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青铜文化的成就及流变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青铜器产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青铜时代大约经历了1500多年，其间出现两个高峰，一个在殷墟时期，以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留下的青铜器为代表，工艺主要为合范铸造；一个在春秋战国之际，以楚国青铜器为代表，这时新的铸造工艺体系出现，打破了单一方法铸造青铜器的状况。

由此，中国青铜文化臻于更辉煌灿烂的境界。

楚国青铜器能够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高峰，它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二是具备摄取中原及越人、吴人工艺技术的条件，即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所致。

铜是先秦重要的战略物资，祭祀少不得青铜礼器，它是政治地位的体现；战争须消耗铜兵，它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先秦列国的国家大事，一是祭祀，二是打仗。

所以红铜生产的多寡，青铜器铸造得好坏，在当时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名分的高低与军事实力的强弱。

一种物质文化成就的获得，与它所依赖的资源状况关系紧密。

那么，楚国的铜资源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看看楚国如何使自己成为东周时期红铜生产最多，青铜器铸造最好的国家。

西周中后期，楚国控制了鄂地，将长江南岸的铜矿带据为己有，从而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自熊渠以后的楚国国君，从此没有缺铜的忧心，而且还能将红铜慷慨赠予他国。

故事见《左传》：公元前642年，郑文公到楚国见楚成王，成王高兴，表示“赐之以金”，“金”金属意，或称“美金”，即好看的金属，相对不好看的铁——“恶金”而言，它是先秦铜的代称。

但成王大话一出，很快后悔了，因为“赐金”无疑增强了对方军事实力，就像20世纪冷战时期破坏了战略物资与军事技术禁运的“巴统”条例。

于是成王与文公约定：这些铜送给郑国，郑国只能用来铸钟，不能铸兵。

也就是说只能发展文化事业，不能扩大军事实力。

结果郑文公携金归国，当真铸了三口大钟。

据今人推算，当时成王所赐之金当有200多公斤，若做成戈矢，可装备近百辆战车的士卒，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成王后悔也是有道理的。

一则考古材料与《左传》记载相映成趣，它证明楚成王“赠金”予郑国，并非打肿脸充胖子。

1993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出土了“楚公逆编钟”8件一套。

楚器何以出自晋墓，殊难考证得确凿，但编钟上68字的铭文却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晚期，楚国红铜生产富足及青铜冶铸业发达的若干信息。

铭文说：楚王熊鄂为祭祀高祖熊渠，拟铸造编钟，于是为此出巡产铜的鄂地，鄂地土著首领纷纷进贡铜料达“九万钧”，熊鄂将这些铜料铸造了优质编钟“百肆”约800件。

铭文所记“九万钧”和“百肆”可能都不是确数，但楚王纳贡数量一定不少，铸造的编钟也一定很多。

楚国铜资源多到什么程度，成语“问鼎中原”有一个侧面的反映。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陈兵周疆，不把周天子搁在眼里，竟询问周室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象征王权，诸侯是不能打听的，若打听则意味着觊觎之心的表露。

所以，周室王孙满对庄王的挑衅十分不满，无奈地“正色”道：周朝的气数未尽，天下还是周室的天下，诸侯不能打听鼎的大小轻重。

但是庄王不仅问了，而且扬言：楚国折掉兵器上的尖喙，足以铸九鼎。

仅将戈上的尖端折下来就可铸九鼎，可见楚国武备的强大，亦可见楚国铜资源的富足。

楚国铜多国强，有了傲视列国诸侯，甚至觊觎天子权利的资本。

不过从文化的角度考量，西周中期楚国青铜文化嚆矢方萌，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春秋早期，楚国青铜器还承袭中原的风格。

直至春秋中期，楚国青铜文化才出现新气象，形成自己的特点。

这个转折，从工艺的角度看，是楚人参考他族的先进铸造技术，特别是学习越文化的结果。

《吴越春秋》说：“湛卢”是一把神剑，因吴王无道，楚王有道，神剑自行飞到楚国，以去无道而就有道。

如果不嫌牵强，这则故事反映了楚人对待先进事物的艳羡心理。

另，《越绝书》记载则表明楚人把这种心理变成了学习的行动：楚王听说吴国有干将，越国有欧冶子等铸剑名师，楚王愿倾其所有宝物，请他们来铸剑。

结果，干将、欧冶子为楚王铸了铁剑三支。

上述记载虽为传说，但今天楚国故地屡次出土精美的越式剑、吴式戈，为这些传说作了真实的注脚。

历史很可能是：从熊渠始，楚国得到了鄂地铜矿，连带地，也得到越人的冶铸技术。

上述客观与主观条件，是楚国青铜文化成为中国青铜文化第二高峰的前提。

东周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时代，在历史变革大潮中，新价值观念、生活风尚和审美趣味逐渐确立起来，并形成冲击列国的潮流。

出土文物在时间表上显示，楚国率先举起了标新立异的旗子，在青铜艺术上创造出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风格样式，他们不仅以这种新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发展，而且向北传播到中原地区，向南越过了五岭。

