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爱情类故事初探唐传奇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用洪迈的一句话来概括：“唐人小说不可不熟，事言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
”它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上承六朝志怪，下启宋元话本的作用，同时也是历史上首次由文人有意识的独立创作的小说。
明人胡应麟评价道：“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这是很中肯的，比洪迈“而不自知者”的见解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唐传奇主要分成三类，一是写才子佳人或才子妓女间的爱情故事；二是写豪侠壮士的侠义故事；三是写人生如梦的讽世故事。
这些传奇作品虽然还未完全脱离六朝习气，但已逐渐“从鬼神灵异、奇闻轶事走向现实生活”（李悔吾，58）。
这其中又以爱情类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最为生动传神，情节最为曲折动人。
除此之外，它们对唐代社会的忠实反映和自身的艺术魅力及发展演变也值得读者们仔细品位。
以下试来分析此类传奇作品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方面及三篇代表作。
一、爱情类唐传奇的影响由于此类作品描写的是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无论最后结局如何，主人公们曾有过的热烈的爱情和女主角清光照人的形象都为当时人和后人所喜爱；尤其是宋代之后的话本和元代以后的杂剧更是直接取材于唐传奇，如四代杂剧之一、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改编自元缜的《莺莺传》，而明代汤显祖的《紫钗记》则师承蒋防的《霍小玉传》。
在艺术形式上唐传奇为后世文言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一个基本框架，以简洁明快的写作手法或言鬼神或言人事，在轻描淡写间讲述一个个精彩绝伦的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即受此影响。
所以更深入的分析唐传奇有助于我们理解后世文学作品。
二、爱情类唐传奇产生的社会背景此类作品是对唐代社会的真实写照。
初唐所建立的科举制度和读书人狂热追求的官宦仕途到了中晚唐的时候已变得腐烂不堪，科举已经不是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
读书人考过科举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途径一是靠婚姻，二是靠裙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以至于晚唐时牛李之争也是因为靠科举走上仕途的读书人和靠血缘关系互相提携的豪门贵族两大派别之间产生的严重冲突。
出于这个原因，中晚唐时娶五姓女之风巍为盛行，读书人莫不把五姓女当作官场上的敲门砖。
五姓女是指当时五大门阀的女性成员，计有陇西李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范阳卢氏和清河崔氏。
据《唐书•高士廉传》记载，宰相薛元超位极人臣，晚年时曾感叹“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娶五姓女竟可以和进士及第和修史相提并论，可见这对读书人来说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因此很多读书人可以为此放弃自己原有的爱情，比如《霍小玉传》中的李益就抛弃了霍小玉另娶五姓之一的卢氏，从而造成了唐传奇爱情故事中最大的悲剧。
另一方面，唐朝文化开放，国力强盛，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前去学习唐朝先进的思想，各国商人、僧侣、外交使团络绎不绝，使得长安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
再加上初唐时科举的设立吸引了全国读书人中的精英聚集在长安，催生了许多青楼酒家这样的风月场，以至于后人评价“唐人好狎妓”。
此外，唐朝时胡风盛行，所以有唐一代多豪放女，而且道德标准迥异于前朝，以至于对儒家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女人或不遵循传统礼教、或作风大胆令人咋舌，和风流才子间产生了许多爱情故事。
