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左传》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重点：《左传》的史学价值，泓之战的翻译难点：泓之战的选文翻译解题：一、关于《春秋》从目前确知的情况来看，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当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记载和西周时期的金文记载为标志。
春秋末年孔子整理、编篡的《尚书》中的一部分文章和《诗》中《雅》、《颂》的一部分诗篇，也是较早的历史记载，前者同甲骨文、金文的记载都是殷周时代王侯贵族的档案文书。
后者是西周王室祭祀宴享时的颂诗。
这是中国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纪录。
一般说来，甲骨文记事简略，还不是有意识的历史记载。
金文记事因青铜器物相联系而包含着传世的明确意识，这与甲骨文是有明确区别的。
这些记载，都是当时人际当时事。
一般不涉及到对于过往历史的追述；同时，所记之事多以王侯贵族为对象。
这两点，表明了他们作为官方文书的性质。
孔子所编修的《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
孔子是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因致力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修撰。
《春秋》而在中国史学史和文献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春秋”本各国国史统称，司马迁也把它们称为“史记”。
孔子修《春秋》，当在春秋之末，他在阅读了西周和鲁国文献的基础上，博览备采，撰成此书。
《春秋》以编年纪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历经鲁国十二公，共242年的历史。
大约18000字，大致写出了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史著作，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属辞比事而不乱”。
就是编缀文词、排列史事有一定的规范，全书井然有序。
这说明《春秋》在编撰形式上的优点，二是用词造句讲究，二是善于综合、排比史实。
这样按照时间的顺序把历史事件一一排比出来，使人们可以对长时间的不同地域的历史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春秋》初步创立了中国编年体史书的雏形，在史学发展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春秋》记入死亡，因身份不同，有的书为“崩”，有的书为“卒”，有的书为“薨”。
此为记军事行动，因双方或各方情况不同，而有伐、侵、入、战、国、取、救、执、溃、灭、败等种种书法。
记杀人，因杀与被杀者的地位不同，有的书为“杀”，有的书为“斌弑”。
类似这样一些在“属辞”上严谨有序的区别，其实反映了撰者对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不同认识和评价。
关于《春秋》在撰述上的成就，《左传》作者借“君子曰”给娱乐这样的评价：“《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说它言少意明，意义深远，表达婉转而有顺理成章，直言其事而无迂曲，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这是把它的语言、内容、著述方法、社会作用都讲到了。
司马迁也说《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也是从语言和意义上肯定了它的成就。
孔子修《春秋》的时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代。
按照孟子的说法是“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司马迁也认为，“《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入事挟”。
他们的看法，道出了《春秋》问世的时代特点，《春秋》作为反映春秋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著作，无疑具有特殊的史学价值。
《春秋》对诸国纷繁复杂的历史，进行了爬梳、综合、排比，勾勒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的轮廓。
但是它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事件中的有关人物，一般都没有写出它们的或他们的活动，这对于人们了解历史的事实和把握历史面貌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由后来的《左传》来弥补了。
二、《左传》的作者及成书年代1、《左传》的作者历来有不同说法，大体上是《论语》中孔子提到的左丘明；司马迁所说的作《国语》的左丘；卫左氏人吴起即战国时相魏文侯的吴起。
但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一一予以驳斥，理由如下：《论语》中的左丘明与孔子似乎是同一时代人或者要早于孔子，而《左传》记述到了孔子死后若干年；如果《国语》作者与《左传》同，那么二书至少仍有互补作用或相互参证作用，然而二书风格文笔不同不说，内容上也看不出有互为参考之意义；吴起是著名军事家，讲究形势、谋略，而《左传》不排斥“怪乱力神”内容，其观点不一致。
2、其成书年代当在公羊传、谷梁传之前，即战国之际，上距鲁哀公不远。
有两种传本，一种是孔壁藏书，一种是民间私传本。
《左传》是用先秦文字写就的，属古文经。
三、《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所记上限与《春秋》同，下限到鲁悼公十四年，一共269年的历史，比《春秋》下推了14年。
《左传》是战国时期早期间世的历史著作，关于其作者，相传为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也有人认为是子夏或吴起。
从《左传》的纪年和书法来看，其作者肯定是受到了《春秋》的影响。
据各种资料研究，《左传》似应是完成与战国初期的作品，出自鲁国史宫的手笔，整理者可能是左丘明。
它吸收了以往编年史重视时间观念的长处，但传文内容同所谓《春秋》经文内容并不密切配合，记载的历史也比《春秋》多27年。
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
”是有道理的。
不过，一般认为《左传》是春秋时期编年史，作者相传为鲁国史学家左丘明。
按鲁国十三个君主的顺序编写，自鲁隐公元(公元前722)，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计269年。
1、《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传。
