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如何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徐洪才1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五大政策支柱”和“五大任务目标”，全面勾画出了“十三五”开局之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之年的经济新图谱。

那么，如何正确理解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目标？特别是金融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核心，又如何在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本文拟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如何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中央提出2016年五大经济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并强调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注重“加减乘除并举”，这一部署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所谓“加”，就是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有效供给；“减”，就是压缩和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解决中低端产品过剩；“乘”，就是鼓励创新创业，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除”，就是破除垄断，放松管制，减少税收，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以及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积累的风险。

若不采取“加减乘除并举”，而是“减法”孤军深入，则可能引发中国经济“断崖式”失速，这在2016年经济工作中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具体来讲，应从以下方面科学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

第一，去产能和去库存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最突出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导致过剩产能有很多原因。

地方政府和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哄而起，盲目决策，导致低层次重复建设，这是主要原因。

另外，中国经济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竞争力不足，导致产能过剩。

当前，工业库存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都比较多。

库存是企业的流动资金，去库存就是减少不必要的资金占用，降低企业成本，盘活资源存量，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东西卖不掉，企业自然就不敢投入，导致需求疲软，或者说供给过剩，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这种供需不平衡的情况下，纠正旧的不平衡和寻求新的平衡点，就必然要把库存和产能降下来。

降产能涉1徐洪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博士，研究员。

及到僵尸企业的市场退出和关停并转。

而关停并转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一破了之，破产关闭涉及到人员安置和再就业，也涉及到社会稳定、银行坏账，还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

所以，我们在做减法的同时也必须做加法，加法就是要培育市场机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加一减就可以达到新的平衡。

否则，经济将可能出现大幅度的滑坡。

现在，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需要政策引导，比如鼓励开发商降价，让新市民有能力有条件买房。

当然，激活新市民的购买力也需要一些配套政策，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如果这两个关键政策不能落实到位，农民将难以变成新市民。

而且，农民变成新市民后涉及到再就业和找工作的问题。

如果没有就业机会或者说没有产业发展作支撑，城镇化也就缺乏基础、不可持续。

满足新市民的需求，必须进行政策调整和创新。

在增量方面，要严格控制新批土地，还可以沿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调发展这三大战略支撑带，对相关节点城市重新进行合理的产业布局，这将有助于消化部分过剩产能。

另外，还可以沿着“一带一路”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输出一部分产能。

在此过程中，通过优化结构、改进技术、改善环境等，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总之，关停并转一部分，消化一部分，转移出去一部分，这三个“一部分”合在一起，将对去产能和去库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第二，去杠杆涉及到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过高的问题。

企业负债率总体偏高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间接融资仍然占主导地位，融资结构、金融体系结构决定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

企业对银行负债过多，而现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导致企业资产缩水，但负债并没有减少，进而加大了企业杠杆率，这是一个潜在风险。

去杠杆的有效办法就是发展直接融资。

扩大直接融资的好处是改变企业的融资结构，也就是改变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实际上就是降低企业负债率和杠杆水平。

2015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发展直接融资可以采取五大措施：一是完善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

二是丰富直接融资工具。

积极发展项目收益债及可转换债券、永续票据等股债结合产品，推进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试点，规范发展网络借贷，简化境内企业境外融资核准。

三是加强资信评级机构和会计、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监管，研究证券、基金、期货经营机构交叉持牌，稳步推进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风险隔离基础上申请证券业务牌照。

四是促进投融资均衡发展。

五是强化监管和风险防范。

第三，降成本。

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

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让企业轻装上阵。

降低社保费率是一种“杀富济贫”做法，对于低收入人群和农民来说，是一种公平的政策，老百姓的公平因此感增强了。

但是，降低社保费率也会加大社保支出压力。

对此，应加大国有企业分红，并将国有资产无偿划拨给社保基金，来充实社保基金，这是中国最大的一张底牌。

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将会减少企业的费用。

此外，国家还需要进一步实施结构性减税、扩大营改增的范围。

第四，补短板。

目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一个突出问题，比如医院、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养老院等都是短板。

