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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何谓“卡夫卡式”的……

【课外阅读】何谓“卡夫卡式”的……有人评价毕加索“是一个故意的扭曲者”,卡夫卡说:“我不这么认为。

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记录下来。

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

”这一评语也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卡夫卡自己的文学艺术特征和价值。

卡夫卡的作品和毕加索的画有着同样的审美功能、超前指涉和现实意义。

他的名字已演变成一个形容词假如卡夫卡知道他的作品在他的身后会产生那么巨大的影响,围绕他的作品会有那样众多的不同见解,他会怎么想呢有人奉他为荒诞派文学的始祖,有人予他以现实主义作家的桂冠;有人批评他是虚无主义者,有人尊他为圣人先知;有人认为他的作品直指人类生存的基态;有人从他作品中探索出许多意义,但也有人提出可解与不可解的质疑。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曾经禁止他的作品出版,然而他的作品仍以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现。

在所有关于作品内容上、意义上的争执背后,有一点是为读者和研究者、评论者公认的,那就是作品的高超的艺术性和美学上的震撼力。

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是卡夫卡的世纪,从文学意义上看可以这么说,因为时至今日,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无论哪一种流派,在他之后的作家,有许许多多的人受到他的作品的影响。

从现实意义上看,人们更有理由这么说,因为“卡夫卡笔下的官场和世界结构反映了二十世纪的社会秩序”(埃姆利希文,载《论卡夫卡》,356页)。

人们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了二十世纪人所置身的境地的真实。

他的名字已演变成一个形容词,Kafkaesque成为日常用语而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中。

在各种语言中Kafkaesque这个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

英语中,它被毫无分别地应用到任何一件不可理解、不可思议、十分隐晦的事件上。

法语中多半指工作方式非理性化、没有透明度、令人感到压抑的官僚作风和政治体系,特别是后一种意义,现在是越来越流行了。

意大利语中指明它的同义词为“忧虑、疲惫、痛苦、不安”,特别指时代的恐惧感。

在北欧,这个词的意思包罗万象,与美国、德国的使用状况相似。

在东方的日本,这个字读成Kafkaesuku,表示当前社会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和作风,一般用以说明难以明白、错综复杂且非理性的事件。

Kafkaesque在中文中尚未流传开来,这不但是因为中文难以像日文那样直接将音搬过来,更因为中国对卡夫卡作品的接受比较晚。

现在在报刊杂志中偶尔见到“卡夫卡式”一词,但一般读者可能并不大知道它的意义。

总的说来,Kafkaesque除了文学意义上理解为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外,一般的理解是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的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神秘的境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是出自那样庞大复杂的机制,它又是那样的随意,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寓形,人受到它的压迫却又求告无门。

貌似悖理荒诞实则真实可信卡夫卡作品的最突出的特征是貌似悖理荒诞,实则真实可信,并且空位极多,读者发挥作用的余地极大。

他以最平淡、最不引人注意的语气和态度叙述与习惯逻辑、与常理相悖的事件和境况,就像那是最平常的事。

他叙述的事件和境况叫读者感到不可思议,而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却毫不惊讶。

不可思议的事时常出现在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环境和心态中,悖理的事发生得那么正常合理,它和真实交织在一起。

种种生存的困惑、恐惧、焦虑,生存的不确定和无把握,在作品中处处可见。

人物想通过婚姻和工作建立一种稳定的生活,而尝试却总是失败的。

人变成动物或动物变成人,都是为了与自我斗争,为了摆脱困境,寻找一种出路,寻找另外的生活方式。

一年到头奔波于途的旅行推销员格雷戈尔·萨姆沙早晨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一只甲虫。

他在床上困难地翻动身体,心里焦急,害怕赶不上火车耽误了工作,这工作是他赖以养家糊口、奉养父母、培养妹妹的。

他以虫的形体用人的思想感情想着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想着他已无法继续承担这责任了。

他的家人以及雇主却不再将他当人看,家人将他当做妨害家庭安定生活的大甲虫。

变形是格雷戈尔的出路,是他在潜意识中为了不再担负家庭重担而做出的反应。

然而这一出路导致了他的死亡。

他的亲人对他的死无动于衷,反而如释重负(《变形记》)。

小说中那些曲折阴暗的走廊、龌龊的房间、墙的四周和地板上堆满文件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不停地响着的电话声、终日忙碌而无人知晓他们在忙些什么的官员、衣着邋遢毫无庄严可言的法官、法院门里一个比一个凶的守门人,一一令人联想起代表法和权的官僚机构。

个人陷入其中的情况就像那个原本在公园散步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陷入到荆棘丛中的人。

