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过佛莱堡卢麒元久违了，佛莱堡（Freiburg）。

我曾经多次神游你这神奇的土地。

佛莱堡，位于黑森林南部最西端，隶属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人口二十一万多人，是德国最阳光灿烂的城市。

我注意这个名字，倒不是因为这里的阳光。

而是以这个名字闻名于世的经济学流派——佛莱堡学派。

我记着那些名字，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 en）、威廉•卢扑克（Wilhelm Roopke）以及伟大的路德维希•威廉•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

一、佛莱堡学派的价值。

或许，佛莱堡藏着一把中国寻找了许久的钥匙。

作为德国历史学派的落日余辉，佛莱堡学派算不上辉煌。

佛莱堡学派，模糊了德国历史学派对历史特性的认知，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

这种模糊和接受，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使得佛莱堡学派失去了传统历史学派的特征，以至于他们的经济学失去了鲜明的个性。

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如日中天的地位，更加使得战败国经济学家们显得无足轻重。

然而，正是基于对两次战败的痛彻思考，德国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勇敢的扬弃。

佛莱堡学派在骨子里始终坚持历史学派的一贯思想，但在形式上向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全面”妥协。

建立了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概念。

历史很有趣，佛莱堡学派在经济学上的近乎失败，正好促成了他们在社会实践上的完美成功。

他们的主张，以及他们身体力行的实践，使德国仅仅经历一代人，就全面振兴了经济，成为欧洲最强盛和最具活力的“经济超级大国”。

多年以后，艾哈德先生成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偶像。

佛莱堡学派大气、深邃和淡定。

了解佛莱堡学派，就必须关注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百年论战。

此次论战，发生于1840年到1941年。

这个时期，正是德国形成民族国家、实现工业化、跃升为军事强国的历史时期。

一般观点认为，这是一场关于方法论的论战。

事实上，这是关于主体性的论战。

德国历史学派始终坚持历史特性和文化特性的重要性，用归纳推理的方法，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

奥地利学派则坚持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认为只有抽象的经济人和经济行为，才是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经济学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应该使用演绎推理的方法，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

其实，历史学派坚持的历史特性，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关注个体的特殊性，也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

说到底，他们想要坚持德国在经济理论中的主体性。

实际上，这已经脱离了归纳推理或演绎推理的方法论范畴，深入到了世界观范畴。

其实质，是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自主与自觉。

历史学派强调，任何先进的理论均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理论与实践必须实现高度的吻合，才是有效的，或者说先进的。

脱离了实际情况，理论并无先进性可言。

也就是说，适应性重要于先进性。

这一点，倒是体现了德国人的哲学修养与民族个性。

当然，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岁月里，与古典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的奥地利学派，坚持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也是可以理解的。

奥地利人一直周旋于欧洲列强之间，天生具有“世界人”的气质。

这也是非常值得当代中国人深思的地方。

我们太过简单地接受了一般性原则，而忽略了中国的历史特性。

历史一再证明，脱离现实的“先进性”总是不断地制造“落后”。

正是在百年论战之后，佛莱堡学派诞生了。

它在坚持历史特性的同时，作了极富智慧的妥协。

也可以这样描述，佛莱堡学派吸纳了自由主义的精华，并根据德国特定历史条件，创造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

尤为可贵的是，艾哈德（经济学家及第二任联邦德国总理）等人，身体力行将这一理论，成功地转变成联邦德国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请注意“社会市场经济”概念。

显然，佛莱堡学派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好处。

他们没有继续走“战时计划经济”的老路。

他们彻底接受了产权私有这一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但是，他们同时非常清楚地理解，产权私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弊端。

艾哈德认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只有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使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民走向富裕。

因此，他们在推进产权私有和建立现代市场制度的同时，强化了国家公共财政转移支付能力，保持着极高水准的二次分配力度。

佛莱堡学派对政治组织和金融寡头极其敏感，德国的经济制度设计有效约束了官僚权力和金融寡头的发展。

联邦德国的经济制度，有效缩小了贫富差距，实现了国民的共同富裕。

不通过国家占有生产资料，让市场有效地配置资源，使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同时，国家强制性介入二次分配，实现效益之后的公平与公正，保障较高的国民福利，也同时保证了消费与供给的平衡。

