不断的积累、完善，现代科学得以形成一套严密而有条理的研究方法，最终成为一个知识体系。
关键词：现代科学数理实验技术今天我们所讲的“科学”实则是来自西方的语汇，源于西学东渐时期日本人对西方词汇science的翻译。
起初在英文中science被默认指natural science（即“自然科学”），19世纪后半叶，随着自然科学的专业化、职业化，自然科学从古希腊哲学中正式独立出来，进入了分科化、职业化时代。
于是，以数理实验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是典型的应用型、技术型科学。
但是，中国人对这个在救亡时期被引入的“科学”一词的概念存在认识上的很大差异，甚至将“科学”与“技术”混同，这一问题直到近年来才得到重视，对其讨论也是我们反思自己文化的过程。
一、基督教与独尊儒术（一）西方文明被公认为来自于两希文明，即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
在希伯来语中，有一个词Mashiah（音译为“弥赛亚”），在拉丁语中发音为Christus，是“救主”的意思。
公元42年，耶稣的门徒彼得因为耶稣受到迫害，从以色列离开来到了罗马城，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宗教，这种从犹太教的一个支派中产生出来的宗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基督教（Christianity）。
最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只是一个来自异邦、不引人注目的小教，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很多东方宗教以及希腊罗马多种教义展开了激烈竞争，并最终脱颖而出，发展壮大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并对整个西方科学发展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早在希腊化晚期，亚历山大城就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文明程度和理性水平最高的地区。
这时的罗马帝国道德水准每况愈下，早期的基督徒就是对于现世不报任何希望，转而将所有热情投向彼岸的一群人。
教会之外无救恩，教会在人们的心中地位比封建王国要高得多。
到了公元5世纪，日耳曼蛮族摧毁了西罗马帝国，西欧社会进入“黑暗时代”，整个西欧呈现满目疮痍、文化凋敝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文化最后的阵地，基督教会在历史的洪流中承担起传播信仰和传承文明的重任。
当时的日耳曼人普遍缺乏文化教养，基本不会读书写字，更谈不上欣赏罗马艺术世界中那些美轮美奂的作品，当他们正肆意涤荡罗马帝国的文明宝库时，幸亏基督教会保存了一些古典文明的火种。
当时希腊科学只存在于一些百科全书、手册和汇编之中，教会在传承文明的过程中离不开传播基督教义，比如鼓励信众研读《圣经》、眷抄经文、编写历法，这样一来就顺带着把古代的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等学问都一并继承下来。
所以在公元6世纪及之后，放眼西欧社会能称得上有文化教养的人大都集中在教会，只有教士这个阶层是掌握文化知识的。
到了公元9世纪，“黑暗时代”终于迎来曙光——“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由于查理大帝本人对文化事业的大力扶植，在文化水平较高的意大利地区开始陆续恢复在日耳曼入侵中被摧毁的学校，这些学校沿革了罗马时期的专业性質，比如专修法律的学校。
到了公元1088年，在意大利产生了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它是在专修法律的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欧洲最早的一所大学，构成了所有现代大学的最初雏形。
当时的大学与今天的大学有很大的差别。
从11世纪开始，城市的出现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自治。
居住在自主发展、独立自治城市中的市民也组建了各种各样的自治组织，以起到行业自律的作用。
这些裁缝行会、酿酒行会、皮革匠行会等各式行会和社团被统称为universitas。
在所有的自治行会中，学生联合会、教师联合会或师生联合会发展最为稳固和持久，结果到了13世纪就独享了universitas一词，成为今天“大学”（university）的由来。
起初大学只是一个很松散的教育联合体，博洛尼亚大学就是一所学生大学，另一所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大学——巴黎大学则是一所教师大学。
在学生大学里，学生聘请老师来上课，而学生住的地方叫做college，后来这个词变成“学院”的意思。
随着这些学校的发展，教会逐渐发现了大学的重要性，看到大学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培养人才的绝佳场所，于是教会开始资助大学的教育，提供教会场所作为上课的教室，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贵族不需要读书），这样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跻身教会，晋级自己的社会阶层。
除了学生和教师自治之外，大学通过获得教皇或国王颁发的特许状，从而拥有法律上的独立地位。
有了这个特许状，使得大学成为普遍意义上的泛欧洲机构，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学生聚集在一起，学习知识探讨学术，形成普世的学问标准，这个标准以大学为学生或教师授予的学位来衡量。
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经受过合格的学术训练，享有相应的学术地位。
获得学位的学生要穿着特别设计的服装参加典礼（今天大学里普遍采用的学位服样式其原型就是中世纪的教士袍）。
那么，大学里都教授些什么呢？早期的大学分为四种学院：艺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
其中以艺学院最为重要，因为它包括七门基础课程：语文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数学四艺（算术、几何、音乐、天文）这七艺构成了西方人文教育的基础。
如果让我们穿越时光回到中世纪大学的课堂，我们会每天听到精彩的思想对撞：辩论和讲座，这是一种独特的教学模式，老师们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培养了学生的批判精神和问题意识，而这些正是学术研究的发祥和开端。
此外，大学还孕育了两希文明相融合的重要成果——经院哲学。
随着12世纪大翻译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长期沉睡于拜占庭的希腊科学以文献的形式通过阿拉伯文和拉丁文为欧洲所知晓。
希腊科学和哲学经典重新从沉睡中醒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让基督教思想家们倍感压力，因为他所代表的希腊思想与《圣经》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比如希腊人认为宇宙是永恒的存在，不存在源起和消亡，而基督教信奉的则是创世说）要调和这种矛盾，就必须重新结合理性与信仰，让希腊学术与基督教教义跨越分歧的界限。
经院哲学让神学与哲学成为科学的不同门类，互相并列各自独立的学科。
