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数为《河图》，十数是《洛书》——河图洛书研究之三袁立一、谁是《河图》，谁是《洛书》《河图》与《洛书》其实并不很难辨别。
根据宋代以前的文献，我们至少可以有不下十项理由确定九数图为《河图》，十数图为《洛书》。
首先，我们看《周易》怎么说的：《易系辞上》：“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这个数据包括地数十，显然它记述的是十数图。
《易经?系辞上》实际已经告诉了我们十数图的排列方式，即“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把这句话更清晰的表达就是《青囊经》的“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途”。
用白点表示天数，用黑点表示地数，十数图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都知道文王画出的是后天八卦，《周易》就是文王根据后天八卦撰写的经文，那么《周易系辞》记载的必是后天八卦来源的《洛书》数据。
即十数图为《洛书》。
其次，我们再从传承上核实一下。
宋代明确坚持《河图》为九数图者和坚持十数图为《河图》者各有一部分人，我们为叙述方便把他们分别称为九数派和十数派，在辩明谁是《河图》谁是《洛书》之前，我们暂称其一为九数图，另一为十数图。
从宋代九数《河图》派和十数《河图》派的传承审查，有传承者当为正确的，没有传承者自然就是比附无知的乱说。
宋代朱震的《汉上易解》记载：“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
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
”北宋邵雍之子邵伯温在《易学辨惑》记述：“陈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尧夫）；以象学授种放，放授庐江许坚，坚授范谔昌；此一枝传于南方也。
”两者经整理就是：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穆修-周敦颐-程颢、程颐；陈抟-种放（-李溉）-许坚-范谔昌（-刘牧）。
无论邵伯温的《易学辨惑》或朱震的《汉上易解》中都没有阮逸或蔡元定以及朱熹什么事，没有传承的说法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多数都是错误的。
那么阮逸以及蔡元定、朱熹的《河图》十数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易学自古就有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别，阮逸以及蔡元定、朱熹既然不在象数派传承之内，当然最多就是儒家的义理派传承。
义理派正是被传出《河图》与《洛书》的麻衣陈抟师徒在《正义心法》和《正义心法注》里批评的“周孔孤行”的继承者。
所谓“周孔孤行”就是只知读诵《易》的周孔经文而不通过卦爻推演探求易理真髓的儒家门徒，这些人关于象数问题的解释是根本不可取信的。
因此，九数图为《河图》，十数图为《洛书》。
其三，看看谁更容易推出五行，五行就是洪范九畴的主要内容。
谁更明显的含有五行，则它必然是《洛书》。
秦代黄石公的《青囊经》对十数图的记述是：“一六共宗，二七同道，三八为朋，四九为友，五十同途，阖辟奇耦，五兆生成，流行终始，八体洪布，子母分施。
”所谓子母者，这里是作生数和成数来讲的。
《青囊经》对九数图的记述是：“中五立极，临制四方，背一面九，三七居旁，二八四六，纵横纪纲”。
《青囊经》有关九数图根本没有提到五和十，而对十数图明确提到“五兆生成”“子母分施”。
五兆生成就是五行生成，子母分施就是生数成数。
十数图再次被确认为《洛书》。
其四，天圆地方，天数图为《河图》，地数图为《洛书》，我们再看看谁由天数组成，谁由地数组成。
《易系辞上》明确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地数五”“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
即天数有：一，三，五，七，九；地数有：二，四，六，八，十。
小数即单数为天数，且天数没有十，故九数图即天数图为《河图》，十数图即地数图为《洛书》。
朱熹等人把十数图作为《河图》，显然是依据天数必然大于地数的逻辑，这恰恰说明十数派是自以为是的、没有传承的。
其五，看看九数图还是十数图中哪个是圆图哪个是方图，方图为《洛书》，圆图为《河图》。
我们都知道方形为四边形，两图除中央的五及十之外，十数图八个数字分列八方，九数图则两数一组分为四组。
那么是四边形更像方形呢还是八边形更像方形呢？显然是四个一组的十数图为方形图，八数分列八方更像圆形，故十数图为《洛书》，九数图为《河图》。
其六，再看看，谁符合“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相射”（据《帛书周易》）的记载。
九数图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肩四二，足八六”。
先天八卦与数字的对应关系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后天八卦与数字的对应关系是“帝出乎震（一），齐乎巽（二），相见乎离（三），致役乎坤（四），说言乎兑（五），战乎乾（六），劳乎坎(七)，成言乎艮(八)”。
先天八卦讲究对峙，什么是对峙？我们能否从《河图》与《洛书》的数字看出对峙？显然是可能的可以的：九数图除中央的五以外两两一组，其和无论加中央之五与否，都是一个常数，即：戴九履一，上下之和为十，左三右七，左右之和为十；而双肩四二和两足八六我们同样可以分为两足，就是八二为十，四六为十。
——这就是对峙的数字含义。
而从十数图是不容易看出这种数字对峙的。
因此，九数图就是讲究对峙的《河图》。
