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的监督机制公司组织机构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固有组成部分，良好的内部内部组织机构是保障公司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前提。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为在股东大会下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其中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权利机构，董事会为公司的经营决策及业务执行机构，监事会为公司业务活动的监督机构。
我国现行公司制度的主要缺陷之一就是监督机制虚化、监督资源匮乏。
对监督机制的完善既要考虑对现有监督制度的合理设计和有效整合，又要适当拓宽监督的渠道，并协调好不同监督手段之间的关系。
现代股份公司中的股东大会不再是公司的万能机关，但股东大会在公司中所处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去支配、监督公司经营的大原则仍然维系着公司法的基本结构。
股东大会不但仍然对公司组织、结构变更等重要事项有意思决定权，而且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确定、利益分配、董事和监事的任免等有决定权。
监事会监察权的合理有效行使，是制衡董事权力、确保公司合法经营，保护股东投资权益和公司债权人的重要措施。
独立董事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司运作模式，对改善我国的董事会构成，完善我国的公司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提高董事会的决策水平，维护中小股东和社会公共利益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独立董事制度的确立，改变了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人员构成，并使公司董事会的利益结构发生了变化，从而可以弥补公司董事完全由作为股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投资机构等进行推荐或委派的缺陷和不足。
公司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公司形态下，为实现公司效益、股东利益、公司的社会责任的最优化实现，按特定程序设计的、具有可行性的公司权力监督模式。
一、强化公司内部监督的必要性在早期的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时期，由于企业规模较小，所有者一般直接经营控制企业，收益、风险、责任集于一身。
因而也就无所谓内部权力的分化制衡问题。
而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的出现，则使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
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而出现的股份公司，其规模十分庞大。
而庞大的规模又导致所需巨额资本非单个的或少数投资者所能满足，必须通过集聚的方式向社会募集。
这样，公司的投资人（股东）相应增多，由投资人直接经营控制企业就变得几乎不再可能，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把公司委托给品质高尚、经验丰富、能力超群的企业家们去经营管理。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股东与公司的生产过程、资本运作过程相脱离，并不拥有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却实际控制了公司的运作，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
从而也使对经营管理者的监督成为必要。
不仅如此，在现代公司中，公司的职权是由众多的公司机关共同分享的。
公司内部分权的目的在于实现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之间相互制衡、相互协调。
这种分权的核心内容是所有权、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
出于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在具体目标具有不一致性，因此经营者不会象经营自己所有的企业那样尽一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而是经常怠于履行自己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
资本所有者由于权利的高度分散性和不愿支付因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和和实施监督行为所必须支付的高昂成本，也会产生“搭便车”心理，即谁也不愿去支付监督成本而行使监督权。
代理人（经营者）在公司经营行为中可能会主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可能会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侵害委托人利益从而导致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
在公司股权非常分散的情况下，客观上存在着由少数控股大股东和公司实际经营者对公司行为进行实际操纵和控股的可能性。
二、公司内部监督的内容公司内部监督的内容也就是监督主体进行监督的事务范围。
这些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经营者的选定。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市场经济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一项复杂的，高度技术性、专业性的工作，要实现“两权分离”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公司能不能选贤任能。
因此，对经营者优胜劣汰是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首要课题。
不过在这里，法律所能做的工作极其有限。
我国公司法，虽有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但无非都是关于董事的年龄、国籍、股东身份的规定以及那些明显不适合担任董事的人的禁入规定，而对董事的职业技能要求则少有表示。
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由于公司的规模、技术水平、业务范围等情况千差万别，对经营者的要求自然也相差迥异。
再加之董事会是一个集体决策机关，不同的成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其职业技能要求也就不同。
经理及高层雇员虽然专业性比较强，但也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通才，他们究竟应具备哪些技能很难清楚地表述。
因此，法律对如此复杂的标准很难作出具体规定。
另一方面，公司作为一个自治体，意思自治是其活动的基本原则，只要经营者的选任确实是诸股东合意结果，在不危害社会利益的情况下，法律自然不必干预。
而是规定由股东大会选任董事，董事会聘任经理及高层管理人员。
但是，上述理念在当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现代公司的经营管理，特别是向社会募股的大公司的经营管理，不仅涉及到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而且涉及到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利益，它不仅仅是某个公司的问题，也是公众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采用准入制度，禁止不符合条件的经营者进入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者范围之内。
