殡葬文化的改革创新钮则诚一引言台湾的空中大学（广播电视大学）生命事业管理科殡葬管理组，是岛内当前唯一直接以“殡葬”为名的相关专业科系。

此科为大专水平成人教育教学单位，学生通常以三年时间，修满规定的80学分，可获颁专科毕业证书，并取得副学士学位；其后再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可直接报考各研究所硕士班。

台湾的殡葬行业将于2008年步入专业化，由劳工部门主办的“丧礼服务”职类技能检定确定起跑；而内政部门推动的“礼仪师”证照制度，也会在这个基础上开展。

目前为技术士技能检定，规划有280小时的职业训练学、术科课程；而满足礼仪师检核，则要求至少20学分大专以上程度专业课程。

空大殡管组规划开授20学分以上专业课程，恰好符合礼仪师证照所需；既然是大专课程，必然具有一套完整的知识系统，我们乃以新兴的“殡葬学”称之。

殡葬人员修习的专业课程，最基础的即是生死学和殡葬学，空大则将二者整合为入门的“殡葬与生死”一科。

殡葬活动与历史社会及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因此严格说来，该课介绍的实为“华人生死学”与“华人殡葬学”。

殡葬学的知识建构，由笔者在2004年初步提出，现已获得学界基本认同。

在笔者所提出的学科架构中，殡葬学为一新兴独立学科，下有殡葬卫生学、殡葬管理学、殡葬文化学等三门分支学科。

依此三分，还可以有更专门或更专业的细项，例如遗体处理、殡葬设施管理、殡葬伦理等。

空大殡管科的专业课程，大致即根据这个架构来设计与开授。

本论文就殡葬文化学的建构进行反思，可视为对于殡葬学之中文化议题考察的后设论述。

二历史文化与殡葬笔者原本将殡葬文化学细分为历史文化、思想文化和礼仪文化三方面，但是考量到殡葬文化的思想根源，其实包括哲学与宗教两部分，二者不尽同质，最好予以分别讨论；因此本论文乃分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哲学文化及礼俗文化等四部分，而首先要看的便是历史文化。

对于“文化”的概念，中国和西方各自有一番解释：中国讲“人文化成”，亦即“制礼作乐以教化人民”，西方则将文化视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

乍看之下，西方的定义相当广泛，而中国式的理解又充满了儒家色彩；但从现实层面考量，这两种解释都不算离谱。

由于本论文主要是为了推动华人世界的殡葬改革，通过学科建构而讨论文化议题，基于笔者所提倡的“中体外用”立场，可以将上述有关“文化”的中西观点加以整合，用以体现“以汉民族为主的生活方式”。

平心而论，涉及婚丧的生命礼仪，不但具有民族色彩，更反映地域背景。

就台湾的殡葬文化加以考察，汉人的礼仪、闽南的民俗，加上日据的流风，还有近半世纪的经济发展结果，都对眼前文化现象的形成有所影响。

为了正本清源、推陈出新，理当从历史文化谈起。

提起历史，首先注意的便是它的时间性；连后面要讨论的宗教文化、哲学文化和礼俗文化，都不能忽略相应的宗教史、哲学史及礼俗史探究。

尤有甚者，历史考察可当作是检视文化活动的主轴；毕竟生活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点无疑可以呈现文化变迁的深度。

在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概念的双重性也应该有所分判：历史既指文化活动在时空中的流变，也指对此一流变所进行的系统化思考，后者就是史学。