当然，高科技产业一直是短板。

要从供给侧发力，通过创造新供给，引导新需求。

补短板，投资还需挑大梁。

投资具有双重属性，在当期是需求，在未来是供给。

因此，稳增长的关键还是稳投资。

通过增量资金投入，优化投资结构，从而优化未来的供给结构。

建议在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消费品（信息消费、文化消费、旅游消费、养老消费、健康消费等）以及民生领域增加投资。

要学会用有效投资来引导资源的合理有序流动，通过弥补短板，优化经济结构。

另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关注“供给侧”，更要关注“结构性”。

所谓“结构性”，就是不能平均使劲，而是在重点领域突破。

现在大家都为经济增长能否多出0.1、0.2个百分点很纠结。

其实，从供给侧的某些重点领域看，我国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每年我国都要大量进口商品，如果其中一部分自己能够生产，或者能够实现“进口替代”，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恐怕就不止0.1%，拉动0.5%以上GDP增长都是有可能的。

例如，我们每年进口大量粮食，要花掉几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是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由国家用保护价收购，这些粮食储存于国家仓库卖不出去，因为消费者吃了不放心，这显然是资源浪费。

再例如，每年我国都要花掉几千亿美元进口精细化工产品，像PX项目，在韩国、日本生产是安全环保的，而我们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环境，甚至发生爆炸，主要还是技不如人。

其实，技术是现成的，而我们缺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下一步经济结构调整就是要在这些方面发力，只要在进口产品里面拿出一部分由自己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我国近期经济工作重点就是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内容即“三去一降一补”。

需要注意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单兵突进，要适当扩大总需求，不能顾此失彼；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改善现在的供给缺位、供给质量不高、供给结构不合理的情况，特别要注重“加减乘除”并举。

二、创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核心。

“十三五”期间，我国金融体系要加快改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服务于实体经济；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都应该践行创新发展的理念，发挥各自作用，形成合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要因时而变。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正处于转型期，由过去单独运用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调控方式，逐渐向同时使用数量型政策工具和价格型工具过渡，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

货币政策调整的最终目标是转向以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辅。

而转变过程的实现需要一系列的条件，现阶段要创造条件为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提供保障。

我国货币政策正在进入盯住利率和汇率的“双锚”时代。

资金价格信号通常是由利率和汇率表现出来。

利率是人民币对内的价格，汇率是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相对价格。

单从利率角度来看，目前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

但是基准利率体系还不完善，特别是还没有形成连续、光滑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反映了货币传导机制并不通畅，因此，价格型货币政策效果被打了折扣。

这也决定了目前我国中央银行还必须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调控为主要调控手段。

其次，要综合使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目前，即便是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也存在一些问题。

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已经不灵了，过去主要通过提高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把人民币升值导致的投放过多的基础货币回笼到中央银行账户上。

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贬值倾向，资本出现外流倾向，导致银行外汇占款越来越少，这就客观要求采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保证实体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合理需求。

尤其是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

因此，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有望保持6.5%~7.0%平稳运行的情况下，相应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也不能太低，从近期看保持在13%左右是必要的。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M2增长也会保持同步下降。

到2020年GDP增长速度为6.5%的时候，M2增长速度将从13%缓慢下降到11%的水平，这依然是比较高的增速，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否则就会有通货紧缩的压力。

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的同时，其灵活性、前瞻性、针对性要充分体现出来，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

综合考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流动性，保持流动性相对稳定和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局部性金融风险底线，整体降低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水平。

第三，要创造条件通过资本账户逆差主动向外输出人民币。

随着自贸区（FTA）战略扩大实施，主要伙伴可以推行本币结算，形成通畅的人民币回流机制，把香港打造成海外人民币离岸中心枢纽。

香港在离岸市场方面有特殊地位，占到海外离岸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要充分发挥好香港在离岸市场中的作用。

同时，扩大海外人民币支付结算的网络覆盖面和金融机构海外网点。

鉴于短期内中国还很难出现经常项目逆差，通过资本账户逆差向外输出人民币是必然选择。

当前，人民币在亚洲周边地区已经得到广泛接受，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有较大贸易逆差，可优先推动这些国家和地区扩大使用人民币。

十年前，中国推出由国际金融机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券，但一直以来熊猫债券发展缓慢。

一是由于当年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预期增加了融资成本；二是中国境内人民币利率水平比境外市场上的美元利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