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明万历年间北京的物价和工资近些年来，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物价史方面却进展不大。
而了解一个时期的物品和劳务价格及其变动情况，是了解实际生活水平的重要依据。
由于疆域广袤，各地经济发展程度相差很大，物价史必须以地区为研究单元。
明代虽然制定了“时估”制度，①但任何一个地区都没有留下系统的物价资料。
因此，广泛搜集各地区的物价资料，是物价史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在全国各地区中，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北京，保存下来的物价资料相对较多，明代后期尤为丰富。
目前亟须系统地搜集和整理这些资料，为最终建立一个物价变动的时间序列奠定基础。
本文初步整理了《万历会计录》、《宛署杂记》、《工部厂库须知》中的物价资料，并参照其他一些零散记载，概述了万历年间的物价和工资状况。
一、万历年间的三种物价资料《万历会计录》、《宛署杂记》和《工部厂库须知》分别编纂于万历前、中、后期，记载了多项物品和劳务的价格。
因编纂的时代和性质不同，三种文献所载价格的质量也有一定差别。
以下略作说明和分析：(1)《万历会计录》。
由户部尚书王国光、张学颜先后主持编纂，万历九年(1581)四月纂成，共43卷。
该书卷三○《内库供应》所附“商价时估”记载了内府各库、司、局应收纳的80多种物品价格，卷三六《仓场》所附“商价时估”则记载了各仓场应收纳的9种粮料价格，并加按语云：“其递年上下二估，本部山东、河南等司官，九门、盐法等委官，会同科道，照时岁丰歉，多寡不定，大约亦不甚远。
今备录万历九年题准会估之数，以备查考。
”明代时估制度时有变化，隆庆四年(1570)规定：各仓场及内库监局召买物料，“上半年定于五月，下半年定于八月，俱以十六日为期，务在随时估价，不得执一”。
②《万历会计录》于万历九年四月纂成进览，已载有该年时估价，可见确实贯彻了“随时估价”的原则，并未拘守五月时估之制；除备录万历九年时估价外，凡与万历八年秋时估价不同的物品，亦皆标明增减之数，看来确是据时价斟酌，而非沿录旧估。
当时正值张居正柄政，官员一般不敢敷衍了事，时估应当能够大致反映市场价格。
此外，该书卷三一《光禄寺供应》，记载了分派各地的厨料果品数额及其折价，其中30余种标明了每斤价银。
根据该卷所载嘉靖七年(1528)题准事例：“各项厨料，照依京师时估，定议则例，行各处查照发去价值，征解折色银两送寺买办。
”可知这些厨料果品的折价，亦是依据北京时估而定。
从万历《明会典》卷二一七《光禄寺》可知，这些厨料果品绝大多数是在嘉靖五年改为折银的，《万历会计录》所记价格有可能是沿用旧估。
但既然万历初年仍作为标准价格使用，说明并未发生太大的价格波动，对了解当时物价有一定参考价值。
(2)《宛署杂记》。
由宛平知县沈榜编纂，万历二十年成书，共20卷。
该书卷一四、一五“经费”，分列坛壝、宗庙、陵园、行幸、宫禁、内府、各衙门、乡试、会试、殿试、杂费等项目，详细记载了宛平县的花费数额；此外，卷一○“奶口”、卷二○“志遗五”也记有一些经费支出项目。
除租赁物品不计外，可计算出单价的物品有300多种。
该书所记物价，只有少数标明了年份，最早的为隆庆六年，最晚的为万历二十年；其余绝大多数物品都未标明年份，可视为到万历二十年仍在通行的事例。
关于物品价格的依据，该书未予说明，但这些物品皆需买办，应当也是参照朝廷的会估支付费用。
明朝每年上、下两估的做法，一直执行到万历九年。