听到他的呼救声而赶来的公园管理人告诉他,要救他出来先得找来工人披荆斩棘,而找工人来则必须先得到公园园长的许可。

尽管他的眼镜已掉,他的身上到处被划破刺伤,天已渐黑,他心中焦急万分,人家却叫他耐心等待,而他除了等待也别无他法(《荆棘丛》,载于《乡间婚礼筹备》)。

这种凶兆重重,而陷于其中的人无法找到出路,周围世界不给他确定的答复的状态,就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所处的状态。

他以各种手段、各种体裁来表述这种焦虑无助、孤独无靠、受制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力量的状态。

据学者亚诺赫的记录,他曾和卡夫卡一起参观一个法国国家画展,当亚诺赫说到毕加索是一个故意的扭曲者时,卡夫卡说:“我不这么认为。

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记录下来。

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

”这一评语也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卡夫卡自己的文学艺术特征和价值。

卡夫卡的作品和毕加索的画有着同样的审美功能、超前指涉和现实意义。

不管卡夫卡作品文本中的空位有多么多、不确定性有多么强,不管他的作品有多么难解、寓意有多么深邃、包罗面有多么广,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品与自己切身经历有关的那一部分的意义。

只要看看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现状,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将自己的处境投射到卡夫卡的作品上,并据此去解释和理解作品。

从严格的文学的立场来看,这种以现实认同文学作品的理解方式即使不算错误也可称之为片面,正是这种片面的理解使得Kafkaesque这个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即使承认联系实际是对作品的肤浅理解或误解,真正的艺术品本身却并不会因为被误解而失去其艺术价值。

卡夫卡的作品已被各种理论解释得快要失去本来面目了,而它至今仍保持着它特有的光彩。

或许,恰恰是种种“误解”使作品本身发出如此光彩,它像钻石一样,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在闪光。

中国对卡夫卡的研究已经开始卡夫卡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作家。

然而他的作品在被接受过程中并不总是顺利和正面的。

卡夫卡生前只发表了少量作品,只在少数行家中享有声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知名度有所提高,而开始形成研究卡夫卡的气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精神与物质两匮乏,神的死亡带给人的是精神的空虚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卡夫卡同时代人在他的作品中便自然地读出了寻求精神家园的寓意。

宗教意义上的阐释应运而生,认为他作品中的人物追求的是最终的家、神的仁慈。

1933年纳粹当权之后,欧洲的卡夫卡研究逐渐停顿,当奥地利也纳粹化之后,卡夫卡的作品便在所有纳粹统治地区被禁止了。

随着德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大批流亡海外,卡夫卡的作品被介绍到海外。

英、美、法的读者开始认识到这位作家的重要性,掀起了研究的热潮。

为躲避纳粹的镇压和残酷的战争而被迫颠簸逃亡、流离失所的人,这时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了恐惧感、危机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因而自然而然地赋予卡夫卡的作品以现实意义。

中国人对卡夫卡的接受,台湾要比大陆早二十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们之中的白先勇、陈若曦、李欧梵、欧阳子现在都是知名作家或文学研究者),当时就介绍了卡夫卡。

那时卡夫卡是随着萨特、加缪和存在主义一起进入台湾的,热过几年之后,也就逐渐趋于平淡。

中国大陆把卡夫卡介绍给普通读者比台湾整整晚了二十年,不过后来居上,近年来做了不少工作。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卡夫卡的许多主要作品都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而英译本与原文有一些出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叶廷芳先生着手编的《论卡夫卡》一书得于1988年出版,“它汇集了七十年来国外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代表性论文”(《论卡夫卡》前言),的确给中国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近年来报刊杂志的文章中越来越常见到卡夫卡的名字,多半是在提及西方现代文学名家时提到他。

还有作家写了读后感和所受的影响,例如宗璞便提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的令她大吃一惊的另一个世界,使她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

她得到了“一种抽象的或者是原则性的影响”(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1)。

余华也谈到卡夫卡的小说使他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使他得以从原先的写作法则中解脱出来(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2)。

可能也有有意识模仿卡夫卡的作家,譬如蒋子丹想试写的一种荒诞小说是“所有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作家》,1994.8)。

卡夫卡在中国要广为流传并且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除了要有整个社会浓厚的文化气息为基础外,恐怕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第一,作品本身的困难会使读者最初不是被吸引就是不知其所以然而束之高阁,读者必须有耐心,才会越看越有兴趣。

第二,作品对读者的要求比较严格,它要求读者不能有成见,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理论或意识形态为框架去套用到作品中去;由于作品的特性,人们常常易于被诱导去这么做。

读者应该能自由思考,有能力自由思考,不被某种教条束缚住思想和行为。

第三,它又要求读者必须是勇敢的,他们应该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真理。

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真实、社会真实以及个人内心的真实,而这种种真实常常不是振奋人心的,反而是充满问题甚至带着Kafkaesque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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