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执一御万”哲学观与《文心雕龙》“乘一总万”方法论关键字：方法论,王弼,哲学观,文心雕龙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4)03-0086-05“乘一总万”是《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贯通于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及批评论的主神经，对全书理论和结构框架都有重大作用，使之体大而不杂乱，思精而不浮泛。
但人们对这一思想却鲜少触及，故本文详探它在《文心雕龙》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对它的直接“施事者”王弼“执一御万”、“举本统末”哲学观予以考绎，揭示刘勰对这富有深厚底蕴的思想继承和通变的关系。
一、王弼“执一御万”思想是对前代思想的改造、整合、提升王弼《周易略例·明彖》：“物无妄然，必由其理。
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
执一御万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是体察万物、把握宇宙的钥匙，于汉人总揽人物牢笼象数的方法论是一场革命，但它的形成决非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汲取《周易》、老庄以及孔子思想营养，融会贯通自成一家的结果。
《周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邵雍把此创造模式概括为“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犹根之有干，犹干之有枝，愈大则愈小，愈细则愈繁”。
“太极”、“一”为世界的本原，“执一”则众理皆存，万物成位，“易简则天下之理得。
”（《系辞上》）无疑《周易》在把握世界本体方面已经有“以少统多”的观念。
由太极衍生的八卦，除乾坤二纯卦（父母卦），其余六子卦“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耦。
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系辞下》）。
韩康伯《周易注》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
”阳卦以少者——一阳为主，阴卦以少者——一阴为主。
如果抛开阳尊阴卑君子小人的道德标准，阴阳卦的属性完全是以少者的性质所决定，少为多所从，多为少所制。
“小成”的八卦如此，大成的六十四卦与万物万理的关系呢？《系辞上》：“八卦而小成，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同上），广大悉备的《周易》正是通过六十四卦以彰往察来显微阐幽，弥纶万理，以少统多。
我们说，尽管《周易》没有直接揭橥出“以一御多”的概念，但它从林林总总的事物中凸显出“太极”一易理，本身就孕育着“理一分殊”的理致，贯通着“以一御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在汉代它依然得以延续，这充分体现在京房“金钱代筮法”上。
《项氏家法》有记载：占者掷三枚铜钱，以背面为阳，正面为阴。
皆背为老阳，皆面则为老阴，两背一面为少阴，两面一背为少阳。
那么面背不同时，则撷取少者，此取爻法与《周易》之阴阳卦的断定法（“阳卦多阴，阴卦多阳”）思路相同，所以金钱占筮术是《易》道“以一御多”观的具体实践。
但这种思维方式属于弱势文化（注：《论衡·自纪篇》：“充书文重。
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语约易言，文重难得。
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
答曰：……盖文多胜寡，财富愈贫”。
“或曰”者代表了汉代“以少驭多”弱势文化，而王充则代表“以多胜寡，繁而不省”的强势文化。
），充盈于汉代易学史的是繁琐驳杂的象数学，人们对观照万物“末象”有极大的热情，“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可见一斑。
不过森然万象是难以穷尽，且愈理愈棼，因此不免陷入谶纬迷信中不能自拔。
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弼所开展的扫象阐理《易》学革命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如果说“以一御万”的命题于《周易》尚处于涵融未发状态，那么王弼就自觉地去寻探它的几微，敏锐地把握它的律动。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乱而不能惑，变而不能渝，非天下之至赜，其孰能与于此乎？”（《周易略例·明彖》）。
他明确提出“以一御万”的思想，倡扬义主说，卦主说，以少来驾驭主宰多，以本质来统观现象，以宗主来总摄众庶。
“义主说”指象生于义，应得意忘象。
《周易》是假象寓意，非为象而象。
王弼说：“夫易者象也。
象之所生，生于义也。
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
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而取象焉……统而举之，乾体皆龙；别而叙之，各随其义。
”（《乾·文言》注）象随义而取，对《说卦》列举的112例象，如乾为健，为马，为君等，坤为顺，为牛，为母等，以义为主，不可象汉人拘泥于具体卦象，对号入座而捉襟见肘，“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
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周易略例·明象》），滋漫出互象、半象等逸象，迷离破碎，故王弼在“随其事义而取象”的基础上提出了“得意忘象”。
“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
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同上）象是意之象，具有象征功能，“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同上）。
王弼愤激于汉人胶柱于“象”以致曲意弥缝的解《易》方式，而强调以义（少）来统率象（多），此义主说的实质，是《系辞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精髓的开拓。
“卦主说”是指一爻为一卦之主。
一卦六爻唯变所适，表面上互不相涉，实则有一个“宗主”。
