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冲突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冯绍雷/王新俊【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1年07期第55～59页【作者简介】冯绍雷，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王新俊，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邮编：200062）【内容提要】全球化是当今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强大作用力，成为思考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基本前提。

在此背景下，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和人权观念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出现泛化，直至演变为强者对弱者的武装干涉是当今国际武装冲突的一个突出特点。

新的国际政治现实使发展中国家比以前面临更为艰难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在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欧亚大陆将依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实施控制和干涉的主要地区。

中国将来面临的发展和安全两难会进一步突出。

【关键词】全球化/国际冲突/干涉/安全冷战结束给世界带来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二是地区冲突骤然上升。

尤其是前者，其改变世界的规模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成为考量当前国际、国内重大问题都不能回避的基本前提。

20世纪最后10年，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西方政治及人权价值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出现泛化，这样，发展中国家在应付全球化给它们造成经济安全威胁的同时，还面临着强权政治的武装干预的危险。

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番浅析，并对中国未来的安全发展问题提出几点思考。

一全球化背景下武装冲突（战争）的性质和特点1.在全球化发展最快的近10年中，全球武装冲突的数量也从冷战结束前的每年4起上升到每年34.5起，呈逐年上升趋势。

这种现象既是对冷战矛盾的反弹，又是对新的全球化条件的反应。

从冲突的原因看，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可大致分为领土边界冲突、资源利益冲突、民族认同冲突、政权党派冲突和“人权”干涉5大类。

2.冷战后，出现了一个与全球化、一体化相悖的趋势，即制度转型国家发生的民族分立、恐怖主义和领土、资源利益冲突越来越多，形成国际冲突一个新的突出特点。

转型国家由于经历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变，不同程度上引发社会的震荡，过去的民族矛盾演变成现在的民族分立、领土、资源和利益冲突。

这些冲突往往引来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得解决冲突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

3.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打着捍卫“人权”或“人道主义救援”的旗号介入的冲突越来越多，并且由此而引出了现代战争的新样式，即以高技术兵器为主要特征的局部战争。

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8年的“沙漠之狐”、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外国的军事干预达40多起。

据有关材料显示，当今世界发生的很多冲突都有美国背景，美国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已成为国际冲突和造成地区不稳定的重大根源。

值得一提的是，亚欧大陆成了美国推行“新干涉主义”政策的重点地区。

可见，冷战后美国加强了对亚欧大陆的干涉和控制。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左右，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一些长期的冲突热点可能会逐步降温以至获得彻底的解决，但霸权与反霸权、强权与反强权、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的斗争将可能成为冲突的主要形式。

而亚欧大陆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强权政治的巨大挑战，所以，亚欧大陆将成为这场斗争的主战场。

4.就几场颇具代表性的国际冲突本身的特点而言，由于受到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国际武装冲突（战争）的可控性越来越强，其规模和影响都限制在解决问题的地域范围，即所谓的“外科手术”式打击。

但其紧张程度越来越强，所投入的高科技兵器越来越多而且精。

现在军事理论界对此已有约定俗成的称呼，即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

它有以下五个特征。

第一，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是以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世界格局、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变化发展的产物。

冷战的终结在客观上成就了美国的独尊称霸的理想。

它终于可以少有羁绊和顾虑地按自己的意志和构想选择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干预世界及各国的政治发展，使世界政治及经济秩序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这一政治现实和战略前提使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带上了鲜明的“干涉主义”特征。

第二，这种战争样式是现代高科技发展及其在国防科技中广泛应用并与当代国际政治现实和目标有机结合的必然结果。

现代战争中的电子战、信息战、地空一体战、夜战技术、超视距攻击、精确制导、全球定位、侦察技术、远程奔袭、C31系统、隐形技术等等，无一不是现代高科技的最高体现。

由此带来战争的高强度、快节奏、大消耗。

一方面，国防高科技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战争的面貌，实现了由传统战争向现代战争的转变；另一方面，美国以各种强制手段在高科技领域建立起技术霸权，严格控制一些关键的高技术外流，构筑了美国雄居榜首的国防高科技堡垒，从而牢牢地掌握着现代的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主动权。

各国激烈争夺高科技优势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争夺战争主动权。

以兵力、兵器数量优势取胜的战略思想已经过时。

第三，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同时也是经济和贸易等多种因素不断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个地区的稳定与否对全球所有地区的经济稳定和发展都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此一风险要求战争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

如果一旦战争失去控制，受打击的将会是包括战争发动者自身在内的全世界。

鉴于此，少数拥有高科技优势的国家努力将高科技用于战争，增加了战争的可控性，防止了战争的无限升级蔓延给全球或地区经济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都具有“不对称”性。

