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律思想的共通之处
中西法律思想存在许多的共通之处，不管是两者的历史渊源还是思想价值体系，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我此次论述将着眼于中西法律思想形成和完善的过程，看这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都是怎样共同受到宗教的作用的。

说到中西法律思想的共通之处，宗教因素影响是不可或缺的。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法律思想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宗教思想观念的影响，但这影响结果又各不相同。

所以我将从中国和西方不同时期宗教对法律思想的影响展开阐述，通过举例来说明我的观点。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政教分离的特点,宗教在人民生活中也不如西方社会受到重视，所以宗教对法律的影响看似是不明显的。

但实际上宗教与传统法律却有着深层的联系：中国法律原初形态与宗教不分,法律运行中神灵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而汉代提的出“则天立法”，使宗教成为历代政治中法律权威性和神圣性的合理来源；随着宗教的世俗发展，善恶报应的宗教信仰成为传统法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早期法律的形成与发展,法律与宗教紧密结合,主要通过“神意裁判”表现出来，即为鬼神定罪的审判方式。

在发生难以解决的是非争执又无力通过人的行为来查明事实真相时,人们便祷求于神,以图通过神的意志来辨明是非。

夏以前就有獬豸断案的传说，獬豸作为一种神兽,是宗教初级的一种图腾崇拜,人们相信它代表着公平与公正。

后来中国治狱官吏的法冠、法袍上都绣有獬豸图案,即表明人们对执法公正的期望。

春秋战国以来,法家提倡强权政治与控制,法律被视作统治者实行压迫的工具。

汉初基于对秦亡的反思,统治者选择了从“天”那里获得法律神圣性、权威性来源,“则天立法”成为论证国家公权力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有效途径。

董仲舒综合了阴阳五行家、道家和儒家等观点,从天人感应的角度系统地阐释了“则天立法”的内容，“天”不仅是宇宙世界的主宰神和缔造神,也是社会正义的创造神和仁义道德的化身。

则天立法无疑是权力的宗教表达形式，其所象征的天人关系表明,天是人类行为的仲裁者、赏罚者。

随着佛道二教在唐宋以后的世俗化日渐深入,“善恶报应”的宗教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成为国人普遍信仰,对中国人道德、法律生活发生深刻的影响。

人们都相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知晓人间的一切善恶、掌管着世间的正义与公平,在人类自身不能对善行与恶行进行相应的惩罚与奖赏时,神就担负起了赏善惩恶的功能以恢复人间的正义。

因果报应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人们的心理，成为促进社会稳定的一道心理防线,弥补了法律正义上的许多不足。

而在西方传统社会，宗教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

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触及规范层面、制度层面，更渗透到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

基督教为西方法律体系注入了神圣的信仰，同时多元的法律体系又为人们提供了法权的有力保障。

宗教和法律相辅相成，共同维系和推动司法体系的健全、发展。

在西方社会早期阶段，公权力通常借助神的力量作为支撑，君主为了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往往把其统治的渊源归结于上帝和众神。

宗教与法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二者都对社会行为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

宗教仪式往往渗透在立法和司
法活动之中，祭司在司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国王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高的法官，其职责和权力也被认为是宙斯赐予的。

基督教中有爱神，爱是宗教中一条神圣的戒律。

西方法律主张的程序正义，程序先于权利，人人平等观就是起源于宗教中的博爱。

相同的案件应做出相同的判决，不能因人而异，这并非只是正义原则、同时也是爱的原则；不平等待人就不是爱，法官如果徇私枉法，不仅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更要受到宗教道德的谴责，他在上帝的末日审判时是难脱其咎的。

在作为基督教各派普遍信仰基础的《圣经》中，“立约”之举随处可见，不仅人与人之间立约，上帝与人之间也立约；立约的内容则从人与万物的生死祸福、到人间统治者的确立、直至婚姻的确立与日常的买卖借贷，无所不含。

而西方社会不仅仅是重视立约，更强调履约。

无论是普通民众、国家君王、还是上帝本身，均须接受契约的约束、严格按照契约办事，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这种重立约、重守约的契约精神构成了中世纪以后西方社会契约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它对于西方法治观念的确立、发展和完善都有着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中西方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宗教的影响，而宗教思想观念对今天的司法实践仍有着不少借鉴作用。