该年题准：“各仓场料草及各库物料价银，参酌往年近日旧册，量加增减，著为定规，以后非物价大相悬绝，不得再行会估。
”③也就是说，从万历十年开始，除非物价出现大幅度升降，一般不再进行时估，而是以万历九年的时估为准。
但是，由于物价经常起伏波动，难免出现“旧价不敷”现象，需要作出调整。
万历十七年，工部疏言“畿民铺商之役困累至极”，指出“惟将会估重加订正，则物价自平，众情自安矣”。
④万历二十二年，户部覆刑科左给事中马邦良疏，其中有一条“酌时价”：“甲丁等库召买物料与秋收物件，因岁丰歉，会估不同。
合以上年估定之数为准。
”⑤看来此前已恢复了每年会估之制。
据此推测，《宛署杂记》所记物价，属于隆庆六年和万历五年的，应当反映了上一年或当年的时估；属于万历十四年至二十年之间的，可能反映了万历九年确定的时估，当然政府会根据实际市场价格作出一些调整。
(3)《工部厂库须知》。
由曾经两度巡视厂库的工科给事中何士晋纂辑，万历四十三年六月成书，共12卷。
该书自卷三至卷一二，详细记载了工部所属各机构“会有”、“召买”的各项物料数额及单价，以及一些部门的劳务价格，总数达400余种。
该书卷三《营缮司》有一条按语：“以上各监局、各工所仓库一应物料，除会有者照旧取用，其会无者召商买补，临期照依原估价值移会。
”可知该书所记物价，亦属会估价格；但究属何年估价，未加说明。
同卷《营缮司条议》谈道：“买办各项物料价值，载在《会估》。
然亦与时低昂。
往例年一行之，自三十七年后会估法废，未免偏肥偏枯，官商两碍。
以后口以两年为限，公同科道，备细酌定，上下公平，庶措办易而督责易行。
”书中还屡次提到“三十七年会估”，可见每年会估之制，坚持到万历三十七年，自三十八年废止。
卷四《修仓厂》一条夹注云：“一应木价，万历四十三年会估，每两加二钱。
”卷五《神木厂》谈道：“今万历四十三年会估，木商苦称赔累，于长梁、柁木、松木每价一两各加银二钱，当照数补算。
盖时价一二年间各有赢缩不等，故会估之法必须每年举行，囗不失大常，不囗小变，不能执一也。
”卷八《盔甲王恭厂》记载紫花布每匹三分，其下皆注明：“三十五年会估每匹加一分，三十七年会估每匹减五厘，仍旧三分五厘。
”书中还有“新旧会估”、“照旧估”之语。
根据这些情况分析，万历四十三年虽进行了会估，可能只对木植等少量物料价格作出调整，其他大多数物价，都是万历三十七年的会估价，而此年会估价则又大多沿袭了以前的会估价。
而且，此时“厂库二次会估，不过据司厂送册裁酌，而司厂又凭旧卷开造”，⑥会估价与时价不一定完全相符，当然也不会相差太大。
以上三种资料，《万历会计录》、《工部厂库须知》中绝大多数物品都只有一种价格，它们作为招商买办的标准价格，反映的应当是各种物品的中间价格。
《宛署杂记》记录的是实际支出费用，很多物品都有两种以上的价格。
其中少数物品的价格歧异，是由于记录舛误造成的。
比如，书中多次提到红烛，都是每斤值银1钱，只有一次记载：“大红烛一对，重一斤，银一钱；中红烛一对，重半斤，银五分；小烛一斤，银二钱。
”此处所记小烛价格，不仅与大红烛、中红烛的价格矛盾，也与他处所说小烛价格不一致。
还有少数物品，价格相差似乎过大，但又无法判断是否误记。
如速香的价格，书中几次谈到都是每斤4钱8分，只有一次记为每斤4两8分，相差近10倍。
又如书中一次提到磁青纸9张，价银22两5钱，平均每张2.5两，一次提到大磁青纸10张，价银1两，平均每张0.1两，前者价格奇高。
但绝大多数物品的价格差异并非误记，而是实际存在的。
出现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因为同一种物品在规格和质量方面也会有不小的差别。
《宛署杂记》谈到各种物品时，偶尔会提到质量和规格，如茶和墨均有上、中、下之别，面有上白面、次白面，银硃有上好银硃、中银硃，这些当然都会影响到价格。
