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的兼容性李红芹1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儒家文化包含着民主政治的一些元素，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儒家的终极理想与民主政治并不矛盾。

儒家参与政治和影响政治决策的作为近乎于公民社会的政治社团的功能，儒家对合理的社会秩序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正与和谐诉求。

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以儒家文化的开放性为切入口，以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人格平等与参与平等为基础，“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和挖掘儒家文化的价值功能，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 关键词] 民主政治；儒家文化；兼容性[中图分类号] I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824（2008）03-0000-00 亨廷顿认为经济因素、宗教、外部势力的新政策以及滚雪球和示范效应对民主化都有重大的影响。

在对诸因素的分析中，他对宗教的关注是不容忽视的，认为基督教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托克维尔也肯定了这种宗教自由精神所发挥的作用。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这样论述道：“伊斯兰教的政治概念不同于民主政治的前提，并与之相矛盾……回教和儒教对民主发展构成了不克逾越的障碍”。

“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中的民主则未必是”[1](p373-374)。

由此可见，亨廷顿虽然认为儒教构成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障碍，也并未排除在有儒教传统的社会中发展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尽管儒教中的某些成分不利于民主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阻碍了民主的发展，但不能由此就断定儒教与民主是不相容的。

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儒家的终极理想与民主政治发展并不矛盾。

一、儒家文化的源起、发展、陨落与复兴西周贵族政治崩溃之后，有一批熟谙并热心于西周文化精神的卜、史一类人物散落民间，以私人身份从事相礼和教学的职业，这批人就是最早的“儒”者。

儒而成为学，始于孔子[2](p2)。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诸侯国为了巩固和壮大自己的势力，都纷纷着力于不同程度的封建化改革，社会上各阶级、各集团、各派别就社会制度变革问题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儒家及儒学脱颖而出。

秦统一六国后，采用了国家一元性的社会结构和“法”家的法治思想，以霸道政制取代了王道政治以维护其统治，并实施了“焚书坑儒”。

法家亡秦已在学界达成共识。

汉初，统治者吸取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选用了道教思想作为其统治思想。

后来，汉朝的后继统治者发现用“道”家思想治国并不十分理想，到汉武帝时期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被尊称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儒教文化也慢慢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的代表。

在儒学中，“仁和”之学是其核心思想：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

儒学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宽容精神、理性通达精神，中和协调精神。

它有两个思想特点需要强调：其一，儒家的政教协合之内在的构成要素不是政治与宗教，而是政治与道德。

其二，儒家的政治与道德（教化）的关系，不是合一的关系建构，而是协合的关系处置[3](p278-411)。

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1作者简介：李红芹（1973-）女，籍贯：河南安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基础，将个人修养与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的义务和责任相联系。

笔者认为，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特点的这种道德普适性与民主的发展并不相悖，它深刻地表现出一种人文关怀与和谐诉求。

1915年，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旧礼教、旧道德，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在这个思想发生急剧变革的时期，儒家思想受到强烈排挤，逐渐殒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但儒家的社会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失。

辛亥革命前后，产生了注重道统、崇尚自由民主、相信民主政治普遍价值的新儒学。

其思想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西方的思想进行了嫁接，主张基本上完全移植现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并立足于用西方的思想观念重新解读传统的儒家经典，从中发掘儒家思想文化的普遍价值和永恒意义，同时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生根发芽提供文化哲学前提。

伴随着市场经济所产生的道德滑坡以及当今世界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危机为儒家的复兴开辟了新机缘。

为了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为人类生存谋出路，人们开始转向东方中国智慧里寻求答案。

“道德危机”所造成的怀旧心理给儒家的复兴提供了心理基础，而儒学的“天人合一”的理想恰恰迎合了这种需要，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客观的现实基础。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的某些原则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民主政治发展服务。

二、民主政治发展的切入口——儒家文化的开放性儒家文化的开放性为它与民主政治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

作为一种文化，儒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问。

它既有哲学的深思，又有信仰的引导，是关乎思想的和信仰的体系。

它是社会人生之学、修德治世之学，用传统的话语，它是仁礼之学，内圣外王之学。

它的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等方面的学问。

历史上，儒学的“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普世情怀不仅推进了中国对外的睦邻友好的和平路线，也为众多的思想学派和宗教在中国的生存与和平发展表现出了博大的容纳情怀，为形成中国多元通和的生态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儒学的这种开放性为民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儒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它的发展轨迹一样遵循“经权”原则。