在汉代，解释《春秋》的传有五种，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后两种早亡，流传下来的三种合称《春秋三传》，这三传释经的侧重点不同。
公羊传、谷梁传以释微言大义为主，左氏传则以史事叙述为主。
2、在体例上，《左传》依循《春秋》，以鲁四国君在位的年次为纲，依照周历(有时按鲁历)，按时、月、日用史实说明《春秋》经文上所列举的重要历史事件，属编年体史书。
3、在内容上，《左传》记事终止时间较《春秋》后延27年，并且通过经传相对照看，有的经有传无，有的经无传有。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14年(前454年)，历经鲁国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悼公13个君主。
而《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14年(前481年)，中经12个国君。
《左传》虽然为传释《春秋》而作，但与《春秋》经文并不完全一致，这不但从起止时间上能够看出来，而且具体内容上也是这样，有经有而传无的地方，有经无而传有的地方，有材料就解释，无材料就从略，只要有可靠材料，即便经无，也会记载下来。
4、今本《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省称。
《春秋》《左传》二书，原本单行，晋杜预为二书作注，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为整齐记事，因将《左传》原文分割，按年隶属《春秋》经文之下，先经后传，合为一书，而成今本。
四、《左传》的成就1、《左传》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是保存了大量史料。
全书18万字，材料丰富，有关于当时人民起义、战争、诸侯争霸，制军制改革，著名历史人物事迹的记载以及春秋以前的史料，是研究春秋时期甚至其以前历史的重要史书。
《左传》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民族交往的活跃和民族融和的进程。
它大致记载了华夏族和华夏以外的各族的分布以及分支的情况；记载了这些民族在军事上的冲突，政治上的交往和联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以及广泛的通婚，展现出春秋时期各族2、《左传》在思想观点上，较《春秋》有很大突破。
(1)《左传》一改《春秋》的“正名”、“尊周”主旨，将周王室与诸侯国同等看待。
⊙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
王贰于虢，郑伯怨王”，故“周郑交质”、“周郑交恶”。
⊙僖公二十八年践土之会“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春秋》“天王狩于河阳”)。
⊙昭公三年，叔向、晏婴论齐、晋季世的对话“其(民人)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
”(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较集中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重人事、轻鬼神”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表明殷周以来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天命论观念己开始动摇，作者同那些进步的思想家一样，试图用无神论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
⊙鲁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国国君享神祈福，《左传》记载了史嚚对此事的评论：“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3、《左传》关于战争的观点，给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左传》描写人物细致生动，特别善于写战争。
《左传》写战争不单纯地写军事行动，而是着眼于政治、注重战争的性质，争取与国的援助、战争的政治动员与思想准备，表明作者把战争首先看作是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军事行动问题。
《左传》在历史表达上以写战争、写辞令尤其突出。
如：僖公22年的宋楚泓之战，先写宋襄公两次坐失战机以至造成宋军大败的恶果；接着又写出他为自己的指挥失误而辩解，说什么“君子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愚蠢做法。
把宋襄公的迂腐固执描写的淋漓尽致。
又如僖公28年的城濮之哉，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战役。
作者先写楚晋双方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接着刻意写了晋文公派人稳住草、卫二国，命晋军退避三舍以报所谓的“楚君之惠”。
最后，写战役的本身：晋军以其下军、上军、中军分别与楚军的右师、左师、中军对垒，最后写晋军先击溃楚国的同盟军陈、蔡的军队，然后一举打败了楚军。
作者不仅写出了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而且还写出了多种战术的具体运用，使人有一种历历在目之感。
4、《左传》新创了史论，将各种形式的史论(如“君子曰”、“孔子曰”)组合交织于记事之间，较之《春秋》“书”、“不书”或于一字见褒贬之类，已是大有不同。
5、全书文字生动，在文学上价值也很高。
《左传》内容丰富，篇幅为《春秋》的十倍，字数多达19万字之多。
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过程和人物的活动。
这是《左传》与《春秋》在详略上的差别。
《左传》在编撰上对编年体有很大的发展，有集中记录一件事的本末原委的，有集中写一个人的活动经历的。
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就从郑武公娶妇写起，写出了郑庄公与其母其弟的矛盾的原委始末及事件的历史结局。
而僖公十三年则记录了晋国公子重耳出亡的坎坷经历。
这不仅丰富了编年体史书在记事、记人方面的容量，也有助于弥补事件经过、人物活动被年代割裂的不足，增强了历史表述的艺术性。
《左传》作者重视交待历史事件的原委，注意记录各种历史人物的政治主张，历史见解的宗教观点，《左传》特别重视战争活动的记录，它叙述的不少战役的过程都已成为中国战史的有名战例。
五、《左传》的局限1、较明显地存在多体杂糅。
《左传》基本以编年为主干，但同时兼采人物传记、本末记事、以言述史等手法，且于此类人、事、言的记述中常常缺少时间界标以为限制，致使编年体式受到削弱。
2、评论尚未能完全把握历史文体。
《左传》评论史事，基本上以礼的违合为标准，“礼也”“非礼也”一类论断充斥全篇，还未能通过编年记事，从历史的变化发展和统治的成败得失来立论，读后使人有诵伦理书之嫌，而少观史策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