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3期2011年03月地理科学进展PROGRESS IN GEOGRAPHYV ol.30,No.3Mar.,2011收稿日期:2010-10;修订日期:2011-0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671019,50725930)。
作者简介:王红兵(1982-),男,甘肃静宁人,博士生,从事土壤侵蚀研究。
E-mail:hbwang82@通讯作者:许炯心(1948-),男,四川绵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事河流地貌研究。
E-mail:xujx@268-274页影响土壤侵蚀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进展王红兵,许炯心,颜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水循环及地表过程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01)摘要:本文在总结了人为加速侵蚀研究的基础上,介绍了人口增长、政策导向、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变化4个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概述了国内外对影响土壤侵蚀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方法。
在以上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后研究需要深入的3个方面:多学科交叉研究、社会经济学模型研究和区域差异化研究。
关键词:土壤侵蚀;社会经济因素;进展土壤侵蚀是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因此,土壤侵蚀研究在世界各国受到普遍重视。
根据郑粉莉等对土壤侵蚀研究进展的阶段划分,20世纪80年代后,土壤侵蚀的研究在侵蚀产沙过程及其机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
土壤侵蚀主要受自然和社会经济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自然因素如降雨、植被以及地形等直接影响侵蚀过程,而社会经济因素主要通过对人类活动的影响间接作用于侵蚀过程。
由于社会经济因素作用的复杂性,对影响土壤侵蚀的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一直是侵蚀产沙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文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出发,总结关于人为加速侵蚀量方面的研究,概括对土壤侵蚀产生影响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的研究进展,探讨了已有的研究方法,以深化对土壤侵蚀发生机理的认识。
1人为加速侵蚀的界定自然侵蚀过程受到了人为活动影响而加速发展,进而对土地利用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时,就演变成“人为加速侵蚀”,是人为因素作用的范畴[2]。
国内对人为加速侵蚀研究比较多,集中在加速侵蚀量与自然侵蚀量的对比方面。
景可等[3]认为全新世以来黄土高原进入侵蚀的发展期,唐朝以前基本属于自然侵蚀,自然侵蚀加速速率为7.9%,唐朝以后,因人类活动而引起的加速侵蚀的速率逐渐递增,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达到25%。
陆中臣等[4]采用历史反演法对黄土高原自然侵蚀和人为加速侵蚀的定量研究表明,黄土高原自然侵蚀量占总侵蚀量70%,而人为加速侵蚀约占30%。
贾绍凤[5]根据水土保持规律和有无人类对植被影响进行对比,认为安塞县自然侵蚀占总侵蚀的9.55%,最不乐观占到16.67%,有利时仅占2.03%,说明加速侵蚀的作用明显占主导地位。
郑粉莉等[6]通过有林与无林小流域的观测发现林地开垦后,流域的加速侵蚀量是自然侵蚀量的几百倍至几千倍,因此判断黄土高原地区,当人为破坏植被后,人为加速侵蚀在现代土壤侵蚀中占据主导地位。
国内对加速侵蚀的研究多选取黄土高原为研究对象,这主要是因为黄土高原从历史上来说植被覆盖的变化较大,现代生态环境脆弱,人类活动影响较为严重。
综上所述,在黄土高原地区人为加速侵蚀速率在逐年递增,并在现代土壤侵蚀中占据主导地位。
国外对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壤侵蚀量也有类似的界定。
Hooke [7]研究表明,在美国每年因建筑房屋移动土石方为8亿t 、开矿为38亿t 、修路为30亿t ,此外在农业活动中使7亿t 的土壤流失到河流中去,以上共计76亿t 。
与此同时,如果不计人类活动的影响,则河流每年输入的物质(泥沙与溶解质)为10亿t 。
由此可见,人类活动移动的物质量是河流的7.6倍。
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发现,人为加速侵蚀已经成为现代土壤侵蚀的主力,对人为加速侵蚀量的界定,为探究人类活动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奠定了基础,下面分别从4个方面来综述影响土壤侵蚀的社会经济因素方面研究的进展。
3期王红兵等:影响土壤侵蚀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进展2人口增长与土壤侵蚀人口因素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增长,前提是农村主要依靠土地为生,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引起的贫穷就成为加速土壤侵蚀的一个重要动力。
人口增长加大了农村土地的压力,促使许多农民在易发生侵蚀的坡地耕作,结果致使森林被砍伐转化为耕地。
这种现象在热带表现得更为突出,热带丘陵表层土壤较浅,结构疏松,很容易受到侵蚀,随着水土流失加剧,土地的生产率会下降,直到表层肥沃土壤流失殆尽,人们才会注意到水土流失的严重性[8]。
许炯心[9]分析了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对嘉陵江产沙量的影响,发现当农业产值占GDP百分比>40%时,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使得侵蚀产沙量突变式增大。
郑粉莉等[10]通过对比中国人口增长与土壤侵蚀量的关系发现:1820年以前每增加1倍的人口,年侵蚀量增加1倍;1820-1949年,每增加1倍的人口,年侵蚀量增加5.37倍;1949年后,每增加1倍的人口,年侵蚀量增加98%。