在青楼中靠卖笑为生的艺妓女子首当其冲的成为了唐朝豪放女的首要代表，无数皇室成员、高官显达、读书人都慕名去青楼一睹名妓的风采。
但是青楼女子也并非如她们的职业一样只有虚情假意和逢场作戏，她们作为女人也有追求爱情的自由，只不过她们的爱情在五姓女对读书人的诱惑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所以她们与才子间的爱情多以悲剧收场。
不仅仅是青楼女子频繁的遭到被抛弃的命运，其他身份地位不及五姓女的女子也屡屡因为读书人的负心而成为悲剧人物。
三、爱情类唐传奇名篇浅析在众多唐传奇作品中，数量较多、质量最高的是爱情类故事；此类故事还可细分为人鬼恋、人神恋和人间的爱情。
不过人鬼恋和人神恋的故事大多是唐传奇发展初期的作品，风格近于六朝骈文，价值不高。
在描写人间的爱情故事中以《霍小玉传》、《莺莺传》和《李娃传》为最有成就者。
《李娃传》，作者白行简，古文运动的参与者，著名诗人白居易的胞弟。
他根据当时流传于市井间的说话艺术《一枝花》而创作的《李娃传》“成为写妓女题材作品中唯一的喜剧（或称团圆结局）作品”（侯忠义，6）。
这也是在爱情类唐传奇中结局最完美、主题转变最大的一篇。
它记叙了李娃在结识荥阳公子后与老鸨一起设计骗得他身无分文落魄街头靠唱挽歌为生，后来李娃在荥阳公子乞食时因目睹他的惨状决心对自己的行为赎罪。
她先后恢复了荥阳公子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又激励他考取功名。
最后以娼妓的身份做了洴国夫人，名传一时。
李娃这个人物突破了完全由文人创作出的传奇作品中女性处于被抛弃和被动地位的形象，在故事里李娃不但没有被荥阳公子抛弃，还反过来还曾欺骗过他；另一方面李娃在和荥阳公子的交往中始终是主动的一方，无论是她最初骗取荥阳公子的钱财还是后来对他的赎罪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更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荥阳公子并没有为仕途的坦荡而另娶五姓女，相反他在故事后期对李娃再三挽留，这也使得荥阳公子也突破了以往始乱终弃背信弃义的书生形象。
以上这两点不得不说是爱情类传奇作品中独树一帜的亮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娃和荥阳公子的爱情不像《霍小玉传》和《莺莺传》里的爱情一样纯洁——至少李益和霍小玉、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在前期是纯洁的——而是更多的加入了义理的因素。
李娃对荥阳公子的感情很难说是爱情，她在再次遇到他后更多的是同情和愧疚。
可以说李娃的性格是理智大于感情，她的赎罪行为重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荥阳公子。
所以我们很难说《李娃传》是否是一篇纯粹的爱情传奇故事，因为这里或多或少包含了一些社会批判的意味在其中。
由于《李娃传》的前身是流传于坊间的说话故事，那么我们更可以肯定这篇作品大团圆式的结局可能是继承了《一枝花》的结尾；毕竟作为说话艺术其结局必然要为普通百姓所接受，而喜剧的结束方式恰恰符合市井小民的心理。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也正好反映出当时门阀制度的森严和不合理性，导致了百姓对此抱有逆反心理，所以李娃传的突破门阀制度的结局既是百姓所喜爱的又是他们所希望的。
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写道：“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
” “近情”者，指李娃和荥阳公子均行义理之事，“耸听”者，指结局深得人心。
《莺莺传》是一篇与众不同的爱情类传奇作品，它主要描写了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爱情。
张生对崔莺莺一见钟情，经过自己的努力和红娘从中穿针引线，终于赢得了崔莺莺的倾心。
但随着张生之远去长安，崔莺莺的命运就变得像她自己预言得一样被张生“始乱之，终弃之”。
张生因为“文战不胜”而滞留长安不归，崔莺莺写长信一封致张生表明自己的心意，决意与他分手。
张生不但没有作出任何挽救的行为，相反还把这封信公布于众并且标榜自己“是用忍情”。
后来崔莺莺嫁人张生也有所娶，两人最终的结局避免了悲剧的发生。
这篇文章中的张生虽然抛弃了女主角，但却并非是因为要高攀五姓女，因为崔莺莺本是五姓之一的清河崔氏。
究其原因竟然是因为崔莺莺五姓女的身份使得张生必须要考取功名，否则按照上层社会门第身份对等的婚姻规则他就没有资格娶崔莺莺为妻。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讽刺，崔莺莺身为五姓女却挽留不住张生的爱情，不得不说这篇文章也从一个侧面道尽了五姓女的悲哀。