学术界对于“历史”的概念，系分为一阶的“活动变化记录”和二阶的“变化因果解释”两层来探讨。

前者重史料搜集，后者重史观评断。

譬如中国改朝换代，后代治前代历史，一方面详列史料证据，一方面也要臧否时政。

以这种历史二重性来考察华人的殡葬文化，必须把握丰富的史料，以及适当的史观，缺一不可。

中国历史有明确的朝代作为时序的划分，加上古人办丧事长期受到儒家礼法规范的影响，丝毫不得马虎。

问题是时至今日，许多繁文缛节早已显得不合时宜；但这并非指其为错误，而毋宁是显示其不相应。

因此大家实有必要在保存“礼义”的前提下，不断改革“礼仪”。

礼义即是礼仪的意义，它包括儒家的“孝”文化与道教的“鬼”文化；这些属于哲学文化及宗教文化，留待后面再谈，现在先来看不同时代的殡葬制度。

“殡葬”原指出殡与安葬两个不同的治丧阶段，但是如今当相关的法规、机构、单位皆以“殡葬”为名，它也就超越原本所指，而扩充为一个通称。

殡葬制度大致包括墓地制度、丧葬制度、棺椁制度、陵寝制度、丧服制度、冥器制度、殉葬制度，以及居丧制度；除最后一项纯属仪式活动外，其余皆涉及具体实物；且除了殉葬外，各种制度也都流传至今。

现代人去世后，不免要经过殓、殡、葬三个阶段，亦即遗体处理、行礼如仪、入土为安。

人类与动物有所不同，在好的一面是善待遗体，在坏的一面则是残杀同类，由此可见人性的矛盾。

善待遗体的理由之一，是相信身体之外尚有灵魂存在；人死后身体毁坏，灵魂却能够不灭。

正是“灵魂不灭”观点不断被宗教及民俗信仰所强化，华人的殡葬礼俗才演变成现今的多样风貌。

在各种殡葬制度中，墓地制度的历史最悠久。

远在石器时代，人类居住于洞穴内，自然把死去的家属也葬于洞穴。

“葬”的原意为“藏”；就近墓葬，有不愿亡者远离和保护遗体的双重用意。

墓葬后来由家族发展成氏族，由私藏走向公共处置，进而表现出社会阶级的高下之分。

而从墓葬演进到深埋土葬、使用棺椁，以及对统治者的陵寝设计，甚至用人兽殉葬等，都反映出殡葬文化的日益繁复。

至于历来对丧礼服饰的规定、供亡者使用的冥器，还有类似兵马俑等大规模的陪葬物品等，无不体现出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

一个鲜活的例证，就是在湖南长沙出土的马王堆汉代贵妇完整墓葬遗物。

这位名为辛追的女士，是西汉时代地方政权长沙国宰相夫人，去世时享年49岁。

由其所受厚葬的礼遇，可以让人们对2000多年前的殡葬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

历史发展是否存在着一定的规律，在史学界并没有定论。

不过对于历史上各类活动的考察，在鉴往知来上，多少具有启发作用。

华人世界以汉民族为主，汉人自周代进入农业社会，从此与土地结下不解之缘。

人死后“入土为安”的观念至今未灭，以至现在中国大陆即使火化也希望墓葬，因而使得塔葬始终未形成风气。

不过只要是占地的葬法，必然形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窘境。

人类在20世纪虽然发明出足以毁灭所有生命的武器，但也形成永续发展的保护环境理念。

站在21世纪的台湾，当我们反思在地殡葬的历史文化背景时，固然可以明了传统的做其来有由，但也有可能自我超越而走向改革创新的途径。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一方面正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却也能够创造历史。

三宗教文化与殡葬殡葬文化学是殡葬学三大分支之一，本身表现为历史、思想与礼仪三方面的文化传衍。

其中历史文化着眼于纵向的考察，礼仪文化反应横向的操作，而思想文化正是促成纵横交织的动力。

笔者有意把人心的思想视为动力，是想凸显人的主观能动性，借以去芜存菁、推陈出新，以积极推动殡葬改革。

改革的呼声早已出现在台湾的《殡葬管理条例》中，例如第一条就载有“促进殡葬设施符合环保并永续经营；殡葬服务业创新升级，提供优质服务；殡葬行为切合现代需求，兼顾个人尊严及公众利益，以提升国民生活品质”等语，以及第25条规定“埋藏骨灰之墓基及骨灰（骸）存放设施使用年限届满时，应由遗族依规定之骨灰拋洒、植存或其它方式处理”，以显示与历史包袱脱钩的决心。

