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文化批评和后现代语境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郭　军内容提要:后殖民文化批评是由生活在第一世界、但有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针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霸权思想而提出的理论建构,其理论前提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和福科的话语霸权理论。

依据这些理论前提,他们认为所谓古老、落后、愚昧的东方与文明、进步、开化的西方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实质性的存在,而是西方文化的话语建构,其目的是为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进行扩张和征服提供一个“说法”。

这一文化批评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运作;其一是在西方反本质主义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西方文化自身的批判反思,因而是后现代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其二,由于这种批判与反对文化霸权和种族压迫的政治立场相结合,又使之成为主流文化的对立面,而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按照后殖民主义文论家们自己的声称,似乎只有第一个层面才是其初衷,而第二个层面只是附带的效果,对此,应从他们的双重文化身份加以理解。

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对后殖民理论的认识和借鉴则需抓住其批判精神并重新语境化,才能达到清醒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后殖民文化批评　后现代语境　知识分子一、后殖民批评“后殖民文化批评”(po st2co lon ialist critici m)在英美早已是热门话题,在综合大学的人文学院中,不仅文论与文化研究将此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开设,文学系、政治系,国际关系系,社会学系等也将其理论作为方法论来展开各自专业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从这一文化批评的“旗手”人物的著作与观点,如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 rien talis m)、斯皮瓦克的贱民观点(Subaltern p erspective)到后起之秀霍米・巴巴的文化定位(the locati on of cu ltu re),法农的后殖民心理分析一直到被霍梅尼用全球追杀令通缉的拉什迪的小说作品;所涉及的学者有后结构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女权主义者,新历史主义者等。

中国的文论界对此也有过热烈反响,如徐贲、张颐武等纷纷著述从后殖民的批判立场评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反思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

对后殖民文论的译介也曾同步进行,已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后殖民理论》,(罗冈,刘象愚主编)。

除此之外,一些外国文学刊物也曾辟理论专栏加入讨论(如一九九九年的《国外文学》)。

但是与西方相比,中国人对此似乎只有那一时的热情。

后殖民批评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理论建构,还有得讨论。

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欧美政治理论界就已经有对后殖民问题的论战,但当时所涉及的议题是战后殖民地瓦解过程中在亚洲和非洲崛起的那些民族国家与原宗主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一内涵到80年代基本未变,但是到90年代,当这个词从文学理论领域出现时,就全没有了早年那场论战的痕迹,意思也面目全非,且含混甚多,于是也导致相关概念的含混,最直接的相关概念便是“帝国主义”。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一位研究员在一次讲座中谈到在美国的一次后现代-后殖民讨论会上竟听到一位美籍香港华人大谈“中国帝国主义”,感到大为震惊。

下面笔者根据自己所能读到的资料对此做一尝试性梳理。

“后殖民”作为一个文化批评概念出现在文论界是由生活在第一世界、但又有第三世界背景的知识分子针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霸权思想等提出来的。

这些人都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如赛义德是阿拉伯血统,但从小受西方教育,现在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级终身教授;而斯皮瓦克则出生于西孟加拉的加尔各答,受的是前宗主国的教育,后又移民美国,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美国著名学者。

其他如巴巴、拉什迪等也都或多或少有相类似的背景。

他们的背景一方面使他们觉得在白人主流文化的语境中自己处于“边缘性”地位(m arginal po siti on),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反观两面文化,以自己的“他者”性,即以自己的背景为理论资源,提出有别于主流文化的话语建构,从西方文化内部对其进行批判解构。

他们所提的后殖民批评的主导精神是反霸权、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帝国主义。

这意味着两个层面上的操作:首先这意味着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作为第三世界的代言人与第一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对峙,但对这一层面的角色地位他们却由于种种原因而竭力回避公开承认。

他们将自己的操作一概集中于第二个层面,即话语建构层面。

根据他们的观点,西方白人话语霸权导致第三世界“失声”,使之成了“沉默的主体”而一直由白人代言,因而他们需要找回自己的“声音”。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的要旨就是揭露西方如何从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出发,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术语言说“东方”,把东方说成一个有别于“我们”(西方)的“他们”,需要“我们”去开化,而“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只有武力和暴政,“他们”和“我们”不一样,是应该被统治的。

赛义德认为不仅西方的政治话语,甚至整个文学史都是这样一种建构,如英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就定下了这一基调,经狄更斯一直到康拉德、吉扑林等,这一“声音”绵延不绝于耳。

赛义德称这一类言说 叙述为“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认为这种“东方”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而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文本,推而广之,殖民历史迄今为止也一直是西方话语言说的版本,并不等于真实的历史,但是尽管如此,这种言说却早已制造了一种定式,人们从不质疑其建构规训(disci p line)。

那么后殖民知识分子的职责就在于暴露这些规则,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揭露这种言说的建构性。

