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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哲学根源

哲学有两种精神: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中世纪1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和宗教统治,神学是第一学科,人们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学习圣经和祈祷上,把钱花在建教堂上。

当时的欧洲教堂遍布,上面的这座是著名的科隆大教堂,高157米,建了600年。

这也看出在当时那种生产力条件下,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都投进宗教,直接导致科学文化难产,人性自由解放被压制。

正是由于千年的厚积薄发,文艺复兴以后出现了3个代表科学精神人物,牛顿、伽利略、培根。

对他们的理论加以深化、学习、拓展就有了现在的科学技术和各种各样的设备工具,我们潜入最深的海底,可以遨游太空,可以截断大江,可以建几百米的高楼。

于是人们固执的以为大自然已经是他们的奴隶。

几乎与此同时也出现了3个代表人文精神的人物尼采、康德、笛卡尔。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

”康德说人的精神是绝对的价值,尼采强调心外无物,人们只需尊从于自己的思想。

被宗教捆绑了1000多年的人们,他们以前只能信上帝,只能禁欲望。

通过这些哲理,他们找到了情感的渠道,释放了自己的同时也解放了科学,科学的牛顿们又反过来强化了人的力量,人的价值,人是中心。

于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烟雾挡住了阳光,森林被连根拔起,一只欧洲的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却让全世界掀起了飓风。

接着冰山融化了,海洋变大了,诺亚就算驾驶着泰坦尼克来又能拯救多少人呢!
人们这时候想到,或许我们错了,我们不是自然的主人,我们只不过是自然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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