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教学思考随笔之一Zwm.2010•众所周知，“民主”的诞生归功于智慧无穷的古希腊人。

正是古希腊城邦的雅典人，播洒培育了民主的种子。

雅典民主在纪元前5世纪曾辉煌一时，成为后世向往民主的人们心中的理想和楷模。

•但它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希腊世界的内乱和雅典城邦被异族的征服，这一古代民主的典范也随之昙花一现般地夭折了。

在此过程中，一个人物和一个事件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那就是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之死。

•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写道：公元前594年，雅典的首席执政官梭伦开始施行改革，“为以后建立著名的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三四十年后，经过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梯的进一步改革，“雅典已出现了民主政治”；到了伯里克利时代（公元前461－429年），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最高潮”。

•苏格拉底就是于公元前469年出生在这个民主政治“达到最高潮”的城邦的。

苏格拉底具有朴实的语言和平凡的容貌，生就扁平的鼻子，肥厚的嘴唇，凸出的眼睛，笨拙而矮小的身体和神圣的思想。

•分析哲学的开山、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罗素曾说：“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

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

”•因为要研究苏格拉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由于苏格拉底自己从没有写下任何著作，这个研究的问题也经常被称为“苏格拉底问题”。

我们只能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记载中加以探索，然而他们两人的记载又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对于何者的记载更接近真相一直是争论的话题。

•苏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核心事件，首先归功于他的学生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申辩》。

在这本著作中苏格拉底和《福音书》中的耶稣一样，被化作一种思想符号。

虽然这个思想符号有着很独特的故事性，但给后人留下了尝试理解这个思想符号哲学内涵的丰富空间。

•维基百科认为：如同许多古老的文献，柏拉图留下的文集残缺不全、而且依然存在争议。

他记载的苏格拉底对话录成为后人研究他们思想的主要来源，但许多内容其实记载的是柏拉图自己的看法，而不是苏格拉底的原意。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把自己所有的著作全部写成恩师的言行录,似想以此永远抨击雅典民主的暴行,证明苏格拉底的肉体被消灭后,其灵魂反得永生。

•色诺芬(Xenophon, 约430～354BC)，也从师苏格拉底。

他是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人，他写过许多经济学著作，如《经济论》、《雅典的收入》、《论税收》等。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奴隶主经济理论，详细地记述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事务，为后人研究和了解古希腊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方便。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了说明古希腊的社会分工情况，就大量地引用过色诺芬的著作。

•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对老师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其导师苏格拉底写的一部《回忆苏格拉底》。

他在书中对苏格拉底的学问、道德和石破天惊的口才做了相当逼真的描述。

但因色诺芬不是个哲学家，相对于柏拉图常常借苏格拉底的言论而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言，有人认为他并不能真正记载的苏格拉底思想。

也有人认为，他因为不懂哲学，更能够记载一个真实的苏格拉底。

•除柏拉图和色诺芬为恩师所撰的《自辩词》外,古代产生了许多《苏格拉底自辩词》,以至于撰写苏氏自辩词似乎成为文学的一种样式。

•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们说，大圆好比是他，小圆好比是某个学生，圆的面积代表知识，圆的周长代表与未知领域的接触。

圆的面积越大，相应的周长也越长。

这就表明知识越丰富的人，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就越多。

苏格拉底是以极端的自谦，达到了极端自大的目的。

•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或者说关于苏格拉底之死的研究，古今中外的学人前赴后继，论著数不胜数。

•民主、自由、法律、政治、思想、哲学、公平、正义、伦理、演讲术……与此关联的名词不胜枚举。

•而事实上，今天我们所知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是由柏拉图、色诺芬等弟子们创造出来的。

•一个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的人却能获得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从容赴死给他带来了广泛关注。

和一切真正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家一样，苏格拉底的生活经历本身是更有力的因素。

•苏格拉底之死在西方历史上是一件公认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

他不是死于人们公认是残暴的专制政体下，而是在古希腊号称最珍视人类言论自由、最民主的城邦雅典，由人民按合法的程序，经过民主的投票审判处死的。

苏格拉底之死[法] 雅克·路易斯·达维特（1748-1825）作）•在雅典恢复奴隶主民主制后，苏格拉底被控，以藐视传统宗教、引进新神、败坏青年和反对民主等罪名被判处死刑。

他拒绝了朋友和学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议，饮下毒酒自杀而死。

•“逃监是毁坏国家和法律的行为，如果法庭的判决不生效力、被人随意废弃，那么国家还能存在吗？逃监是蔑视法律的行为，是践踏自己立下的契约，是最下贱的奴才干的勾当。

如果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由于恶人的蓄意。

如果我无耻逃亡，以错还错、以恶报恶，毁伤的不仅是法律，而且是我自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

”•苏格拉底虽宁静死去,但这一事件却给人类背上了沉重的问号,引发了2000多年来众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一个被称为“探索上诉者谜一样的面孔”的永恒话题。

•千百年来，围绕苏格拉底之死进行的类似“雅典民主的缺陷”、“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张力”等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但是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他用自己的死成就了雅典法律的活，也给我们生动地诠释了那句法律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从宪政的视角：如果民主政体是最好的政体，它又为何将这位人类罕见的优秀思想家杀之而后快？处死苏格拉底是民主政体的一个偶然失误，还是其先天固有的局限性？这些问题使得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追问，自然而然地走向对西方近代以来奉为圭臬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追问。

