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卷第10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V ol.29 No.10 2008年10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ct.2008汉代豪族研究概述王者利（大连大学 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摘要：豪族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他们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历代统治者对其或者拉拢或者打击。

汉代是豪族形成、发展及转变的关键时期，对汉代豪族的研究可以说已到了无孔不入、细致入微的地步，从其构成到其政治、经济、土地制度等各方面都有学者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

本文拟对目前国内有关豪族社会构成、经学化、士族化、“忠孝”观等研究成果做一简要的概述。

关键词：豪族；经学化；士族化；“忠孝”观；仕进制度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8）10-0063-02一豪族的社会构成关于豪族的社会构成，学者的意见大致相同。

徐杨杰先生认为强宗大族来源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六国旧贵族；二是六国的地方暴富及恶势力；三是汉代新贵；四是地主阶级上层。

[1]马彪先生在《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认为“爵邑之人”、“秩禄之奉”、“素封”等三种人可高度概括为秦汉时期豪族社会的三大成分。

所谓“爵邑之人”主要指宗室、外戚及恩宠；“秩禄之奉”者是指秦汉的官僚；“素封”是指秦汉时期特有的富商大贾阶层。

[2]崔向东先生则认为汉代豪族包括以下七种社会势力：1、六国宗室及其后裔。

如齐诸田，楚昭、屈、景等及名族。

2、高訾富人。

包括的成分较广，主要是私人工商业者。

3、豪民、兼并之家。

即家族富有的豪民地主。

4、豪杰。

即豪侠、游侠。

5、世吏二千石。

即家世为高官的官僚之家。

6、汉代军功阶层和食封贵族。

7、地方强宗。

即地方上宗族势力强大的家族。

[3](p80)瞿同祖先生则把豪族分为六类：1、战国时期的旧家族；2、汉代居于统治地位的皇族；3、外戚家族；4、官僚家族；5、富商家族；6、游侠家族。

[4]仝晰纲先生认为，豪族由六国贵族及其后裔、闾巷之侠、兼并之家、富商大贾四部分构成。

[5]杨联陞先生把东汉豪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凭藉中央势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宦官；一类是自己渐渐发展起来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

[6]总的来说，学者们对豪族社会构成的意见差别不大，都大概包括了六国旧贵族及其后裔、皇族、官僚集团、外戚集团、富商大贾、游侠、地方强宗等。

但是我们又要注意到豪族社会构成的成分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严格的，而是变动的，相互转换的。

收稿日期：2008－08－01作者简介：王者利（1979—），男，黑龙江鹤岗人，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史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化史。

二汉代豪族经学化豪族经学化亦可称为儒学化，经学化是汉代豪族的重要特征。

豪族经学化很早就被人所关注，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东汉功臣多近儒”条中对西汉和东汉功臣做了比较，认为东汉诸将皆有儒者气象。

[7](p79-80)崔向东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通经入仕是豪族经学化的重要因素，当然亦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地方官吏以儒治政有关。

汉武帝尊儒以后无数豪族士子以经学干仕获禄，他们竞相以精通儒学为标榜，通过通经，或获得官位，或捞得名声，提高社会地位，豪族和儒学因权力而紧密联系起来。

西汉时期豪族经学化并不普遍，到东汉时期，豪族与经学的联系才十分紧密。

[3](p 168-179)豪族经学化是汉代豪族发展中重要的一个步骤，也是向士族化迈进的最重要的发展阶段。

经学化使得豪族告别汉初时粗鲁的武夫形象，而摇身变为儒雅文士。

三豪族官僚化、士族化关于豪族的士族化过程，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豪族的经济势力、对经学的垄断和控制选举等方面说的。

钱穆先生认为，由于豪族的经学化使得累世经学的出现，进而形成累世公卿，加之察举制度，形成门第。

等到门第势力的形成，遂变成变相的贵族。

[8](p184-186)毛汉光先生认为，两汉士大夫阶层之养成是经过长时期的，而扮演改变性质的养成所，首推太学与公私立教授。

豪族在利禄与政治压力下，接受教育成为时尚，文化的培养使得他们走向了士族化。

[9]马彪先生亦认为，儒宗地主属于士大夫豪族地主，通经取士的出现是儒宗地主得以成长的关键，累世经学的必然结果是累世做官，政治势力家族化。

[10]崔向东先生更是指出，豪族与权力结合而官僚化，世代与权力结合而士族化。

和政治权力相结合是豪族官僚化和士族化的最主要因素，而豪族获得权力的途径便是选举制。

在文中，崔向东先生从任子制、赀选、察举制、举孝廉四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选举制对豪族官僚化、士族化63的影响。