同时它也充分说明了科举制度的败坏不但使读书人狂热的追求豪门贵族的女儿，也令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子与下层社会的白丁青年无缘，所以我们说《莺莺传》反映的主题在爱情类传奇中是别具一格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这片文章并非是一个大悲剧。
崔莺莺过于柔弱细腻的性格和贵族小姐特有的矜持让她在与张生的爱情中虽不能占据主动，却可以全身而退；即使在整个故事中掺杂着时代的悲剧，崔莺莺也没有任何轻生的举动。
个人性格起到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超过了整个时代的命运，爱情故事的主题和女主角的命运也从此发生了转变。
另一个很有趣的方面，《莺莺传》描写了流传的千古月下待张生的情节，尤其是崔莺莺的“待月西厢下”一诗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经典情诗。
但结合前后的描写来考量，我们会发现崔莺莺虽然在与张生初相见时能够让红娘替她暗传情诗大胆追求爱情，可是张生如约赴会时却遭到崔莺莺一番义正词严的痛斥；过了几天崔莺莺又突然变得主动起来和张生偷情。
在文章的后部分崔莺莺还在信中替张生文过饰非，把他们爱情的失败归结于自己的轻率和唐突。
这些显然是文章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崔莺莺前后的表现反差极大，如果我们说她有追去自由爱情的美好愿望，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形象，那么她的矜持和她的自怨自艾又使得她像一个受过传统教育的贵族少女。
这两种性格的矛盾，或者称之为冲突，恰好反映了情欲和礼教在她心中的冲突。
考虑到唐代社会的社会迥异于前朝，开放的风气也难免会影响到豪门贵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那么崔莺莺的矛盾性正是这种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相冲突的结果。
《霍小玉传》是所有唐传奇中最大的悲剧。
霍小玉是霍王的女儿，被霍王遗弃后失去了贵族的身份，以至于流落风尘。
虽然她和书生李益相恋了两年多并且苦苦哀求只要求拥有八年的爱情，可是李益为了日后的发达不但尊母命迎娶身为五姓女的表妹卢氏，还对霍小玉避而不见，极尽负心之事。
后有黄衫客偶遇霍小玉，为打抱不平而用计把李益骗到霍小玉面前，但李益无一句解释无一句歉意。
最后霍小玉气绝身亡，化为厉鬼，而李益从此人格分裂，每每怀疑妻妾对自己不忠，惶惶不可终日。
《唐书》云：“益少疑而忌克，防妻妾严刻，世谓妒疑为李益疾。
”因此这篇作品即使不是根据真人真事而作，也至少是受李益传闻的影响。
李益的行为可以用前文提到的追求仕途的成功来解释，而无数读书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抛弃了如同霍小玉一样的痴情女子。
李益和霍小玉的爱情在时代的大命运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个人的力量无法抗拒上层社会达成的默契（即血缘和裙带关系）。
从这方面来讲，他们的悲剧——严格来说是霍小玉一个人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在当时还发生过很多诸如此类的爱情，但最终的结局却并非像《霍小玉传》一样悲惨。
其原因就在于霍小玉的性格过于刚烈，太坚持、太执着于和李益的爱情，即使在知道李益背信弃义后仍然不放弃对他的感情；甚至在死后还对李益说自己“尚有余情”。
所以霍小玉的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
当时代和性格都和自己向往的美好的爱情对立的时候，等待霍小玉的除了悲剧之外还会是什么呢？把《霍小玉传》和《莺莺传》做一下对比便很明了，同样是深爱着对方、同样是被抛弃，霍小玉选择了死而崔莺莺选择了生。
虽然霍小玉的死增强了艺术感染力也因此完成了一个社会的悲剧，但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不得不说她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
我们不能完全把错误归结为社会对下层女子的不公平，也不能借此说《霍小玉传》是对唐代社会的批判。
在感叹霍小玉遇人不淑的同时，也为这样的痴情而刚烈的女子掬一把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