思想文化的突破创新，理当以此为标杆。

殡葬的思想文化可以再分为宗教文化和哲学文化两个领域来考察；二者的性质虽大异其趣，但是在生死关怀上，仍呈现相辅相成之势。

哲学起源于怀疑，宗教却讲究虔信；不过哲学有可能流于琐碎，宗教也不乏贴近人情。

就台湾的殡葬文化而言，儒家的忠孝伦理加上道教的鬼神信仰，结果纠缠成徒具形式的繁文缛节，与慎终追远的理想相去甚远。

倘若要实现殡葬改革的理想，追随创新发展的脚步，至少必须达成上述法规所指示的环保要求与善后处置；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力行“洁葬”与“节葬”。

将二者结合在一道的葬法，乃是一次性的“环保自然葬”。

具体做为人死后不久即火化，再磨成细粉状骨灰，作彻底拋洒，完全不占地。

如果觉得不舍，可取部分骨灰装在小型容器内，由家人各自携回长期保存，避免使用墓地和塔位。

人们的做法往往取决于想法，想到不见得会做，不做则根本没想到。

现代人最常接触的生命礼仪，不外婚礼与丧礼；其中婚礼多为年轻人谈恋爱修成正果，只要不妨害风化，幽默创新并无不可。

相形之下，丧事主要是为长辈料理后事，未能善尽人意，恐背上“不孝”的罪名，大家只好一切随俗了。

正是这种“随俗”心理，导致不少业者有机可趁，让消费者破财，也在无形中浪费了许多社会资源。

众所周知，台湾的殡葬陋习不胜枚举，许多实为似是而非、积非成是的做法，在民俗信仰的包装下，被有心人士持续保留与不断强化。

如今当局有意通过各种教育管道，希望正本清源、推陈出新，全力推动殡葬改革。

“民俗”乃指民间习俗而言，没有理由不能改革创新。

改革并非激烈地革命，而是渐进地变革。

台湾的殡葬改革，理当从宗教文化出发，在哲学文化上落实。

“宗教”有“立宗设派，教化人民”之意，虽常与“信仰”相提并论，但二者实为两件事。

简言之，宗教属团体活动，信仰为个人抉择。

台湾有信仰自由，宗教亦相当多元；人们可以选择加入制式教团成为信徒，或参与民俗活动成为信众。

通过仪式加入教团称“归依”，由佛教的“皈依”之说扩充而来。

但是根据民俗学者郑志明的考察，台湾人民信仰的最大特色，却是没有归依限制的随缘参拜。

他称之为“合缘共振”，意即个人对信仰的选择与创造；自此形成“含混多义”的民俗信仰，不必受到教团中人定于一尊的身心宰制，可说是十分健康的信仰模式。

殡葬文化不外形式与内涵，历史与礼俗文化着眼于形式，宗教及哲学文化则探讨其内涵。

台湾的殡葬礼仪，主要表现为佛道杂糅的广义道教形式，民间用以办丧事者占六成以上，而采纯佛教做者约占三成，其它宗教型态则有一成左右。

以此观之，殡葬改革应该从占多数的道教习俗着手。

一般人办丧事，若是完全选择用特定宗教仪式来进行，多反映出亡者所归依的特定教团，理当加以尊重。

台湾可以有多方着力改革的对象，可以六成没有特定信仰的社会大众为主。

在郑志明的眼中，这广大群众乃是以“游宗”的方式参与民俗信仰。

这种信仰因而是彻底全民的、世俗的，而与主张神圣的宗教团体不相应，更不相干。

笔者认为，台湾的殡葬改革第一步，要将“宗教信仰”纳入，存而不论，先把关注的用心对焦于“民俗信仰”上。

由于民俗信仰在当局分类中被视为道教系统，因此可以用“游宗”观点，在道教的传统内，对之去芜存菁、推陈出新。

秉持“环保自然葬”的理想，尝试把对“长生不死”的向往，转化为对“精神不朽”的追求；将鬼神崇拜自“死后生命”的安排，提升为“美感境界”的欣赏。

最重要的则是回归道家“反璞归真”的自然途径，一切从简，不事造作。

任何古老文化在根源上皆有巫术的影子，中国也不例外。

大陆学者孔令宏指出，道家原本源于方术，虽然逐渐重道轻术，却为后世道教重新援引方术攀附道家思想保留了余地。

佛教在汉代由印度引入，以其严密的僧伽制度在中土有系统地开展，竟然刺激道教信众也开始建立教团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