[3](p255-281)杨生民先生则给士族下定义为“以儒学传家的家族被称为士族”。

[11]王彦辉先生认为，随着豪民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开始不断以自身的存在在影响国家政策、法令的调整，逐渐改善自己的地位，进而踏上仕途，上升为公卿士大夫，演变成门阀士族。

[12]赵沛先生认为，豪强的士族化，是武帝朝以来打击豪强政策和以“经学入仕”为核心的汉武政治“开放”双重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武帝时期对地方豪族极端打击，另一方面，豪族中的大部分都能具备了文儒的气质。

循着儒家经学的研习而变为“士大夫”。

[13]黄留珠先生则通过列表的方式对两汉孝廉家世、资历、任用情况做出剖析，发现两汉孝廉中豪族子弟高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并认为，大官们历年察举士人，于是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发展为后来的门阀士族。

[14]阎步克先生则把豪族士族化看作是“士”与“族”的结合，也就是知识分子官僚与家族关系的结合，他们是在选官中得到最大优遇的政治势力。

[15]总的说来学者对豪族士族化的论述基本还是趋于一致的，即沿着经学化——官僚化——世官化——士族化的发展脉络一步一步发展的。

当然亦有学者从宗族、权力、土地制度、人身依附关系等角度对豪族进行论述，如张鹤泉的《东汉宗族组织试探》；刘泽华等编的《中国古代史》；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傅玫的《豪族大土地所有制与士族门阀》；田余庆的《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等，但是不论从哪一方面论述，都没有违背豪族经学化——官僚化——世官化——士族化这一发展脉络。

四汉代豪族“忠孝”观武帝“尊儒”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儒家的“忠孝”观则更是被统治者利用。

但是当我们认真分析两汉的“忠孝”观念时就会发现，西汉与东汉士人的“忠孝”观是不同的。

对于这一现象，历来论述者不乏其人。

顾炎武先生对这一现象在《日知录》卷十三，“两汉风俗”条中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

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

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而风俗为之一变。

”[16]赵翼先生认为：“（东汉）当时荐举征辟，必采名誉，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以赴之。

”[7](p89)钱穆先生也认为：“（东汉尚名节）和当时的察举制度有关系”。

[8](p187)王克奇先生则认为，两汉士风的不同是因为汉初任侠读经趋学守文，而东汉则崇尚名节这样不同的社会风尚造成的。

[17]陈苏镇先生在其《东汉的“义学”与“名教”》中认为，两汉“忠孝”观念的不同是由于西汉经学与东汉经学不同造成的。

与西汉相比，东汉经学更注重“义”的研究。

[18]郝虹先生针对西汉忠君观念淡薄，而东汉忠君观念强化这一现象亦曾有过详细的论述，郝虹先生认为，东汉强化儒家忠君观念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实施的。

理论方面，主要是扩展深化了天人感应学说并在史学中构筑刘姓正统的意识形态，树立扬忠抑逆的历史观。

实践方面，除表彰忠节之臣外，东汉政权对儒学教育更为重视，选官时注重对气节的要求，完善了孝廉取士制度。

[19]从以上各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两汉“忠孝”观念的转变和仕进制度是有着紧密联系的，无论是由于朝廷提倡还是由于经学的转变，最终都要在仕进制度上表现出来。

豪族是处在社会等级的中间阶层，在汉代，尤其是武帝时期他是统治上层的打击对象，如何在打击中生存下来，已经成为豪族要思考的头等大事。

他们最终选择了通经入仕，进入到官僚阶层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无疑是正确的，不但保全了自己的家族，更重要的是使得他们向士族的发展方向迈进。

而在迈进的过程中，儒家的“忠孝”观念慢慢地渗透到他们的骨血里，因而，在东汉时期形成了比西汉强烈得多的忠于汉室的忠君观念。

参考文献：[1]徐杨杰.中国家族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M].北京:中国书店,2002.[3]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M].武汉:崇文书局,2003.[4]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仝晰纲.秦汉时期的豪族[J].清华学报,1936,11(4).[6]杨联陞.东汉的豪族[J].清华学报,1936,11(4).[7][清]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8]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版.[9]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0]马彪.试论汉代的儒宗地主[J].中国史研究,1988,(4).[11]杨生民.汉代社会性质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12]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论纲[J].史学月刊,2001,(4).[13]赵沛.汉武帝的豪强政策与地方豪族的士族化[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2,(2).[14]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15]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16]顾炎武,黄汝成.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王克奇.试论汉代士风的变迁[J].江汉论坛,1992,(4).[18]陈苏镇.东汉的“义学”与“名教”[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6,(2).[19]郝虹.东汉儒家忠君观念的强化[J].孔子研究,2000,(3).（责任编校：张京华）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