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经济贸易学院财政0701 李娅20074910525摘要：传统领域下的国家安全包括：军事、政治、领土；非传统领域下的国家安全包括：经济、文化、环境、科技、自然灾害、毒品扩散、疾病传播等。

而伴随着现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决定了对于现在各个国家，只有共同合作才能在新的国际局势下真正走出安全困境，给世界带来正真的和平。

关键词：国家安全全球化安全困境共同合作“国家安全”一词来源于美国，由专栏作家李普曼在1943年首次提出。

美国学界把这一概念界定为有关军事力量的威胁、使用和控制。

可见国家安全概念一产生就几乎成了军事安全的同义语。

在传统农业国家漫长的发展史上，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的一个主要角色和典范。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依据国家安全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人们把军事安全称为传统安全，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威胁，包括能源危机、金融风险、生态恶化、人口爆炸、传染病蔓延、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等。

这些威胁靠传统的军事手段已难以解决。

可见，目前国家安全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安全，而是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即非传统安全。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鲜明的标志为：第一，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

对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政治事件的发生，无数的历史学家曾经探询其背后的原因，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导致东西方分裂局面彻底瓦解的深层动因是市场扩张的力量，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产生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的释放它的巨大能量，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

第二，计算机的普及和因特网的出现。

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革命性飞跃，历来是时代转换的物质技术标志。

信息技术的出现及其网络化，才为人类从全社会的范围有效地组织生产和消费开辟了可能，而信息网络的出现和迅速普及只是近一二十年里才发生的事情。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通讯速度的改变，关键的变化是信息传输成本的巨大下降，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成为普世化的社会公共交际和管理工具。

“全球化虽产生于信息革命之前，却因信息革命而大大增强。

”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他的物质技术手段。

第三，“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

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是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

至此，全球化呈现出全方位和多维度的面貌，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

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客观上提出了政治整合的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全球化也不例外。

全球化的深刻矛盾引发的全球性问题，亟待通过全球治理来加以解决。

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已经为围绕着全球化由谁来治理和怎样治理激烈展开。

“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我们说“9.11”事件具有历史的转折意义，其深刻含义就在于此。

同时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的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国家安全由单一的军事安全演变为包括军事安全在内的综合安全。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趋于多元化，非传统威胁日渐增多。

毋庸讳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军事安全仍将占据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多元的国家利益必须以军事为后盾才能得到维持和保证。

同时还应当意识到，军事安全的维护也必须有国家的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保障和支持。

如同“蝴蝶效应”，国家安全的任何一个小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其它方面甚至整个国家安全局势。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形势下，经济安全有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核心的趋势。

当今世界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与此相对应，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经济安全也变得愈加重要，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经济安全已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核心。

应当强调的是，在世界军事安全形势仍不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军事安全的核心地位仍将继续下去。

但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终将成为现实。

其次.国家安全的疆界由地理疆界扩展为虚拟疆界。

因特网及信息全球化的发展，既为信息资源的共享创造了条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方面的问题。

日益增多的网络安全事件，给各国军事信息系统的安全保密带来了巨大威胁，信息安全已经对国家整体安全形成了巨大影响。

由于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飞速发展，国家间经济利益彼此交融，这种国家利益的相互渗透，使国家安全的疆界也随之虚拟化。

第三.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由政府垄断转向以政府为主导、大众广泛参与的多元形式。

传统国家安全是以军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不受侵犯，由政府直接主导，国民并没有直接参与。

而在当今时代，非传统国家安全涉及到经济、文化、能源、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走私等诸多领域，其行为主体不仅仅包括政府，更重要的是广大国民的参与，国家安全的边界就在他们对外交往的言行中。

第四.个体安全日益受到重视。

由于国家安全的主体逐步多元化，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表达这方面的意愿，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制度性安排的庇护。

以往，人们在看待传统安全时，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整体的安危，比如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防范外敌入侵等。

现在，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少数利益集团（如少数民族）的意愿表达，甚至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权利要求（如文化特色的保护），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得到更充分（有时甚至更夸张）的表现。

自冷战催生现代安全研究以来, 国家安全的研究范式经历了现实主义到自由主义, 再到建构主义的历程。

与此相应, 国家安全模式选择也经历了“独立自助”, 逐渐过渡到“共同合作”过程, 理论范式的演进为国家安全模式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安全模式———“独立自助”从安全研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重要研究对象以来, 现实主义的安全理论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了主流地位。

