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及其治理作者：毕红梅黄祎霖来源：《理论导刊》2020年第10期摘要：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负面舆情的出现与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密切相关，设置负面议题、散播疫情谣言、炮制无关热点、倾泻非理性情绪是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的主要表现。

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互联网平台制度建设缺陷与行为导向缺失弱化了网络意见领袖的价值引导;网络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与经济利益冲突诱发了网络意见领袖的不当动机;个人的身心素养缺陷与社会责任感缺失左右了网络意见领袖的行为选择。

对此，可从精准治理各层级意见领袖、培育主流意见领袖、严格落实制度执行、加强思想教育引导等方面来应对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问题，提升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空间治理效能。

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网络空间治理中图分类号：D630.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0）10-0098-05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传播与引领研究”（14BKS077）。

作者简介：毕红梅（1968-），女，湖北赤壁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西方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黄祎霖（1997-），男，湖南浏阳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重大突发事件会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也为互联网平台的信息生产提供了巨量素材，催生出多个网络信息爆点。

在此期间，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不仅会让网络舆论朝着消极方面发展，更会增加网络意识形态风险。

正确处理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问题是化解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风险的必然要求，必须科学研判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的表现及成因，采取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的主要表现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主要表现为设置负面议题、散播网络谣言、炮制无关热点、倾泻非理性情绪，这些失范行为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使网络空间治理面临严峻挑战。

（一）设置负面议题，操纵网络民意议题设置具有舆论引导的重要功能，通过议题设置可以左右和改变信息受众对某些问题的态度和看法，将他们的情绪和思考引致预先设定的方向。

议题设置的主体主要是新闻媒体机构，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同样具备议题设置的能力。

重大突发事件的出现为议题设置提供了良好契机，“大事件”必然催生“大讨论”，而至于讨论什么、如何讨论，都取决于媒体机构与网络意见领袖如何操作。

部分网络意见领袖通过主导负面的话题讨论，将公众的观点态度引致与主流相反的方向，这是其行为失范的重要表现。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会催生出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网络意见领袖便以惯用的话语模式展开对社会的“历史性大思考”。

他们纷纷撰文发声，争相活跃在微信、微博、知乎、豆瓣等网络社交平台，在网络上大肆倾销自己的“独家观点”。

根据事件的特点，这些网络意见领袖总能设计出极具感染力的话题讨论，通过反复的网络发声以扩大影响范围，将大量网民引入这些讨论中来，并俘获了一大批支持者。

比如他们在言语之间极力鼓吹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在讨论的进程中总能适时地触及“问题的根源”，将矛头指向体制与政府，进而顺理成章地推出“体制僵化”“官员腐化”等负面化议题，最终达到扰乱民众视听、操纵网络民意的目的。

（二）散播网络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网络意见领袖的确立遵循一定的契约精神，网络意见领袖通过向网民提供较为准确的信息以获取受众的信任，在此基础上，他们被赋予网络领域内一定的话语权威。

一旦网络意见领袖滥用其话语权威，造谣传谣，便会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

在重大危机性事件爆发的初期，由于真实信息需要一定时间加以求证，无需时间成本的谣言便会率先涌入网络信息场，以先入为主的姿态影响着网民的信息获取。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初期网络上集中出现大量的失实信息，诸如“新冠肺炎即非典”“盐水漱口防病毒”“抽烟预防病毒感染”等等。

这些谣言在某些网络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下迅速弥散。

一时间，民众恐慌程度加剧，部分谣言谈及预防或者治疗病毒的药物被群众哄抢，一度脱销。

一方面，部分别有用心的网络意见领袖极力捏造谣言，大大增加了谣言的可辩难度。

很多网民并不会去主动甄别网络意见领袖言论的真假，即使网络意见领袖造谣，他们的观点仍会被很多网民认为是绝对可信的“事实”与“真相”。

另一方面，部分网络意见领袖疏于证伪虚假信息，助推了谣言散播。

在网络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对待信息的态度及其行为会引发涟漪效应，网络意见领袖如果没有及时证伪谣言，反误以为真并对其评论及转发，短时间内该谣言的传播便会呈现燎原之势。

（三）炮制无关热点，堵塞信息通道根据“二级传播”理论，大众传媒要想影响公众、向公眾传递信息，往往要通过网络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而这种现象在网络领域更为显著。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过程中，网络意见领袖承担着搭建官方媒体与群众有效沟通渠道的重大责任，对传递关键信息、动员社会各方力量起着积极作用。

然而，部分网络意见领袖却未能履行其职责，他们没有充分发挥其“信息桥梁”作用，却倚仗着自己的话语优势，滥用自身的发声能力，制造一些毫无意义的热点话题，不仅没有及时传导正向信息，反而造成了信息传递通道的堵塞。

部分“网络红人”、娱乐“大V”对娱乐热点的恶意炒作就极具代表性。

作为粉丝经济的产物，“网络红人”、娱乐“大V”在特定的网络圈层内有着极高的话语权威，在粉丝群体中极具号召力。

不管什么时候，网络上一些人总是高举着“娱乐至死”的大旗，恶意攫取网络流量。

微博上总是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娱乐新闻并占据着热搜，抖音上总是更新着大量低俗视频，且播放量惊人，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网络领域内娱乐主义大行其道。