由此在中国艺术史上，改变了过去认为春秋时期形成的，文艺新思潮起于虢国和郑国而影响楚国的看法。

一个被认为化外方国的文化有如此强大的辐射力，在中国先秦史上是少见的。

楚国青铜器以富丽繁密为特点，具体地讲，就是在青铜器皿上铸造立体动物形象，和镂空的装饰以及细密的花纹。

楚国青铜器的工艺体系，则既保持合范铸造，又发展了失蜡、铸镶、分铸、镶嵌、焊接等方法。

而与楚人审美趣味关系紧密，又能够将富丽繁密的美学样式表现到极致，则主要是失蜡铸造工艺。

春秋战国之际，用失蜡工艺铸造的青铜器，迄今只见楚地出土，它意味着，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失蜡铸造技术只在长江中游流传，其中，春秋晚期的铜禁和战国早期的尊盘，是为荦荦大者，其工艺震惊世界。

淅川所出铜禁是楚庄王儿子子庚的器物。

所谓“禁”，实际是几案，在祭祀或宴享宾朋时作为承放酒尊的器座。

它是周代独特的器物，商代不见。

据《仪礼·士冠礼》说：所以名之为禁，其义在于戒酒。

既用于饮酒，又提示戒酒，有些象现代纸烟盒上的广告“吸烟有害健康”。

可见，“禁”的名称与安定周代社会的要求有关。

铜禁平面如一张小条几，高矮如一张小炕桌，四侧用多层透雕云纹环绕，云纹三层内外套接、重叠，构成细密繁复、穿插掩映的视觉效果。

铜禁瑰丽庄重，装饰玲珑剔透而全局井然有序，宏大的器形与扑朔迷离的视觉效果结合起来，令观者目眩神骇，恍若梦境。

与铜禁共出的其他铜器如升鼎饰件、铜盏、铜俎、“倗矛”等，是已知中国最早的一批经科学发掘的失蜡铸件。

尊盘是楚系曾墓即曾侯乙墓出土的，它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更为成熟且无上完美的面貌。

李学勤先生指出：尊盘“制作工艺的精巧已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诣”，其繁缛精巧无与伦比。

尊是盛酒的中型器皿，盘是承水器。

实际上，古代礼制中尊、盘使用并不相配，但两器出土时却是上下叠置，且风格浑然一体。

所以，有学者认为尊盘合一，此盘非承水之器，而是用作盛冰，乃冰酒之器。

描述尊盘的形貌，是一件繁琐而不易的事情，简明地说：尊、盘总计装饰龙164条。

这个数字不包括尊盘口沿上那些蜷曲的虺龙，如果一并计算，总数恐怕不下1000条。

这些龙，加上平雕、浮雕的蟠螭纹饰，其繁丽程度可以想见。

所谓失蜡法，即今天的熔模精密铸造法，是一种模的可失性工艺。

简明地说，即将范内的模具熔化掉，再注入铜水，得无分范的器物。

说的详细点，就是用蜡料作一蜡模，由于蜡的可塑性好，可以做出十分复杂，或者特殊的器形。

蜡模做好，再以稀泥敷裹其外，成为外范。

阴干外范，再加热熔掉蜡模，就形成了空洞的铸件外形，可以浇注铜水了。

可见，但凡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都是孤品，因为在铸造的同时，也就毁掉了模具。

楚人的失蜡铸造技术可能来自长江以南古越人的创造。

有专家考证，早在商代，长江流域的越人就已经流行模的可失性工艺，即失绳法——譬如铸造提梁壶的提梁，只须以一绳索为模，再裹以稀泥为范，烘干范具，同时使内在绳索化为灰烬，吹尽灰烬，遂向范内空腔灌注铜水，迄冷却，可得一完整的提梁铸件。

至东周，焚失法在楚人手上提升为可用于精密铸造的失蜡法，两者都是模的可失性工艺，只是所失材料不同。

由于设计上的巧智，工艺上的精密，视觉上的瑰丽，上文介绍的铜禁、尊盘，遂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高峰的标志。

但是，我国在先秦形成的这一尖端技术，到隋唐就失传了，其基本原理只是在一些乡间作坊偶尔地简单运用。

令人意外的是，1000多年后，中国的失蜡法竟转化成洋人的专利。

那是抗日战争时的事情。

驻扎在云南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美国空军机械师奥斯汀，发现当地用一种看来较为特殊的方式铸造缅寺里的铜钟，这种方式虽然一次只能铸造一件，但铸造的器型规整，且免除了大型圆锥形器物难以合范的麻烦。

他进而发现，用这种工艺铸造飞机螺旋桨因为整体的缘故而异常坚固，于是加以改造利用。

胜利后，这位机械师回到美国便以此申请了专利，专利正名熔模精密铸造法，别名奥斯汀法，俗名失蜡铸造法。

不久，前苏联购买了这个专利，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从前苏联将这个专利买回。

先秦，一个方国的青铜铸造水平和数量，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

楚国的青铜文化，能够成就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高峰，除了充足的资源，还有一重要原因，那就是善于学习他族的先进技术，以化成自我发展的动力。

这一点，可不可以算历史给我们的有益启示呢？
当然，但这是讲求实效之时代的普遍风气，不惟楚人独有。

譬如，吴越盛行的鸟虫书和刻纹铜器，流布在黄河以北和湘江两岸，就是中华文化融汇整合的寻常现象，至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是拿来主义的又一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