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进与结构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际交流频繁密切、国家间往来互动加强的趋势下，海洋已不仅仅是世界沿海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地与资源空间，更是架起国际睦邻合作与推动大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桥梁。

2003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2013年，习近平主席战略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和倡议，再次将海洋的战略地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构想为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及海洋事务管理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创新海洋科技、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发展海洋双边国际关系等战略目标。

然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虽然不直接创造经济效益，却是构建一带一路战略，实现海洋强国梦想的重要保障。

一个真正的海洋强国，需能够以良好的海洋环境推进蓝色经济的发展，能够以海洋生态的维护实现海洋资源的有序开发利用，能够以海洋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共处规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矛盾，此方能称之为真正的海洋强国。

海洋本是国土资源的组成部分，其公共物品属性毋庸置疑。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事务当属政府固有的职责范围，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与管理活动。

海洋环境保护政策具有公共政策的全部属性，属于重要的部门政策之一，是海洋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对海洋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最主要手段和工具。

1979年国家开始重视环保工作以来，中央相关管理部门共出台了161项与海洋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政策文件，各项政策经过多年实践检验与优化修订，形成了当前的海洋保护政策体系，并拥有相对完整独立的政策结构与框架。

以公共政策内容分析法对海洋环境保护政策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总结出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政策发展脉络及政策演变逻辑，以可视化的图景深度透视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厘清政策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以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政策制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找出海洋环境政策决策体制的内部结构，并能清晰描绘出多元政策主体间的关系网络图谱，分析其社会网络结构，有利于政策体系的优化完善、政策决策体制的改良与决策机制的创新。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评价
为了分享更多的海洋利益，维护本国的海洋权益，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确立、实施符合本国利益和要求的海洋政策，十分重视海洋发展基本政策和战略规划的制定。

如作为世界海洋强国的美国分别在1945年、1969年、2000年和2004年制定了《杜鲁门公告》、斯特拉特顿报告、《2000海洋法令》和《21世纪海洋蓝图》，这些政策包含了对海洋环境问题的总体概括，治理海洋环境的整体目标和具体措施等内容，成为美国治理海洋环境的出发点和行动纲领[1]。

同样，我国在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出台之后，相继出台了保护海洋环境的多种政策法规，至今已经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性的政策体系[2]。

海洋政策对海洋环境保护的作用无可替代，对海洋环境政策的研究符合现实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然而，当前我国学者对海洋环境政策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陈，多数研究浅尝辄止。

虽然对海洋环境政策的研究仅为起步阶段，不过既有研究打开了对海洋环境政策分析的大门，也初步呈现了政策研究范式的雏形及研究路径。

当前对海洋环境政策屈指可数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的关注。

第一，对有效的海洋环境政策供给及政策选择模式的探讨。

海洋环境政策能否对海洋环境管理发挥积极作用，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所提供的海洋环境政策是否是有效的。

有效的海洋环境政策应能够突出海洋环境特征，具备适时性、多样性的政策供给方式，能够有效地规范政府行为[3]。

同时，有效的政策也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结构及政策选择模式。

海洋环境治理主体的复杂性和海洋环境治理客体的特殊性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二者特点的互补与搭配形成了多种海洋环境政策的选择模式，不同的政策制定模式必然产出不同的政策结果[4]。

第二，对
海洋环境政策工具选择、运用及如何完善的研究。

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视角，政策工具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不同政策问题的解决需要匹配不同的政策工具类型。

针对目前我国海洋管理中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存在的问题，王琪、丛冬雨提出应构建政府间的协调机制督促政策执行，转变企业环保动机，提高公众海洋环保意识等建议[5]。

公共政策本身就是国家治理的最主要手段和工具，海洋环境政策作为政府治理海洋环境的工具，由于海洋环境属性与公共属性存在冲突，所以当前的海洋环境政策体系不够完善，存在着局限性，需要引入更多的治理工具来弥补海洋环境政策工具的不足[6]。

第三，对海洋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具体政策进行专项研究。

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海洋生态是实现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必须不断完善我国海洋生态安全政策体系[7]；海洋倾倒政策是从陆地源头对海洋环境的保护，涉及陆地和海洋多部门的政策协调与整合，复杂性较高，存在问题也较多[8]；国家出台海洋生态补偿政策对强制性的海洋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9]。

第四，中西方沿海国家海洋环境政策执行的比较研究。

澳大利亚和日本同中国一样为主要沿海国家，海洋利益与海洋环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依托。

经研究发现，在陆源污染物控制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政策执行效果较之我国更为理想，其原因是在政策执行主体、手段和监督方式上的独特性，他们政策执行的成功之处和重要经验值得我国借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