其七，后天八卦讲究循环，九数图在同一方向没有重复，而十数图在同一方向有两个数字，且五组数字的关系分别是“共宗、同道、为朋、为友、同途”，这五个特点正应该是数字显示的循环特征。
故十数图必为《洛书》。
其八，再看看谁符合十数图，两两一组的十数图只有四组数字，也就是它应该描述的是类似韩国国旗的四主卦，即只描述了四个主要方向的正卦，现在只有两种选择：其一是乾坤配日月，即先天八卦；其二是日月配震兑，即后天八卦。
十数图还有一种表述，即北方，一六共宗，为水；南方，二七同道，为火。
水火在八卦中都各只有一卦即坎和离，即十数图描述的必是后天八卦的次序，故十数图为《洛书》。
其九，我们再看看有明确传承者邵雍怎么说的。
邵雍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四》中说：“圆者星也，历纪之数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画州并土之法其仿于此乎？盖圆者，《河图》之数。
方者，《洛书》之文。
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范》也。
”有传承与没有传承是完全不同的，邵雍明确指出《河图》与《洛书》是历法的肇始。
十数图除五十居中外，将八组数字明显列为四组，显然是方图，方图就是《洛书》，九数图当然就是《河图》。
其十，再看看，九数图和十数图哪张图符合“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相射”（据帛书周易）的描述。
九数图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肩四二，足八六”。
先天八卦与数字的对应关系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天地定位，天即乾，地即坤，乾一坤八，乾坤定位，其和为九；山即艮，泽即兑，艮七兑二，山泽通气，其和为九；雷即震，风即巽，震四巽五，雷风相搏，其和为九；水即坎，火即离，坎六离三，水火相射，其和为九。
九数图与先天八卦完全吻合。
故九数图为《河图》。
十一，僧道不打诳语，麻衣道者和陈抟大师师徒二人均为得道世外隐士，多次拒绝几任皇帝的征召聘任，根本没有必要伪造《河图》和《洛书》来赚取尘世虚名。
十二，据多种信史典籍记载，先有《河图》后有《洛书》。
五行概念源出《河图》与《洛书》，具体说，五行隐于《河图》而显于《洛书》。
隐于《河图》是指《河图》中的五行不明显，《河图》九数只有中间有个五，其余八数人为分为四组相减才能得到四组等差为五的数值，加中间的五，恰为五行；但是，这些毕竟不够明显。
而《洛书》的十组数字分为东南西北中五组，各组数字之差都等于五，五组等差为五的数字恰为五行。
《洛书》十数的两两等差为五是人类头脑中诞生五行明确观念的开始。
《洛书》的标准五行显然是在《河图》的不规范五行之后出现的，就是说，十数图必出现在九数之后，因此九数是《河图》，十数为《洛书》。
二、千古河洛之辩并非始于宋代，汉、隋都已经有错误对应者所谓的千古河洛之辩并非宋代开始，这一争论至少在隋代已经开始了。
首先我们看看宋代以前的古代典籍中都有哪些记载讨论了《河图》与《洛书》。
西汉孔安国在《尚书正义?顾命》和《尚书正义?洪范》中分别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序。
”孔安国关于《河图》与《洛书》的这些说法表明，《河图》与《洛书》开始被分别称谓。
但是，由于孔安国是儒生，并无《河图》与《洛书》真髓的传承，所以这些文字既有对的一部分，即对《河图》的描述，也有猜测和附会的一部分，即如果洛水所出的龟背上为九数图。
因为，无论龟背或马背《河图》与《洛书》都曾经出现过。
因此，孔安国认为九数图就是洪范九畴是没有数理根据的乱说。
隋代萧吉继承或自己演绎了九数图就是《洛书》或《洪范九畴》的错误观点。
在《五行大义?第五论九宫数》萧吉专门讨论了洪范九畴与《河图》与《洛书》的对应方位：“尚书洪范云:初一曰五行,位在北方,阳气之始,万物将萌；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谦虚就德,朝谒嘉庆；次三曰,农用八政,位在东方,耕种百谷,麻枲蚕桑；次四曰,协用五纪,位在东南方,日月星辰,云雨并兴；次五曰,建用皇极,位在中宫,百官立表,政化公卿；次六曰,乂用三德,位在西北,抑伏强暴,断制狱讼；次七曰,明用稽疑,位在西方,决定吉凶,分别所疑；次八曰,念用庶征,位在东北,肃敬德方,狂僭乱行；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位在南方,万物盈实,阴气宣布,时成岁德,阴阳和调,五行不忒。
故黄帝九宫经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宫,总御得失。
”《黄帝九宫经》是比《五行大义》更早的古籍，已佚，但据这里的表述，它里面记载的图形就是与《黄帝内经?灵枢?九宫八风》中的附图，这也说明黄帝诸经多数都是一致的，多数都是真经，黄老之学确实在老庄之学之前。
但是，萧吉在《五行大义》中虽然七次提到《河图》，在这里却没有指出这个排列是《河图》还是《洛书》，说明在隋代多数人仍然不分《河图》与《洛书》或者《河图》与《洛书》都简称《河图》。
而萧吉在《五行大义?第五论九宫数》中论述的对应关系，实为生硬的比附，同样没有任何数理根据。
不过这也再次证实《河图》与《洛书》是密切相关且可以互相逆向推演的两种事物。
萧吉在《五行大义》里的议论说明，直到隋代人们都明确知道《河图》与《洛书》不是什么未知的事物，它们就是宋代的那两张星图历法。
只是一般没有传承的人分不清哪是《河图》哪是《洛书》罢了。
由于萧吉没有明确说洪范对应的是九数《河图》还是十数《洛书》，而五行根据《河图》或《洛书》都可以推演出来，所以不能说他的议论就是完全错误的。
萧吉的讨论虽然有其价值，但是，孔安国、萧吉等的错误或模糊讨论显然给几经战乱后的宋代的千古河洛之争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