作为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者，经院哲学对于现代科学有着重大的意义。
自此，希腊科学在欧洲完成了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的推进，让这场学术上的复兴成为三百年后的下一次文艺复兴及现代科学诞生的前期驱动力。
（二）中国文化在其悠长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众多的本土学派，加上后来文化的传入，让这些不同的流派和文化兼容并蓄，其中有的发展壮大了，也有的经过历史的冲刷被淘汰了。
自东晋开始一直到隋唐，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并行其道的基本格局。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这长达一千六百年的时光里，这种格局一直未打破。
社会对思想文化的需要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但这种多样性又需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周易略例·明彖》），即需要一个为主的指导者。
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正因为其容纳、吸收和融合的综合实力。
汉初儒家主要受到荀子学说的影响，董仲舒建议武帝“诸不在六艺（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为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術”之所本。
不过，董仲舒主张的儒学思想，已经是一个大量吸收墨家“兼爱”理论、阴阳五行学说，广采墨、阴阳、名、法、道各家之所长的综合性理念，成为当时社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核。
儒家认为，社会的人重于个体的人，因此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着重强调了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孔子在回答子路关于“卫君侍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时，毫不犹豫给出了“必也正名乎！”的答案。
这种用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规定每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名分地位，并明确与其地位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的“正名”，作为“为政”的首要大事，恰合了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
在战乱频发的年代，如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不能各安其位，各尽其职，那么这个社会如何得到安宁，更谈何发展？因此，儒家的名教理论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并且长久以来“独享恩宠”不无道理。
尽管在强调调动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这点上，儒家比任何其他学派更重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意志力，然而，统治阶层撷取了对其最为有利的主要部分加以弘扬，使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无可撼动。
南宋孝宗皇帝赵眘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三教平心论》卷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好的表征。
从秦代焚书坑儒、禁绝百家之言，到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权至上一直横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专制皇权意图控制人的精神世界，中国人连思想的权利都丧失了。
隋唐时期创立的科举制，更是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官本位”的思想，一切能与“技术”沾边的都是奇淫巧技，吟诗作赋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唯有文学才是进身之道。
如果春秋战国时候的人们还能学到“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那么到了唐代，虽然还有数学和医学，但也仅限于培养胥吏和伎术官，被士大夫阶层嗤之以鼻的术数之学彻底沦为工匠的行业。
再来说中国传统的书院精神，教之以为人之道，为学之方。
在这样的宗旨之下，中国书院的教育是围绕怎么样做人、成为怎样的人来展开的，将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集于一身，而德育教育被放在第一位。
中世纪大学接续了希腊自由学术的精神，学风灵活开放，学生的思维跳脱活跃，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被大大激发；而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重视对经典的背诵、记忆，缺乏问题的引导，学生更是少有提问的习惯。
这也是中国学生之所以严重缺乏自觉学习能力，缺乏科研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的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
而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大厦将倾。
1895年甲午海战的一败涂地，洋务运动的宣告破产，都让国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技不如人”，而是包括政治体制、国民素质、思想传统在内的全方位的落后。
从日本的崛起中受到启示的革命派疾声呼吁，中国需要来一场彻头彻尾的狂风骤雨的变革。
其中，以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革新派主张废除科举制，建立新式学堂。
天文、算学、机械力学等西方学科的强势涌入，这才打开了中国人几千年来思维方式上严锁的大门。
二、数理实验与“自然志”范式（一）一切科学得以成立的基础，是明白整个人类研究的对象——自然界是“机械化”的，其内部的组成方式及运作原理要在第一手经验和观测结果的基础上，通过理性思考，揭示其潜在的规则，并且能够根据这个规则做出准确预测。
这些观测或测量世界的设备，以及它们所使用的标准单位，是人为谨慎设置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利用人工约束的条件，细致调查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某个特定属性，这就是实验的本质。
做实验就是向宇宙发出一条明确的提问，这种主动式的探究不是耽于自然碰巧向你展现出来的样子，所以要用不同的方式去探究，那就是：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