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犯罪的犯罪原因研究是国家犯罪学中最基本、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只有认清了产生国家犯罪的原因，才能追根溯源，达到预防国家犯罪的目的。

一、什么是犯罪原因关于犯罪原因研究是伴随着犯罪学的研究而共同成长的，与探讨什么是犯罪一样，人们对什么是犯罪原因也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观点。

如苏格拉底将犯罪与人的骨相相连，认为相貌怪异者即是罪犯，典型的以貌取人，将相貌怪异视为犯罪原因，听起来就可笑；柏拉图认为不良的教育和不良的环境影响与犯罪原因有关，将犯罪的原因部分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中；亚里士多德认为犯罪根本原因在于人类的罪恶本性，将犯罪原因完全归咎于个人；莫尔认为犯罪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在于私有制，忽略了个人因素对于犯罪的影响；孟德斯鸠认为犯罪与专制制度的种种弊端相关，同时还深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等等。

19世纪末期，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及启蒙思想的指导下，更多的人参与到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中来，犯罪学得到了空前发展，在学术思想的不断整合中诞生了犯罪人类学派和犯罪社会学派。

20世纪以来，由于社会结构的大变迁，人类社会结构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不同社会制度下价值观念相异过甚，思想斗争剧烈。

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结构的大调整，导致各种社会问题突出，犯罪现象频繁出现。

为了正确了解和预防犯罪，关于犯罪原因的研究更多倾向于社会层次，人们较多地从社会角度探讨犯罪的原因。

人类对于犯罪原因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最初认为犯罪是基于个人的智力和理智自由选择的产物，完全把犯罪归责于个人，如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将犯罪解释为人在特定环境下趋利避害的必然结果，即人通过对自己是否犯罪，以及犯哪种罪进行权衡，然后根据这种权衡来抉择自己的行为，将犯罪完全视为自身的选择行为。

后来，人们又认为犯罪是由其本人意志之外的因素决定的，又完全排斥了个人因素在犯罪中的作用，如菲利明确指出：犯罪自有其自然的原因，与犯罪人的自由意志毫无关系。

随着人们对犯罪学研究的精进，人们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为犯罪是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强调犯罪原因不能仅仅只从个人身上去找，也要从人类社会中去找，二者不能偏废。

从犯罪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因为人的思想和行为主要受个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所左右，所以，社会因素更大程度上是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将犯罪原因的研究视野从个人原因转移至个人与社会相结合的角度，标志着犯罪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犯罪虽然存在着个人原因，但对于社会来说，犯罪的社会原因是不可忽略的，可以说犯罪的社会原因是犯罪的根本原因，或者说是犯罪产生的根源。

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性，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必将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直接作用于个人，并从根本上决定着个人行为，而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之间存在的冲突和矛盾决定着一定数量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必然的。

但是，社会原因虽然从根本上决定了犯罪现象的产生和存在，但并不表示有社会矛盾的存在就必然产生犯罪，也并不表示有社会原因的客观存在就必然每人犯罪，社会因素只是具体犯罪产生的原因之一。

从社会的角度说，由于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及其运动的结果形成了具体的社会问题、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问题和冲突，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作用于具体的个人，并与个人原因结合，共同促成了具体犯罪行为的发生。

[!--empirenews.page--] 社会原因对具体犯罪行为发生的决定作用，更多的是通过社会现存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直接发生作用的，换句话说，在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还不能完全相适应的基础上，并不必然产生犯罪，只有在现有国家治理机制对生产关系、生产力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情形下，人们行为又进一步与现有国家治理机制相冲突，这样，种种矛盾冲撞的结果就导致了犯罪。

同时，由于完满的、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犯罪也是人类社会的必然现象。

但是，社会原因并不直接决定和影响具体个人犯罪行为是否产生，只是提供了个人产生犯罪的可能性。

要产生具体的犯罪，还必须通过犯罪主体的个人因素发生作用。

犯罪个体原因在是犯罪社会原因一定的前提下，作用于具有特定的心理特点、成长环境、经历和意识的个体，导致主体实施了与国家治理秩序不符的行为，而主体所具有的这些与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相互作用并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了犯罪的特定因素，就被称作犯罪的个体原因。

二、国家犯罪的社会原因国家为什么会犯罪？也就是说什么是导致国家犯罪的原因？国家犯罪原因是国家犯罪学的基本问题，对国家犯罪原因的研究是与国家犯罪学的建立和发展同步的。

由于国家犯罪学是一门新建的学科，因此，有关国家犯罪的原因在国家犯罪学建立之前同样是空白的。

从国家犯罪原因的角度说，对国家犯罪原因的研究在短期内不可能象犯罪学在对犯罪原因的认识和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许许多多、观点各异的学说，从这方面来说既是一种好处，也存在不足。

从好的方面来说，由于对国家犯罪原因研究的缺乏，可以避免不同学说在国家犯罪学发展过程中的人为不当引导，可以无所限制地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各抒己见，从而促成国家犯罪学的快速发展。

从不足方面说，由于缺乏前人的经验借鉴，可能会出现学科发展时方向不正确、研究方法不适当的情况。

但不管如何发展，国家犯罪学发展的方向是符合人类历史和法律学科发展大趋势要求的。

在对国家犯罪的必然研究趋势下，对国家犯罪的原因研究也必将跟随着国家犯罪研究的深入而发展。

简而言之，国家犯罪社会原因是指引起国家犯罪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传统等相关社会因素。

