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的思想体系| [<<] [>>]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LOuis de Secondat,1689～1755)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之一,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主要奠基人。

他生于法国南部波尔多市一个富有的贵族法官家庭,1716年继承伯父孟德斯鸠的男爵封号,并获得了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

他一面担任公职,一面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他的兴趣非常广泛,研究过物理学、植物学、解剖学,特别是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和伦理学。

十年后辞去公职,游历欧洲各国,考察各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风土民情,体察新的时代精神和资产阶级的要求。

1728年被推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此后,他再次出国考察,特别是对英国的连续三年的考察,使他较快地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理论思想体系,奠定了他的思想的基础。

1731年后,他定居波尔多庄园,潜心从事科学研究和著述,完成了《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两部重要著作。

《论法的精神》被伏尔泰称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成为当时最进步、影响最大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著作。

1755年病逝于巴黎。

孟德斯鸠的主要著作有:《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等。

(一)自然神论和法的精神同伏尔泰一样,孟德斯鸠在世界观上也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承认上帝的存在,承认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世界的始因。

但是,他又认为世界是由运动着的物质形成的,是受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支配的。

上帝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律,不能干涉自然的事物,甚至他本身也要受物质的自然规律的制约。

他说:“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的运动形成的,并且是没有智能的东西,但是它却永恒地生存着。

所以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规律。

如果人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之外再想象出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么这个另外的世界也必有固定不易的规律,否则就不免于毁灭。

”在这里,孟德斯鸠强调了自然对上帝的独立性,用自然神论克服了笛卡尔的二元论,推进了培尔的怀疑论。

孟德斯鸠坚持自然神论,不是简单地为了摆脱宗教,而是试图进一步探求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规律”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就是“法”。

他给规律或法下的定义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是“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此之间的关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序言中说:“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之中,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

”这就是说,人不能靠幻想生活,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跟着规律走。

人类理性的伟大就在于能认识法的关系,找到支配人类的规律。

孟德斯鸠提出不仅要有神为法、教会法,还要有国际法、政治法、民法、道德法、家法以及各种特殊法。

而所有这些法的基础都是自然法。

自然法是人类处于自然状态时就接受下来的,是根源于人类生命的本质的。

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自然法是人类社会建立以前就存在着的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理性的规律。

孟德斯鸠坚信,有一个根本理性存在着,自然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的体现,其他的法都是对理性的特殊应用,法在它作为法律支配着人类时,就是人类的理性。

而这个国家的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应该只是把这种人类理性适用于个别的情况。

因此,法律便应该适合于人民和人民的生活方式,应该与一定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相联系,应该与国家的自然状态、自然条件相适应,与该国居民的宗教、性情、人口、风俗相适应。

所有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

从孟德斯鸠的思想来看,法的精神的核心要求和基础就是理性,理性的法则是各种法的基础和事物的根本原因。

个别情况都要服从一般理性法则,并且是从它引申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的统治是自然的,理性的统治甚至是强制的。

人们反抗理性,但这正是它的胜利,过一些时候,人们就会被迫回到它的怀抱”。

这就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

正是从这种信念出发,他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特别是天主教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二)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的批判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是孟德斯鸠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孟德斯鸠揭露了封建专制的本质特征。

他指出,封建专制就是独裁和恐怖。

他说:“在专制的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的服从,君主的意志一旦发出,便应确实发生效力。

”君主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所以在专制国家里,不需要任何法律,即使有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封建专制制度导致了种种不合理性。

孟德斯鸠指出,专制制度是产生暴君的土壤,也是孕育官僚阶层的温床。

在专制制度下,法律仅仅是君主一时的意志,官吏们自然无法遵从一个他们所不知道的意志,于是这些官吏只好像君主一样,遵从自己的意志了。

这样,大大小小的官吏也都成了大大小小的暴君,有多少官吏就有多少法律,从而人民只能落得个悲惨的命运,成为这个专制制度下的奴隶,而奴隶的命运就像牲畜一样。

专制君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使封建专制得以延续,就必然实行愚民教育。

这种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降低人们的心志,培植“奴隶性”。

这种教育从某些方面来说等于零。

它先剥夺人们的一切,然后把恐怖和一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置于人们的精神里,“从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