（二）经营管理者的职务行为规范。
基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现代股份公司不得不把更多的驾驭运作公司的权力交给经营层。
董事经理们既然接受了公司的职位，意味着他们接受股东的信任，承诺自己能够且决心利用自己的技能为公司谋取利益，因此经营者们与公司之间存在着一种基于彼此信任的法律关系。
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董事的忠实义务：“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私利。
”又进一步要求经营者不得接受贿赂或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不得擅自处理公司财产，不得擅自泄露公司秘密。
[1]比较我国以前的企业立法对此类问题的笼统规定，《公司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缺乏操作性，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主体既然公司内部监督是基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维护公司和所有者的根本利益而产生，那么所有权就是监督权的基础，拥有所有权或代表所有权的机构或人员才拥有监督权。
具体而言，依据我国公司内部权力架构，它们一般是股东大会、股东个体或专事监察职能的机构。
公司内部监督的效果不仅决定于这些主体是否明确，更依赖于这些主体运转状况如何。
（一）股东大会的监督。
公司作为营利性社团法人，其全部财产均来自股东的出资，在股东的共同出资构筑了公司资本的同时，作为出资者权益的必然要求，出资者的共同意志便成了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意思机关和权力机关的立法源泉。
公司治理所涉及的权利中，股东权是第一位的权利范畴，股东权的保护是其首当其冲的，因为权利当事人才是自己利益的最忠实捍卫者，股东自己当然对公司监督不能置之度外，必然要以一定的形式参与监督，防止其代理人或被委托人滥用权力，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或置公司于侵权人地位。
股东大会的监督权主要是通过以下形式来实现的：（1）股东大会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实现监督。
如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对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减、债券发行、股东出资的外部转让和公司组织的变更等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
为真正实现公司内部的有效监督，激发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监督的积极性，合理制约大股东相对于中小股东优越地位在构建股东大会的监督机制时显得尤为重要。
（2）通过人事任免权实现对公司的监督。
公司监督权是基于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状态下代理或委托而出现的，根据国内外立法，公司的董事长及董事须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提名选举产生，然实践中，多数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长不是通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提名并选举产生，而是以少数大股东委派产生，这很难顾全全体股东的权益。
因此，为实现公司的公平和效益价值，赋予中小股东人事任免的表决权是至关重要的，严格科学的用人机制、有效地运用人事任免权是事前监督、预防公司腐败的重要措施。
（3）通过审批权实现对董事会及董事和监事及监事会监督；董事会和监事会行使公司权利的直接表现形式是其所作报告，及公司年度财务的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
（4）以召集股东大会形式实现监督；赋予股东对股东大会的自行召集权，可以监督董事会为规避股东大会监督而滥用股东大会专属召集权。
（5）以股东代表诉讼的形式进行监督。
(二)现代股份公司中的股东大会不再是公司的万能机关，但股东大会在公司中所处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
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去支配、监督公司经营的大原则仍然维系着公司法的基本结构。
股东大会不但仍然对公司组织、结构变更等重要事项有意思决定权，而且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确定、利益分配、董事和监事的任免等有决定权。
为强化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对公司经营的监督作用，完善股东大会的作用，可做以下改进：（1）引进国外先进制度。
例如股东提案权制度。
美国的提案权制度就规定的比较完善，前后修改了十四次之多，规定极为详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我国的《公司法》也同样提出了股东提案权，如《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经营提出建议。
但规定过于简单抽象，没有细化，可操作性差。
（2）扩大股东召集权人的范围。
要实现股东大会对公司整体运作有效的监督，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股东会的召集。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会提议召开或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时，董事会应在两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这说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会一般由董事会负责召集。
这样召集权人的范围过窄，不利于发挥股东大会的制衡作用。
[3]建议降低对股东持股比例的要求，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小股东的利益。
（3）撤消股东大会决议。
股东大会决议以多数表决为原则。
从各国公司法的规定看，所谓多数表决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公司股份的多数；二是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多数。
[4]我国《公司法》规定多数表决是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多数通过。
根据该原则，股东所具有的表决力与其所持有的股份成正比。
少数股东就会滥用此原则而侵害小股东的利益。
为此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积极的解决方法。
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在会议召集程序、决议方法几决议内容等方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5]但此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股东的资格也没做任何限制，没有详细规定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不能切实保护小股东的权益。
（三）监督权力按监督的过程可区分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权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公司内部监督机制运作的效果取决于它对经营者行为过程的监控，有效的监督应该是贯穿全过程的。
一个经营行为可以划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对经营行为事前监控的实际作用在于减少事中、事后监督的盲目性以及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