国家犯罪社会原因是引起国家犯罪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犯罪的社会原因存在就不可能出现国家犯罪，消灭了国家犯罪的社会原因，就基本上消除了国家犯罪。

（一）、国家犯罪的政治、法律原因国家犯罪产生的政治原因是造成国家行为严重侵害公民合法权益和破坏国家治理秩序的主要原因。

对于促成国家犯罪产生的的政治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具体表现：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完善，国家行为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缺乏必要的监督手段和监督措施，国家行为在代表国家进行国家治理行为时，法律和事实上的监督不到位，使国家治理行为过多地夹杂了私人因素，导致国家治理权力不断走向非公化的道路；违法的政治行为导致国家犯罪；重大或合法政治行为掩饰下的国家行为对于国家治理秩序的破坏或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等。

[!--empirenews.page--] 从政治制度的角度看国家犯罪产生的社会原因，无论从历史的还是从现时代的眼光和角度，人类发展不同阶段和生产力发展不同水平对国家治理的要求都是有差异的。

在此基础上，对于任何一个历史时刻的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完全适应于人类发展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治理需要的政治制度是不存在的。

在特定政治制度的指引下，存在着引诱或者促使国家犯罪的制度因素。

所以，代表国家进行国家治理的国家行为都有涉及国家犯罪的可能。

政治制度都是在不断的吸取前人国家治理经验中完善，在完善过程及完善前，在国家没有有效采取相应的预防国家犯罪的积极措施前，国家行为犯罪是必然的。

国家犯罪的机率对于同一国家内的国家行为来说，在政治制度范围内的犯罪机会是均等的。

每个国家行为都会潜在地国家犯罪，只不过在除政治制度以外因素的干扰下，有[1][2][3][4]下一页的国家行为没有犯罪，而有的则现实地进行了犯罪。

但对于国家犯罪本身来说，由于政治制度的本身不完善是促成犯罪的制度原因，而不在于行为主体想不想犯罪，因为制度已经布下犯罪的圈套，而对于已经现实犯罪的国家行为来说，只不过是制度缺陷的牺牲品。

换句话说，在另外一个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把相同国家行为放在相同的国家治理权限的相同位置，有可能不会犯罪，甚至绝对不会犯罪。

所以，不在于国家行为犯不犯罪，而在于政治制度是否提供了让国家行为犯罪的机会。

从法律制度的角度上看，法律执行着规范国家治理行为的功能，对国家治理行为产生最直接最实际的影响。

就法律对国家行为的规范作用来说，国家治理事务越多，越复杂，法律对国家行为的规范作用就越重要，同时，法律对国家行为规范的科学化、民主化、理性化程度越高，法律对于国家行为的规范作用就越明显。

由于法律在国家治理行为中的重要规范作用，因此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国家治理职能在制度上是不能对立的，法律必须在规范国家行为方面发挥出绝对的导向作用，包括对国家行为的的指引作用、评价作用、教育作用、预测作用、强制作用。

就法律对国家行为的规范作用而言，一个国家规范国家行为法律的建立、完善与完备程度决定了国家行为犯罪的多少。

首先，法律必须对国家治理行为作出明确的指引，国家行为主体才能根据法律对国家行为的指引合法合理选择国家行为方式和途径，国家行为主体才能清楚掌握哪些国家行为可为、应为或不能为。

特别对于国家行为的方式有明确的规定时，行为主体更加容易掌握法律对于国家行为的法律要求，即使法律对于国家行为的方式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只是概括性的指引，但由于法律原则与法律精神的指引，从一定程度上告知了行为主体行为的可能后果，那么行为主体通过自主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方式，同样可以最大限度预防犯罪。

由于规范国家行为法律的存在，为国家行为提供了评判、衡量的依据，国家行为主体通过学习法律，可以对于国家行为的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联系进行合理的预测。

同时，由于法律的存在，可以在不断规范国家行为的过程中，通过法律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矫正的现实案例，对国家行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教育国家行为主体自觉弃恶从善，依法正当进行国家治理行为。

所以，法律对于国家犯罪的产生同样起着制度化的制约作用，一个国家法律特别是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完备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犯罪的产生机率。

[!--empirenews.page--] 由于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缺陷，如果国家对国家行为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监督不力，退一步说，即使在政治与法律制度完备的情况下，由于对于监督机制的不严格遵守或执行，同样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犯罪的产生。

在对国家行为缺乏监督或监督不力的大环境中，每个国家行为主体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每个国家行为主体都可能因为监督机制的不严实，提醒不及时，使国家行为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走向国家犯罪的深渊。

权力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对国家行为缺乏有力的监督必然导致国家治理权力特殊化、私有化，使国家治理权力转化为个人或机构特权，使国家治理权力在私自意志影响下随意改变或扩张管辖范围、行为方式、行为程序，改变国家治理效果。

国家行为失去必要的有力监督，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或社会财富的多少，无论公民素质的高低，国家治理权力都可以成为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都可以成为破坏国家治理秩序或公民合法权益的工具，都必然将国家行为导入国家犯罪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