因此在专制制度下,真理受压制,科学遭窒息,谁敢直言说真话,就会有性命之忧。

于是思想家们只好出卖真理,因为他们没有追求真理的自由。

孟德斯鸠还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社会下僧侣和贵族的种种特权,反对社会不平等。

他主张按照理性的要求改造社会,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国家。

孟德斯鸠对宗教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天主教的,但也不时抨击一般宗教。

他贬斥上帝“无能”、“不完善”,揭露《圣经》的自相矛盾,违反科学事实,指责教皇惯于颠倒黑白,指恶为善,控诉教廷制裁是打着“为上帝”的旗号残害无辜,对人民施行恐怖。

他坚决要求科学摆脱宗教的束缚,使科学从神学的统治下独立、解放出来。

但是,孟德斯鸠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的批判都是有保留的。

他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却拥护开明君主制;反对天主教,并不一般地否定宗教。

这是他的思想不彻底的表现。

(三)三权分立学说孟德斯鸠对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了比较考察。

他是从自由概念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的。

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许可的事的权力。

”在他看来,自由这个概念不能滥用,不能把自由理解为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自由必须受法律约束,也受法律保护。

公民只有严格遵守法律,才能获得自由。

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下才能实现这种自由呢?孟德斯鸠认为只有通过君主立宪制,实行三权分立,才可以使人民的自由得到保障。

他将国家政体分为三种,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和确定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他认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赞扬共和政体,但他认为在这种政体下,同一个机关,既是法律的执行者,又享有立法的全部权力,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这就有可能使这个机关成为“蹂躏全国”的工具,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从事物的本性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但共和政体还缺少这方面的功能,因此共和政体不是理想的政体。

在他看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才是最合法的、最合适的政体,因为它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使权力相互制约,防止了暴君和专制的可能,人民的自由得到了保证。

三权分立理论是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理论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孟德斯鸠认为国家权力可以分为三种,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三权分立最重要的是三种权力具有各自不同的独立的职能,分别由不同的机关或个人掌握。

立法权应“由人民集体享有”,司法权由专门机关法院行使,君主享有行政权。

他认为这三种权力彼此分立又相互制约,公民的政治自由就能得到保障,把其中任何两权合并都意味着滥用权力,公民的政治自由就必然受到侵犯。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学说,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发展的重大成果,在当时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掌握政治权力的时代要求。

而且也为建立资产阶级新的统治秩序提供了较为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国家管理形式,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在实践中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四)杜会历史观孟德斯鸠从法的精神出发,探讨了社会存在及其发展的规律。

在这方面他表现出博大的历史眼光和现实精神。

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规律。

不仅物质世界有它们的规律,高于人类的“智灵们”有它们的规律,兽类有它们的规律,人类也有他们的规律。

孟德斯鸠把世界看做一个有规律的过程。

这个规律不是外力强加给世界的,而是世界本身的理性和必然性关系的表现,是世界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

孟德斯鸠进一步区分了两种规律:“物理世界”的规律和“智能世界”的规律,亦即自然规律和人类生活的规律。

由于智能世界中的个别存在物受到本性的限制,受到各种情欲的支配,不仅倾向于独立行动,而且常常偏离规律而犯错误。

因此,对人类这个有局限性的智能存在物来说,必须有法加以规劝。

孟德斯鸠认为,人类社会的“法”是人类社会本身固有的规律。

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这时人们接受的是自然法。

这种自然法是从人的生命本性派生出来的。

自然法有四条:第一是和平,第二是寻找食物,第三是人们之间自然的爱慕情感,第四是对过社会生活的愿望。

由于自然法起支配作用,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是平等的。

进入社会状态以后情形就变了,每个人都开始感到自己有了力量,并力图使这个社会的主要利益归自己享受。

这样,平等关系终止了,人们之间处在一个战争状态,于是有必要制定法律,这样就产生了区别于自然法的人为法。

其中处理民族与民族关系的叫国际法,处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的叫政治法,处理一切公民之间关系的叫公民法。

法律所处理的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是法的精神或民族精神,这是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孟德斯鸠还是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他特别强调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论法的精神》中,他指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法律和国家的政体,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比如热带民族由于炎热的气候而心神萎靡,缺乏自信心,像老头子一样怯懦、懒惰,他们往往沦为奴隶;寒带民族精力充沛,自信心强,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富有朝气,他们往往能维护独立和自由。

亚洲由于有较大的平原,所以形成了专制主义的大帝国,欧洲由于天然区域划分成了不大不小的国家,所以有民主自由。

显然,孟德斯鸠在这里片面夸大了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它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它作为社会一种外部因素,只能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

孟德斯鸠试图通过对社会内部诸因素的解剖,发现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无疑是社会历史观发展上的一个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