两次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都是对抗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对称”的战争。

并且，已经占据巨大优势的一方还通过联盟方式竭力扩大己方的优势，将己方的优势绝对化。

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28个全球最发达国家集中攻打一个发展中的小国——伊拉克；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则集中了19个经济实力约700倍于对手的国家与南联盟开战，美国使用的高科技兵器达98%以上，而南联盟只在10%以下。

并且这场战争首开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78天激烈战斗而己方零伤亡。

与此同时，优势方通过各种手段分化瓦解、孤立敌方的势力，将敌方的劣势绝对化。

这样，在开战之前就已经从精神上和心理上对敌方造成重大打击，使敌方作战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绝望的等待之中。

第五，现代战争对技术优势方来说风险逐渐变小。

从而极大地减小了一些强国特别是享有霸权地位的国家以战争为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所冒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这也是美国冷战后频频出兵海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现代高新技术使美国拥有了这把独一无二的整治世界的“手术刀”，可以预料，迷信手术治疗百病的西方人会不时地挥舞它，拿一些不听指挥的国家开刀。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全球化条件下虽然波及世界的大规模战争不足为虑，但对综合国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安全形势却不容乐观。

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对占世界3/4的发展中国家奉行赤裸裸的以炮舰为主要手段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并对新的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造成巨大障碍。

二世界对预防危机、实现安全的理论探索和观念嬗变如何防止战争，保证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安全成为多数国家人民、政要和国际关系领域学者的普遍诉求和严正呼声，很多人将搜寻的目光转向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主义传统，希望从中得到启示。

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背景下，更加激起国际社会对持久和平的期盼，国际政治理论界不同学派纷纷提出各自建立新型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纲领和主张。

现实主义极力主张以均势理论来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认为均势能确保主权国家的自主生存及形成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体系，是阻止一国霸权追求的惟一有效机制。

理想主义在价值取向和基本思考方面尤其侧重追求普遍持久和平设想及其实现途径，并且兼顾国家利益与它所理解的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重提“民主和平论”、“商业和平论”及“法制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主张对世界进行民主化改造，认为民主思想和体制是消弭战争冲突的根本途径。

“商业和平论”则主张鼓励国家间自由贸易和投资，用经济一体化来限制冲突发生，实现和平。

革命主义的世界秩序学派站在全球安全和正义的角度尖锐地提出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人口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与南北贫富差距等问题，受此启发，20世纪90年代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各国广泛关注。

（注：时殷弘：《国际安全的基本哲理范式》，载《国际安全与安全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4～63页。

）必须指出，尽管上述理论和主张对解决今天的国际安全问题提供了某些有益的思路，但是，因其本身理论原则的缺陷与理想主义成分较大，加上各国对各派理论以本国利益为尺度取舍程度不一样，导致了上述理论被无端滥用。

目前，在西方学界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流传甚广的“民主和平”论认为，认同民主制度就能消弭战争，但这里一个根本的错误是混淆了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

比如，在一国之内可以用民主的方法解决本国问题，但决不可以此作为处理国际争端的标准。

否则，就会给强权政治干涉弱国内部事务创造契机。

国际关系也将因此出现向丛林法则倒退的悲剧，其后果贻害无穷。

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安全观是建立有效国际安全机制的前提。

早在1985年，联合国专家组在起草专题报告《安全概念》时就表达了大多数人对世界和平的渴望，提出“共同安全”观，呼吁“与对手共同寻求安全，而不是与对手进行对抗”。

此后，各国又提出了“相互安全”和“合作安全”。

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提出了我国的安全观，即“普遍安全”。

他指出：“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近年来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技术等领域的“综合安全”。

总之，新安全观表达了对以实力和对抗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观的批判和对新安全机制的呼唤。

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依然是西方强国唱主角的严峻现实，新理论、新观念成为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的国际准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三对国际冲突与安全的制度分析多数国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合理的国际安全制度造成的。

世界上现有的国际安全机制多是冷战机制的延续，即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机制占多数，如北约、日美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这些机制对保证签约方的安全是有效的。

但这些没有安全之虞的国家还不足世界189个国际主体的1/4，也就是说，世界还有3/4以上的国家的安全没有有效的安全机制提供保护，而这些无保护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它们面临的安全问题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紧迫得多。

它们不安定，就谈不上世界和平。

必须指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机制存在严重威胁他国安全的问题，它不但是安全联盟，而且明显针对第三方，并且通过各种手段谋求针对第三方的军事优势。

此种机制明显有违人类的道义准则，加剧了地区的不信任和紧张局势。

东亚和亚太建立新安全机制的艰难就雄辩地证明本地区受此种机制的毒化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