他们的理论武器或哲学世界观是福科的话语 权力理论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他们认为,随着战后一大批过去的殖民地在政治上获得独立、成立民族国家,他们在文化上也不应该再需要代言人,而应该言说自己的历史文化,非殖民化不仅仅只是个政治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在文化上的表征 代言(rep resen tati on)问题。

实际上,对于“后殖民“批评家们来说,表征问题的解决似乎是解决许多其他问题的先决条件,因为如前所述这些经过解构主义思潮洗礼的“后殖民”批评家们都内化了结构主义的认识假设,即历史文化的文本性质。

借助于福科关于“权力”与“话语”关系的观点,他们认识到一切“知识 真理”说到底也就是“权力”,即,既定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知识真理”的形态和内涵,正如中世纪肯定宗教世界观,而启蒙运动以后肯定科学世界观一样,所以知识 真理实质上是一种此长彼消的话语较量,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扩张总是要伴有一个“说法”的,用解构主义的术语来说,即帝国主义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扩张的同时,其意识形态总是将世界的方方面面文字化 符号化,这是一个“文本化”的过程,用斯皮瓦克的话说,即一个“形成某个供人认识理解的对象”的过程,用赛义德的话说,即一个形成帝国主义霸权的过程,一句话,一个帮助自己扩张的非本质的建构过程,这样的历史是操纵着话语言说的“游戏规则”的人们言说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后殖民批评认为找到了反殖民统治的突破口,如果说西方文化霸权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构造了一个愚昧、落后、充满神秘色彩的古老东方和一个同样神秘,但却威严而文明的西方,那么“后殖民”批评所要做的则是对此进行“揭秘”(dem ystify),如果他们所建构的世界文明史是一套“编码”,“后殖民”批评所要做的则是“解码”。

总之一句话,“后殖民”批评认为借助德里达、福科等后现代和后结构大师们所提供的思想武器,他们找到了整个资本主义文明大厦的裂缝,从这里入手挖掘,他们便可以摧毁这一建构,进行新的建构,即,重写世界文明史,使世界听到一种有别于西方主流文化话语的关于东方的声音。

如果能够这样,他们认为,在东西方关系中,西方对东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许多不合理定位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从这些意义上来看,无疑,“后殖民”批评是一种激进的文化革命派,所以这种批评一经产生,在政治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

《东方主义》的作者赛义德被拥戴为受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尤其是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旗手。

斯皮瓦克则被看作印度贱民的代言人。

但是就在这时,赛义德本人却借《东方主义》再版的机会,写了一篇长长的后记,题目是《东方不是东方》,除了其他解释以外,其中一个非常用心良苦、意味深长的解释是,他并不是被压迫者“旗手”意义上的“反西方主义者”。

斯皮瓦克也有类似的声明。

这些令人费解的解释只有放入西方后现代学术思潮这个大语境内才能说得清楚。

二、“后殖民“文化批评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定位对文化批评的认识须切记两点,一是它的社会语境,二是“后殖民”批评家的双重身份。

“后殖民”文化批评产生在一个带“后-”字的文化语境中,这一语境的最根本的精神是“反本质主义”,即,批判任何形式的“实在”论,对此他们一概称之为“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

他们认为一切文化的存在都是按照某种规训而进行的叙述或建构。

这也是在经历了哲学世界观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 istic tu rn)后的一种思想大潮,正确与否还有待于进一步评说。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他们的许多思想运思似乎也是在表征层面上操作的,更强调能指的重新建构而不是所指和能指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

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不是东方”便是从这个层面上进行解释的。

他说:“我所做的就是要显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alter ego)的存在。

一种自我的构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法国还是英国,……最终都是一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而这些‘他者’,实际上总是通过不断的对于‘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区别的阐释而实现的。

每一个时代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

他的意思已很清楚:他要做的是“反本质主义”,他所要揭示的是“东方主义”理论对东方的建构,即“使东方东方化”(o rien talizing the o rien tal)的过程极其产物。

那么,是不是揭去这层言说的包裹就会显露一个本真的东方世界呢?或者是否赛义德等“后殖民“批评家们的重新言说会提供一幅更为真实的有关东方的图景呢?这都被他的反本质主义的解释所否定。

这同样的态度也见于斯皮瓦克的言论中。

有人问她当她站在“后殖民“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文化时,“印度”背景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说:“……‘印度’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形成我的民族身份的地方,因为它一直是一个人为的建构物。

说到‘印度’有点象说到‘欧洲’一样。

例如当一个人说到一种欧洲属性时,他显然是针对美国作出反应。

……所谓的‘印度性’,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东西。

……对于我们印度人来说,作为一个地方的India并没有什么意义,而只有当我们要作出某种针对性的反应,作为另一种观点的对立面时,它才有意义……例如针对种族歧视时,我把自己建构为一个印度人,但这时候我非常非常远地离开了自己……所以‘印度’只有作为‘西方’的‘他者’时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