因为任何传统都要不断地调整它的表现形式，过去的对今天不一定能用，历史环境造成的变化带来了其表现形式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今天，儒学的复兴更显示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及较强的适应性。

它会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以“权变”原则为指导，调试自己，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应和拥抱民主，推动民主的发展和完善。

三、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相兼容的基础——人格平等与参与平等孔子作为儒家的原创性思想家，继承周公以来的思想传统，其思想的重心是对人文社会的关注。

他以道德标准来衡量现实政治状况。

孔子从未认为民众没有政治责任。

他一生也都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程度。

在他看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3] (p321)。

也就是说，即使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孔子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参与意识。

在个人与君主的关系上，他并不认为作为君主的个人高于他的臣民多少。

孔子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4] (p116)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王道思想。

首先，在君臣关系上，孟子主张以民为本，认为作为一个君主，如果任意残害他的臣民，作为臣民可以起而杀之。

“孟子告齐宣王曰。

君之视臣如手足。

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

则臣视君为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

则臣视君如寇仇。

”意即君臣是一种平行的关系。

他认为“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5](p284-322)他把统治者的道德自觉看成是仁政的前提。

他关心平民疾苦，主张以不忍之心爱民，民众要有恒产，这都含有民主政治可以汲取的成分。

其次，在君、民与国家的关系上，孟子认为先有民后有君，并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5] (p573)他认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权威并决定天下的治乱，民的存在与权力是天赋予的，即“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

[5] (p68)他主张尊重普通人的权利和意见，提出了天意即为民意，民意即为天意的重要思想: “天视自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5] (p381)“罗尔斯作为公平正义原则的特别是原初状态的设计的一个根本的前提，就在于关于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想存在物的人性预设”。

[6](p46)这在孟子与君主的对话中就有所体现：在许多场合孟子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出现，君主是以讨教的态度与他对话，这种以平等身份为前提的对话折射出的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

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权利的尊重有些类似于现代公民权利的萌芽。

荀子则把孟子的思想提到了更高一种境界。

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7] (p458)意即上天生民不是为了君主，人民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自由的追求，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来服务于民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真正民主思想的体现。

儒家强调人不可剥夺的价值、尊严及平等，体现了人类的基本价值。

可见，孔子、孟子及荀子的合理统治的思想包含着可贵的现代性因素，那就是对合理的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追寻。

公民社会所需的参与精神在儒家的思想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儒家的思想观点把参与政治活动和影响政治决策看作是儒学者的一项神圣使命”[3] (p337)。

其作用近乎公民社会的政治社团。

其对人格和参与平等的强调与政治民主是并行不悖的。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格和参与平等作为两者兼容的基础。

然而仅有平等而达成二者的兼容是不够的，它需要以一定的秩序为依托，藉以保障社会公正的实现。

四、民主政治与儒家文化相兼容的依托——“社会公正”与路径选择孔子将王道政制的基本精神继承下来，而把属于特定历史阶段之外在形式的社会制度（礼)扬弃，提炼出仁的概念，使之由一种外在的社会制度转化成为一种指导社会运作和个人行为的九种基本原则，以作为新制度创生的支点[8](p46)，并以此来规范社会秩序。

就任何一种社会公正而言，对秩序或程序公正的服从，是维持政治生活的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

亨廷顿也曾把对政治稳定的追求作为其政治秩序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9](p7)孔子处于礼乐崩坏的春秋时期，他也极力希望看到一个有着合理秩序的社会。

这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也是他所提倡的历史王道的基本内涵，他尤其认同周代的政治秩序之礼。

现代民主社会的社会公正也体现在公民们能够自觉地构建和维护社会的程序公正，这与儒家的“合理秩序”并不相悖，儒家倡导的“德”与民主强调的“法”可以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社会公正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秩序，而政治秩序须以文化秩序为基础；政治运作须以社会的文化价值原则为指导[8] (p45)。

因此，妥善处理好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民主与传统文化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妥协，取得一种协调，才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健康发展。

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民主不是无本之木。

民主在东方社会的引入需要考虑到当地的环境条件与文化传统，不加取舍地接受西方民主与认为儒家文化纯粹是民主发展的障碍的说法都是比较极端的做法，把二者孤立起来各自发展的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批判的接受，对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除其糟粕，吸其精华，争取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才能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建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