如书中所记墨的价格共有6种，每斤最高0.64两、最低0.3两，其中每斤0.6两和 0.48两者，个别地方曾说明为好墨。
书中前后提到的荆筐价银，有每个1两、0.03两和0.025两三种，其中值银1两的荆筐，是长7尺、阔0.5尺、深3.5尺的特大号。
炭篓的价格则有两种，大炭篓每个0.005两，小炭篓每个0.003两。
乡饮酒礼的宴席，上席用重5斤鲜鱼1尾，价银0.1两，上中席用重3斤鲜鱼1尾，价银0.075两，中席、下席均只说明用鲜鱼1尾，未标明重量，但中席每尾价银0.03两、下席0.025两，显然大小有别。
除规格和质量不同外，造成同物异价的另一种可能是各个项目的费用标准确定于不同年代，受原额主义赋税原则的影响，未能根据实价进行调整和统一。
因此，上述三种资料，特别是《宛署杂记》和《工部厂库须知》中的物价记录，只能说大体反映了万历年间北京市场的价格水平。
二、各类物品的价格及其变动本节以上述三种资料为基础，参照其他一些零散记载，介绍一下万历年间北京各类物品的价格及其变动情况。
首先作几点说明：第一，以下所言物价，凡未详细说明出处者，皆出自三种资料。
其中《万历会计录》中的物价皆标为万历九年，《工部厂库须知》中的物价皆标为万历三十七年；《宛署杂记》中的物价，凡有年份者标明年份，未说明年份者一律标为万历二十年。
第二，以下所列物价均指银，单位为两，凡遇一种物品有数种价格，则将各种价格从高到低依次列出，中间用“/”号分隔。
第三，三种资料所记物品种类繁多，为便于查阅和比较，以下根据其性质和用途，对各种物品进行了粗略分类；很多物品的用途不止一种，则只归入一类。
另需说明，关于竹木、砖瓦的价格，主要见于《工部厂库须知》，特别是该书卷五《神木厂》所载“木料等价规则”，详细开列了多种木料的型号、尺寸和价格，限于篇幅，本文未予录列。
l.粮食明代北京的粮食，有麦、米、豆、谷等。
三种资料中，以《万历会计录》记载粮价最多。
该书卷三六《仓场》，载有万历九年春各仓场应收纳粮料的估价，其中牺牲所、神乐观、司牲司只记载了每石估银数，而其他仓场则分别记载了正价、脚价和作为两项之和的总价。
兹将各仓粮料的脚价和正价整理为表1（粮料单位均为石）。
表1中的正价，是纯粹的粮食价格，各仓场虽有所不同，但相差较小；表中的脚价，即运输费，因各仓位置、上纳难易不同，相差较大，如御马仓粮料每石脚价多达0.17两，而吴家驼仓粮料每石脚价只有0.02两。
有些粮料的总价，不同仓场之间差别较大，主要是因脚价差别较大所致。
牺牲所、神乐观、司牲司的粮料，未说明脚价数目，但其估价远高于其他仓场的正价，显然包括脚价在内。
此外，《万历会计录》卷三○《内库供应》也记载了万历九年春内府十库应收纳粮料的估价：小麦每石0.8l两，糯米每石1.12两，黑豆每石0.44两，黄豆每石0.535/0.53两，绿豆每石0.71两，汤绿豆每石0.81两，芝麻每石1.3两。
与表1中相同粮料比对，可以看出，这些估价也是包含脚价在内的。
因此，万历九年春北京的粮食价格，应以表1中的“正价”为基准。
小麦的价格，《工部厂库须知》也有记载，为每石0.7两，与万历九年相差不大。
面的价格，《宛署杂记》记载隆庆六年每斤0.01两，万历五年0.007两，万历二十年有0.01两、0.008两、0.005两三种价格，《工部厂库须知》记载每斤0.008两，也基本保持着稳定。
另据张鼐《宝日堂杂抄》卷末所附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光禄寺“宫膳底账”，⑦烧饼面每斤0.013两。
《宛署杂记》曾提到上白面、次白面，可见面粉质量是有差别的，宫中食用当为上乘白面，价格自然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