而Boserup[11]认为人口的增长不一定会导致土地退化,因为人口的增长会促使更多集约化的农业耕作措施的实施以及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这就会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和环境质量,所以说许多针对农业集约化的投资和技术投入可以缓解人口增长的带来的土地压力。
集约化有两种方式,即“资本导向”和“劳动力导向”,资本导向的方式主要包括一切非劳力的实际资本的投入,主要为化学肥料的使用,土壤保持设施如修筑梯田和植物隔离带的建设,以及多年生作物如咖啡和香蕉的种植。
Boserup的人口理论指出了资本导向的作用过程:人口快速增长引发了农业生产的集约化;需求增加引发的食品价格和其他相关价格的变化;可用劳动力增加引起的工资下降和土地价格的上涨;有利于改良土地资源的新制度如私有财产权的出现。
许多学者的研究都证实了“资本导向”集约化实现的可能性[11]。
Barbier等[12]发现在西非,人口压力导致了土地的集约化使用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并且市场机会的增加在提高土地生产率方面起到了比较积极地作用。
一个选择了东非5个国家和西非5个国家研究发现,非洲农户在保护土地方面做了很大的投资[13]。
在苏丹几内亚气候区,每年降水超过了800mm,土壤肥沃,在谷物和棉花种植区土地集约使用的现象比较明显,肥料和杀虫剂的使用以及价格保护政策促使了土地集约化利用[14]。
劳动力导向的方式与资本导向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劳动力导向的方式是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增加。
劳动力导向的方式如果没有相应的保持土壤肥力的资本投入是不可持续的。
东非陡坡地在丰富的降水作用下,土壤保护投资显得至关重要[15]。
Lele等[16]区分了在两种方式各自主导区的农业气候和政策设置的差异。
他们认为劳动力导向的方式不能使土地生产率提升,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例如在撒哈拉苏丹气候区,每年降雨量小于800mm,人口密度很高,休耕期短,土地退化严重。
所以资本导向的方式才是土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3政策导向与土壤侵蚀3.1不恰当的补贴政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Helge等[17]指出由于挪威的农业补贴政策,从1950年开始,经过30多年的时间,挪威东南3个县的谷物的种植面积从占整个农业土地利用面积的30%增长到80%,从而导致草地的面积的减少,这种政策原因引发的土地利用变化加剧的土壤侵蚀量超过了原来估算的侵蚀量的两倍。
尤其是政府的补贴刺激农户平整原来沟谷间的牧草地作为耕地,估计土壤侵蚀的程度会达到原来的两到三倍。
类似的情况出现在冰岛,冰岛国家侵蚀评估报告发现,冰岛土壤侵蚀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为严重。
Ar-nalds等[18]认为大多数冰岛中部丘陵的公共牧地由于自然条件贫瘠并不适合饲养绵羊,而占冰岛国家预算的很大比例的农业补贴支持了绵羊饲养业的发展。
欧盟政府每年花20亿欧元来补贴橄榄油生产,西班牙占了其中的35%,对西班牙南部干旱区的橄榄油的生产起到关键的作用。
de Graaff等[19]分析了西班牙南部的橄榄树种植系统、补贴系统和土壤侵蚀问题,提出了关于橄榄油生产的补贴系统应该包括一个基本的补贴(针对橄榄树的种植)和两种奖励形式,即奖励橄榄油的生产和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这样一来对于规模大的种植园,主要是生产性奖励,规模较小的山区传统农户则可以从他们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获得奖励[19]。
269地理科学进展30卷3.2土地休耕政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1992年欧盟农业公共政策中心(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CAP)出台了土地休耕计划导致之后休耕土地面积的增加,但是由于气候、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差异,这一计划对土壤侵蚀有着不同的影响。
一般来说休耕计划对农业种植地区的土壤侵蚀风险具有双重的影响:①易于土壤侵蚀的土地面积将减小;②由于具有高土壤侵蚀速率的农地被优先被休耕,导致总的平均侵蚀风险减小。
Van Rom-paey等[20]为了定量研究这种影响,对比利时中部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利用调查问卷的结果绘制了土地休耕的概率图,土地休耕概率可以用来模拟不同条件下区域侵蚀风险的减少。
模拟的结果显示休耕土地的百分比和区域侵蚀风险有着很强的负相关。
Boellstorff等[21]选择了西班牙中部一个流域的定量研究发现,尽管在欧洲某些区域土地休耕计划减少了易侵蚀土地的面积,但是在西班牙中部高侵蚀范畴的土地面积呈现增加趋势。
3.3中国的水土保持政策对土壤侵蚀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政策经历了探索治理、重点治理、全民治理、小流域综合治理和预防为主、依法防治5个阶段的演变[23]。
其中主要措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工程措施和退耕还林,工程措施包括梯田、淤地坝等的修筑,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是指山区25°以上的坡耕地退耕还林还牧。
胡春宏等[23]研究认为,从黄河流域目前研究结果看,水土保持的减沙效果及水沙过程变化的原因仍存在较大的分歧,有的认为80年代降雨减少是水沙减少的主要原因,有的认为水土保持是主要原因。
许炯心[24]发现在无定河流域,产沙模数与梯田、坝地、造林和种草面积均表现出明显的负相关。
研究对基准期(1956-1969年)和措施期(1970-1993年)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以后,产沙模数、径流系数和汛期径流能够被降水所解释的百分比均有明显下降,说明在措施期水土保持措施作用是的降水的贡献率大大减小。
中国的水土保持政策针对性较强,对主要的产沙区的坡耕地进行退耕还林还牧,再配以工程措施,对河流泥沙和土壤侵蚀控制有着明显的效果。
4经济发展与土壤侵蚀经济因素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体现在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国内外在影响土壤侵蚀的经济因素方面的研究有着较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