不论是传统现实主义者还是新现实主义者都把国家安全视为安全研究的中心问题。

它们从物质主义、客观主义、个体主义、实证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出发, 强调包括地理、资源、军事力量等在内的物质实力条件与安全的密切关系, 突出无政府性、人性、国家利己性、权力等物质因素对安全问题的决定作用。

它们认为, 国家安全研究的基本命题就是探求国家在“安全困境”下如何生存的问题。

“安全困境”的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在1950年提出, 并将其定义为这样一种情势: “在这种情势下, 权力的单元发现它们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是并肩存在, 在它们之上没有更高的权威把行为的标准强加给它们, 从而使它们彼此互不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 由相互猜疑和恐惧而产生的不安、疑惑驱使这些单元去争夺更多的权力以获得更大的安全。

但这种努力证明有违初衷, 因为十全十美的安全最后是不可能得到的。

”约翰·赫兹对安全研究基本命题的回答, 对后来研究者影响深远。

以此为基础, 新自由主义者肯尼思·沃尔兹、米尔斯海默等进一步论述了“安全困境”下, 选择“独立自助”安全模式的合理性。

他们认为,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 换言之, 在主权国家之上没有共同的权威机构, 那么“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安全, 而面对自己的威胁随处可见, 所以采取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

”国家不得不与“安全困境”并存, 因为造成“安全困境”的不是各国的意愿, 而取决于国家所处的环境。

米尔斯海默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他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特征、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国家的理性利己本性, 注定了国家只能采取自助战略。

”也就是说, 在现实主义者眼中, 国际体系无政府态决定了国家无法摆脱“安全困境”,国际体系的结构使国家陷入了“安全困境”之中。

因而, 在这种险恶万分的世界中, “独立自助”是确保国家生存与安全最可靠的手段、原则和方法。

米尔斯海默进一步论述道: “在一个自助的世界中, 国家总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动, 在意到这一点后, 国家很快就会懂得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

”(二) 自由主义视角的国家安全模式———“自助”向“合作”的过渡尽管, 大多数的现实主义者都认为, 在无政府状态下, 安全最根本的保证就是国际力量的制衡或均势, 但他们在实现安全途径的主张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即国家在实现安全战略选择中, 究竟应该追求权力最大化, 还是追求适度的、可以维持均势的权力。

肯尼思·沃尔兹主张寻求权力制衡, 而非权力最大化, 他认为国家很少能担负得起实现权力最大化为目标所带来的代价。

但米尔斯海默、吉尔平等更多主张权力最大化, 抑或追求国际关系中的霸权, 以实现国家安全。

这种分歧为自由主义理论范式的诞生提供了机遇和土壤。

与现实主义者一样, 不管是传统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将国际体系无政府性和国家利己本性作为基本研究假定。

不同的是, 他们认为世界之所以会出现战争, 并不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利己本性的必然结果,而主要源自于国际机制的问题。

换言之, 是国际体系中“原则、准则、规则”等不健全的结果。

因此, 他们希望通过缔造一个新的国际制度, 以从整体角度防止或控制战争。

他们认为, 随着冷战的结束, 在霸权后时代的霸权缺位的情形下,国际制度有助于国际监管, 加强政治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 从而可以缓解国际冲突促进国际合作, 实现国际安全。

与现实主义者强调“独立自助”的安全模式不同, 自由主义者支持国际合作。

他们认为在一个受到国家权力和不同利益制约的世界中, 发展国家间的制度化合作, 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供机遇。

基欧汉和马丁更是从制度经济学角度佐证了在国际合作中制度的重要作用, “一般说来, 制度有利于进行互惠的操作, 它能够提供信息, 确定协调的焦点, 降低交易成本, 并且使承诺可信。

”(三)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安全模式———“共同合作”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 以政治、军事、领土安全为主导的传统安全观, 逐渐让位于以经济、文化、科技、环境等为主导的非传统的安全观。

从理论基础来看,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视角都聚集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工具理性方面,而将观念、文化、认同等因素置于无关紧要的境地。

因而, 这种理性安全理论无法解释很多国际现象。

如北约东扩、“911”后的国际安全局势、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而开展的国际合作、应对飓风、海啸、地震等自然灾难等国际救助机制、全球联手共同应对美国金融危机、H1N1 病毒的跨国传播及治疗方面的国际协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