《明彖》曰：“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
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
至寡治众，主一咸存，故一为众主，众为一臣。
六爻但“可举一以明”（同上），其大体有主卦之主，成卦之主，一阴主五阳，一阳主五阴四种。
主卦之主，指居中之爻，或二爻，犹以五爻为多。
中爻具备“杂物撰德，辨是与非”（《系辞下》）的气质，举一立主，唯其是荷，“夫古今虽殊，军国异容，中之为用，故未可远也，品制万变，宗主存焉”（《周易略例·明彖》）。
如《革》九五以中正之德信孚他人，以刚猛之气“虎变”，故为革故鼎新之主。
其余《乾》九五、《井》九五、《渐》六二等皆为宗主。
而“成卦之主”，是卦义因之而起的一爻，它不同于“主卦之主”讲究卦德卦位，而专主卦义。
《略例下》：“《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
六三在上卦之下，故有“履虎尾”之象，卦义“小心践履”因之而成，故“三为《履》主”（《履·彖传》王注）。
《屯》初九、《大畜》上九等成卦之主皆为卦所以然者。
这两大类是“卦主”说的基本条例，都体现了“以一统多”的特点，而作为从前二者分析出来的特例[1]。
一阴主五阳、一阳主五阴更为突出。
“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
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明彖》）。
卦主皆因六爻中阴阳本身的力量对比而决定，《＠①》初六、《同人》六二、《复》初九、《师》九二等十二爻皆因以少制多而为卦主。
“卦主说”主要目的是阐发“六爻之间的主从现象，达到从整体上领会一卦大义的解《易》效果”[1](P177)，它与“义主说”一样旨在于“约以存博，简以济众”。
二“说”作为批判汉《易》的理论武器，体现了“易简”之理，显示出《周易》蕴涵的“以一御万”观念所达到的高度，但在王弼哲学观中，它不是最高范畴，故应纳入“以无为本”、“举本统末”本体论体系中。
《老子》四十章王注：“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
有之所始，以无为本。
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三十八章王注：“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
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
《论语·阳货》“予欲无言”王注曰：“予欲无言，盖欲明本。
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
“举本统末”显然是王弼融通、开掘、发扬《周易》思想的结晶，不可否认也参会了老庄、孔子思想，从而指向了形上的本体论，也切进了形下的方法论，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高标。
王弼《老子指略》曰：“《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
噫！崇本息末而已矣。
”[2]崇本息末为《老子》哲学的根本。
道是世界的本体，摄万殊于一（无）。
《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十九章“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庄子·达生》“通天下一气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崇本”，然而“息末”，灭弃了万物的差异性，致有“齐物”之论（“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说，“外死生，无终始”之谈。
王弼显然接受了老庄“崇本”、“守母”的一面，但也没有忽视“全有”，“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
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论语·里仁》“吾道一以贯之哉”注），舍弃了“息末”的观点。
王弼“统末”观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孔子博而致一、一以贯之的滋养，《阳货》：“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道德的提升是以多学多识为前提的，通过“多”的积累或熏陶，以跃升到“一”的境界（注：后世儒家只执一端，见“博”不见“一”，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
”），而“一”是始终贯通“多”的命脉。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哉！”（《论语·里仁》）。
仁道内涵极为丰富，惟有将“忠恕”这一仁道本质浸润于各种道德规范中，才能经受住对道德的操练与考问，“一”才能“多”。
“一以贯之”的取向或许是从《易》得到启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睿智的他自能将其中“以一御万”的《易》哲抉择而出，用于建构道德体系，以道（一）隐帅他人文关怀的具体行为（多）；也用于体认事物，如他透过《诗》三百篇卷诗行，以一言“思无邪”蔽之，博（多）而能简（一）。
可见孔子与摒斥“多”的老庄不同，采取了重“一”更崇博的态度。
这样“一以贯之”之道作为内在的向度，为王弼的“举本统末”所接受。
他注“吾道以一贯之哉”曰：“夫事有归，理有会。
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
譬犹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也。
”不过，王弼将孔子的“仁道”会通为“无”，《述而》“志于道”王注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
”而且王弼把举本放在第一位，统末放在第二位，认为举本可不必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
”（韩康伯引王弼解《系辞下》）虽有不同，但“一以贯之”为王弼接受且成为诠释话语却是不争的事实。
王弼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用慧眼透过迷象，挖掘《周易》精髓，并用与此心弦相契的老庄、孔子相互绎释。
胡渭《易图明辨》说：“今观弼所注《易》，各依彖爻立解，间有涉于老庄者，亦千百之一二，未曾以文王、周公、孔子之辞为不足贵而糟粕视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