•从哲学与政治的视角：民主的统治并不是智慧的统治，而是多数的统治，而多数并不总是拥有智慧的。

苏格拉底希望由一种深思熟虑的政治智慧来支配国家。

苏格拉底之死，哲学智慧与民主政治的冲突便由此产生了。

•哲学要求反省，而政治往往要紧急地行动，以解决迫切的难题；哲学要求彻底，单纯，而政治往往要妥协、混合；哲学渴望至善、最好，而政治往往满足于不坏就可以了；哲学要求完善，而政治则总是包含缺陷；于是人们意识到“应然法”与“实然法”存在永远无法弥合的差异。

•I.F.斯东在苏格拉底死后大约半个世纪（公元前345年）的一份演讲辞《控蒂马尔克斯》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雅典的一个陪审团）把诡辩家苏格拉底处死……因为有事实证明他是克里底亚斯的先生，而克里底亚斯是推翻民主政体的三十僭主之一。

”•发表这个演讲的人是那个时代的演讲名家埃斯金尼斯。

他援引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作为一个司法应当效法的榜样。

埃斯金尼斯的发言表明，在苏格拉底受审后半个世纪，这个老‘诡辩家’罪有应得仍是一般的看法。

•至中世纪,基督教作家却把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之死相提并论。

•近代启蒙主义者认为苏格拉底是他们的先驱,说他为了捍卫自己信仰和理性而受难。

•黑格尔在他的著作《哲学史讲演录》中则持折衷的观点,他认为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控诉“是有充分根据的”、“并不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对的”,然而又说苏格拉底是一个“英雄”,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I.F.Stone •苏格拉底之死，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话题，不知有多少人曾想探讨其真正原因，美国新闻人I.F.斯通在70高龄退休后之后，穷十年之功，研究大量古希腊文献，著书《苏格拉底的审判》。

•斯通面对2400多年前（公元前399年）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他选择撇开那些浩如烟海却纠缠不休的辩争，而是晚年耗尽心思来梳理了卷帙浩繁的文献，甚至开始学习希腊文，在他死后出版了《苏格拉底之死》一书。

•斯通认为：处死苏格拉底并不是雅典的民主的污点，而是雅典法制的耻辱或悲剧。

雅典的民主使雅典自由的公民免于斯巴达式的专制，但雅典的法治不但没有为私人设定他人不可侵犯的空间，而且直接成为公共权力破坏个人信仰自由的工具和媒介。

这是人类法律史上可悲的一页。

•斯通坚信：“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它的目的是什么，不论它标榜的是什么乌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男男女女没有说出心里话的自由，就不是一个好社会。

”•法律既然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本身就必须谦抑，在公权力以外的范围为私人留下余地。

但是多数人作出的权威性判断不可抑制的要侵入个人生活，甚至有可能是针对单独的个人作出的决定，个人的自由很难保障。

•法律的根基在于普遍的民众，法律不是少数人的游戏而应该是社会全部人的行为尺度，因此法律的确不应该脱离民众而存在，但是法律又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简单规则和约定的直观反映，而是将其抽象化和概括化的准则。

•政治精英的确有把持政治排除民主的可能性，但是对于提炼出来的法律，民众无法把握也必然会歪曲了立法的原意，削弱了法律的公信力。

•在另一个方面看，人数越多，知识越肤浅，能力薄弱的人占的比例就越多，此时，少数人的鼓吹就对大多数人起了决定性作用。

民众大会被施弄骗术的政客所操纵。

•苏格拉底认定，缺乏知识素养的多数公民执政，最终只会因愚昧散漫而堕落成个别野心家、阴谋家手中的工具。

•法律永远也不是人们最高的行动准则，在这样一个人情与关系交融的社会，法律最本质的职能就是协调和妥协，试图在不同的利益中找到平衡点，惟其如此，才能保证社会的平稳前进和发展。

正是因为法律意味着更重利益的协调，其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高调的东西。

•法律和所有的规则一样，都应该给人们一种指导意义，从心理需求来讲，就是给人一种安全感，让人在社会的生存和生活中，感到安全稳定而不至于无所适从。

•法律适用是一项理性的工作，不应该让直接民主的感性情绪冲昏头脑。

当面对舆论的压力时，司法应该如何建构，这是苏格拉底审判由古代希腊带给我们当代法治建设的思考。

•民主与司法的本质与追求是不同的。

•司法的本质是判断，是理性，因此，作为判断主体的法官，被要求具有专门的技艺，即法律的训练。

司法是一门专门的技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成为法官。

既然不能设想一个不懂医术的人作为医生为病人诊病，又怎能设想一个不懂法律的人作为法官为社会诊病？•民主的本质是人民主权，对民主最简单的理解即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在民主的视野中，人人应当是平等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所指出的：“实际上，民主的正义观念指的是数量上的平等，而不是基于个人能力的平等；这种观念一旦占了上风，那么，多数必然成为主宰。

不管多数的决定最终如何，它都意味着正义。

因为他们会说，对每一个公民来说，那是平等的。

”•民主的这种平等追求，如果应用于司法领域，结果必将是多数的决定代替法律和理性的判断，对公正的追求演变为对平等的追求，公正将不复存在，只要人人平等就实现了司法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