联邦德国非常好地实现了，国内经济均衡，国际经济均衡，人口与资源的均衡，阶级之间的利益均衡。

佛莱堡学派具有高度的哲学理性。

他们认同“产权私有制度”和“现代市场制度”，与此同时，他们也高度重视并深刻理解“社会”的含义。

他们将“社会”主义的着力点，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轻轻转移，巧妙地放置在社会再分配上。

他们通过强化公共财政政策，克服了传统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较好地在资本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理想。

同时，他们通过有效地制度约束，将行政官僚和金融寡头的权力控制在特定范围之内，较好地解决了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弊端。

联邦德国的经验广泛地被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借鉴。

佛莱堡学派没有简单地接受美国（占领者）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也没有固执地拒绝马克思主义影响，他们选择了一条折中的路线。

佛莱堡学派的定力，来自于德国历史学派对“历史特性”的深刻理解。

我将德国历史学派的“历史特性”阐释为“主体性”。

正是因为这种宝贵的“主体性”，佛莱堡学派得以超越意识形态束缚，挣脱世俗政治纷争，规划出一条适合德国的道路。

佛莱堡学派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主体性或许就是打开“愁城”的那把“钥匙”。

二、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自由美丽得像花一样。

深入理解德国的历史学派，就必须了解他们的对手奥地利学派。

在历史学派沉寂之后，奥地利学派在英国和美国得到了发扬光大。

其中，最亮丽的部分就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他的代表人物恰好是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 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1Hayek，Friedrich August)。

秉承奥地利学派的一贯思想想，新自由主义仍然坚持他们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原则。

概括起来大约主要在三个方面：产权私有化；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

新自由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它总结了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暴露出的自由放任市场的问题，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寻找出路。

仔细推敲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笔者惊奇地发现，他们与佛莱堡学派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

他们在坚持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同时，向“社会”主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妥协。

有意思的是，他们将这种妥协归结为“道德学说”。

他们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

并以“道德学说”为理论基础，重新梳理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笔者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激烈碰撞下，人类思想进步的新的里程碑。

它对于二十世纪，以至于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社会实践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无疑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

自然地成为冷战时期，对抗社会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

客观地说，新自由主义是有进步意义的，它在强调人的自由的同时，强调了人的尊严，人的权利。

并使这一认识，转变成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至少形式上如此），这对人类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自由主义适应了历史发展的需要，其理论获得了蓬勃地发展。

广义的新自由主义几乎涵盖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大部分流派。

包括：伦敦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供给学派等等。

新自由主义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了重大调整，出现了新保守主义，也就是以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撒切尔主义。

他们对资本主义公有制和福利主义过度发展进行了修正。

新保守主义影响巨大，掀起了新一轮私有化浪潮。

这一浪潮也同时席卷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正是在此时开始了改革开放。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获得了理论上的成功。

尤为重要的是，它延伸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实践。

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 nsus）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发展的全球化趋向。

若想真正吸收新自由主义的思想精华，就必须清楚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道德学说缺乏足够的制度支持。

美国次级按揭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市场行为一旦脱离道德边界，必须依靠基于道德的制度约束，而不能依靠道德本身。

道德本身对“经济人”行为缺乏足够的强制性制约力量。

尤其当这个“经济人”是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时候，道德学说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

其次，不对称的贸易自由必然导致贸易不公平。

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自由贸易”是一种单边自由。

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由于，后发达国家不掌握商品的定义权、定性权和定价权，处于被动买卖状态，“一体化”规则始终在侵犯弱者的“自由”。

英国人曾经将鸦片作为商品，“自由”地贸易中国的白银；美国人正在将“卖权”包装成“信用资产”，“自由”地贸易中国的外汇储备。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沦为了金融殖民主义的理论依据。

这一点与古典自由主义颇为类似，古典自由主义始终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殖民主义的理论依据。

历史惊人的相似！最后，“自由”被强制“嵌入”封闭的经济体系当中，破坏了旧系统的均衡。

从南美国家开始，到前苏联，强制“嵌入”的“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旧经济体系崩溃，给相关国家带来国民财富的巨大损失，导致相关国家国民福利水平历史性倒退。

“先进性”脱离了“适应性”，往往比“落后”更可怕。

时髦的东西未必有用，当然更未必是好东西。

提出上述三点悖论，无意于贬低新自由主义。

然而，我们必须了解新自由主义作为理论的局限性。

的确，自由美丽的像花一样。

然而，就是为了这朵美丽的“自由花”，固执的德国经济学家竟然进行了“百年论战”？慢慢拨开繁琐的概念和逻辑，“百年论战”实际是一场哲学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