在信息爆炸时代，信息的传播很难精准地指向预定的受众，大家对信息的关注度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各类“热点”所占据。

如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当社会面临着重大社会危机时，网络意见领袖过度炮制与突发事件无关的、并无实际意义的热点话题就会导致互联网信息过载，堵塞其它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应对危机的关键信息的传播通道，这将大大阻碍或延缓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四）倾泻非理性情绪，影响社会团结理性发声应该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内在要求，因为他们的一次情绪化表达可能引发网络群体性的情绪爆炸。

“网民围观的热点、焦点很容易发酵为舆情的‘爆点’。

”[1]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社会危机会引起人们的情绪波动，在事件爆发的初期极易出现群体性恐慌与焦虑。

如果部分网络意见领袖在此期间未能保持冷静克制，过度宣泄自己的非理性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煽动网络极端情绪，就会诱发网络暴力，影响社会团结。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疫情期间，部分网络意见领袖过度的情绪化表达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一是一些网络意见领袖过度解读医护群体的困难境遇，臆想医护群体遭受不公正待遇，渲染其悲壮色彩，将其悲悯之情极端化表达，误导了群众认识，间接引发网民对某些政府机构和医院管理层的无端攻击。

二是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在斥责黑心企业大发“国难财”时，却在不经意间将愤怒情绪平移至其他社会企业身上，将部分商人与企业家标签化，让网民误以为社会遍布“无良商家”“黑心企业”，激化了企业与群众的矛盾，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三是一些网络意见领袖对那些所谓“故意出逃”疫区的人进行公开抨击，使得公众被划分成了两个群体——疫区人民和非疫区人民。

一些极端民众受此影响转而排斥所有的疫区人民，直接催生了地域歧视，激化人民内部矛盾，严重影响社会团结。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的成因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的原因由多种因素构成。

深刻分析其深层原由，有助于我们更为系统全面地理解网络意见领袖的失范表现，也为提出治理策略提供合理依据。

（一）互联网平台制度建设缺陷与行为导向缺失弱化了网络意见领袖的价值引导其一，互联网平台的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网络行为失范成本较低。

中国的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步较晚，很多核心技术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互联网仍然存在很多技术盲区，技术性的监管在互联网的很多领域无法有效发力，平台管控系统并不完善。

网络传播的过程存在巨量的信息流动，信息内容的多元与传播形式的复杂更为互联网的制度建设制造了巨大困难。

现阶段，国家相继推行关于网络治理的法律法规，使得互联网不再是“法外之地”。

然而，互联网平台仍然存在一些法律的灰色地带，很多不法言行经过一定包装修饰依然能在网络上通行，而常用的那些“封号”“限期删除”等警告性处罚并未能发挥有效的震慑作用。

每一次爆发重大社会事件，互联网平台总是各类言论层出不穷，各方观点针锋相对，且往往是哪方的观点越爆炸、态度越激进，哪方就越能得到关注、越能受到追捧。

一些网络意见领袖深谙互联网的信息运行机制，又善于包装美化自己的言行，故能在网络上无所顾忌，对自身行为不加控制。

其二，互联网平台的行为导向有所缺失，网络作为新兴的行为场域缺乏充分的价值引导。

网络空间开放性与虚拟性的社会属性使得网络行为主体能以更加自由的方式进行活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对网络行为主体的约束力较弱。

互联网制度建设很难触及到隐性的思想问题，难以从动机层面规制网民们的行为活动，而非规制性的教育引导行为也很难在约束虚拟化的网络行为上有可观成效。

现阶段，互联网平台的行为引导受着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互联网平台缺乏系统的规范性行为引导机制，如何在网络领域全方位落实主流价值引导成为一个难题;二是互联网平台缺乏专业的教育引导队伍，价值观教育、思想引导缺乏有效的实施主体。

所以，网络领域不仅存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更有一大片伦理道德的“灰色地带”，一些人甚至将互联网作为“释放天性”的实践场。

网络意见领袖具备网络行为的引导功能，但引导者本身同样需要被引导。

也就是说，网络意见领袖的言行也需要接受教育和指引，缺乏正向的引导教育是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网络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与经济利益冲突诱发了网络意见领袖的不当动机其一，重大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论战往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载体。

网络世界从来不缺乏各类反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市场，而很多网络意见领袖便是这些理论的忠诚拥趸。

“社会思潮传播，常常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空间范围、某一特定领域表现得异常活跃，以期借社会变革之势、社会热点之势与时代潮流之势进行传播。

”[2]重大突发事件让鼓吹各类错误社会思潮的网络意见领袖纷纷粉墨登场，主导负面性的议题设置便是他们传播错误思潮的主要手段。

这些拥有着固定模式的议题设置就像是网络信息制造和传播工作流水线上的一套完整工序一样，重大突发事件只不过是用以加工的材料，而最后的产品核心还是原来的那些理论，这些网络意见领袖也只不过在重复着他们一直在做的某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